摘 要：《十二楼》中婚恋小说集中反映了李渔的婚姻爱情观，既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精神，更体现出个体的自我意识和情感解放，表露出比较进步的思想观念。在创作方面跳出了同时代才子佳人小说的窠臼，有一定新意。但囿于时代思想局限，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婚恋爱情观； 自我意识； 才子佳人小说； 世俗化
李渔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大家，其小说创作也别具特色。《十二楼》是其小说的代表作，全书集小说十二篇，篇幅长度很灵活，多则六回(如《拂云楼》)，少则一回(如《夺锦楼》)，作者在各篇都用一座楼作为开展故事的重要环节，故取《十二楼》为书名，内容上则互不相关。
《十二楼》涉及社会百态，以反映青年男女婚姻爱情生活的题材居多，主要体现在《合影楼》、《夺锦楼》、《夏宜楼》、《拂云楼》、《十卺楼》、《鹤归楼》、《萃雅楼》这七篇文章中。
亨利·詹姆斯说："一部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的确试图反映人生。"明末清初商品经济逐渐繁荣，商人阶层兴起，金钱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追求物质利益、生活享受，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长期以来在宗法制度下形成的精神禁锢状态，人性开始觉醒，进而渴望人性独立和精神自由。一些进步思想家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婚姻爱情方面提出新观念，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这种思想同时反映在李渔的文学创作中，作品蕴含了强烈的时代气息。首先，李渔通过作品反映了包办婚姻的不合理性，揭露了封建家长畸形的婚姻爱情观念。《夺锦楼》中小江和边氏对待女儿的终身大事，两人各行其是，为花容月貌的女儿乱配婚姻，结果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配给了"奇形怪状"、丑不堪言的四姓男子,这种荒唐的行为、畸形的思想清楚地呈现了包办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性。从表面看，作者始终在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却是极强地展示了它的不合理性。从文章人物的思想言行看出,李渔对封建婚姻制度、伦理制度持批判态度，赞同青年男女自主选择婚姻、追求等真情的行为观念。
再者，作者通过作品传达了批判禁欲主义、情战胜理的立场，反映了明清之际士人、市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合影楼》中管提举为提防女儿玉娟与珍生发生不合礼教之举，在院中建起墙壁，与屠观察互不相涉，在仅能相通的池沼中亦立起石柱。不料，两家儿女在水阁中游玩，认识了彼此的影子，于是，对影传情，隔墙细语，荷叶传书，后在路公的谋划下，几经波折，终结成秦晋之好。明清道学不反对婚姻是建立在婚姻传宗接代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支撑婚姻的爱情、生活情趣是不容考虑的，而作品传达出李渔主张伸张人性的进步思想，充分反映出人的自然欲望不可压抑、人的本性力量不可阻挡。在道学家眼里，"万恶淫为首"，而传宗接代又是人生最正经的事业，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两个无法分割的矛盾体将道学家推向了尴尬境地。李渔借郁子昌等人之口，与道学家大唱反调，"戏耍而有益于正，亵狎而无叛于经者"，将道学视为可笑的银样蜡枪头，表达出对青年男女敢于反抗、追求理想和幸福的行为的肯定。
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逐渐成长，商业活动日益繁荣，市民文化变日益强壮起来，社会文化思潮迈向开放、进步，才子佳人小说和时事小说是这一阶段的文学主体，涌现出数十种才子佳人小说。但多数描写郎才女貌、"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才子佳人小说流于浅薄和庸俗化，历来为评论家所诟病。李渔《十二楼》中的婚恋小说虽与才子佳人小说均以青年男女婚恋故事为情节，但它跳出当时的才子佳人小说窠臼，具有一定新意。
李渔在婚姻爱情情节展开上有所创新，如《夏宜楼》将先进科技工具--望远镜引入作品，给作品增姿添色，青年男女不再仅仅局限于诗文唱和，眉目传情，而是富有现代气息。《十二楼》求新追奇，更多离奇意外之感，脱离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三段论公式化倾向，创新小说描情叙事模式，但这并非是横空飞来之笔，而是在社会真实的前提下，对小说爱情进展手段加以艺术的修饰，形成独特的李渔特色小说。同时，《十二楼》的婚恋小说则不再理想化，"由雅转俗"，更自觉地把握新的审美趋势，更主动的关注现实发展，更积极地贴近市民生活。书中有赞美普通百姓忠贞爱情的篇章，如《合影楼》的珍生、玉娟情志不移，将一片痴心托付给对方；有的是描述同性之爱，如《萃雅楼》金、刘、权三男之间的爱情；也有反映人性本我欲求的，如《夏宜楼》、《拂云楼》中人物重返食色本性，直率浅俗，打出人性、情欲的旗帜，通过世俗化的爱情观、婚姻观使小说创作更加贴近市民生活，更加符合市民的审美需求。
从在结局方面看，《十二楼》的婚恋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有本质的区别。才子佳人小说的结局是及第团圆，及第是通向团圆的途径，而《十二楼》中男主人公或有及第或无及第，并不影响与佳人结成连理。结合在前，及第在后。即使男主人公及第，也只是作为团圆结局的一个点缀。"门当户对"才是美满婚姻的前提在李渔的小说中已不再成立，只要双方情投意合，结合为夫妻就可以称其为美满婚姻。《合影楼》的珍生、玉娟圆满结合后，珍生"联登二榜，入了词林，位到侍讲之职"，作者一笔带过前途无限好的风景，可见，李渔更强调的是二人的结合，情的追求更重于功名的实现，功名的追求是二人美满情感的延伸。还有《夏宜楼》，尽管詹公追求女婿金榜题名、封官加禄，娴娴却视其轻如鸿毛，只在乎心灵相通，詹公的行为愈加反衬出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主婚姻的可贵精神。而这正是明中叶以来，李贽、冯梦龙等人重情反理、倡导个性解放的进步社会思潮在婚姻观上的反映。
傅里叶曾指出，"某一历史的发展，总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女人与男人，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十二楼》受明末清初时代、环境影响和作者自身创作水平限制，不可避免的存在不足之处。首先体现在反抗精神不彻底，未彻底打出人性解放的鲜明旗帜。如《夺锦楼》，作者采取和稀泥的办法解决矛盾，类似"葫芦僧判葫芦案"，却并未指出青年婚姻自由的真正出路在何方。类似缺陷同样存在《夏宜楼》中，作者借助于封建迷信思想来对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得对抗性虚无缥缈 ，反映出作者思想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不满封建礼教对人的感情自由的压制，另一方面，显然又没有足以与礼教抗衡的思想武器，于是陷入了用张扬礼教来反抗礼教的逻辑怪圈。其次，李渔笔下男女之情，才与貌仍起决定作用。男子须有张生旷世之奇才，女子应有莺莺倾城之美貌，两人一见钟情，不能自拔。如《夏宜楼》，若无娴娴美色诱惑，吉人不会动心；若无吉人高深莫测，娴娴不会动心。如《夺锦楼》，刑尊硬将才貌颠倒的婚姻给颠倒过来，使才子成了佳人的良人，佳人成了才子的好逑。才与貌在男女结合中的突出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这充分反映了李渔的文学创作观，男女双方只局限在注重外在之貌，却忽视了内在之德，没有强调德在男女双方定情中的重要性，对充实的内在美的忽视令人遗憾。再次，"滥用"喜剧性结局。虽然李渔主张小说娱乐化、喜剧化、大众化，坚持"一夫不笑是吾忧"的创作宗旨，但是兰桂齐芳的理想结局缺少现实的生存土壤，借"团圆的纱幕"笼罩悲苦的社会现实，违背了生活本身的逻辑，格局过于单一，一般都是写人物的愿望，接着愿望受阻，然后救星出现，结局团圆"，仍旧落入了"陈陈相因的大团圆俗套"。最后，淡化了作品的悲剧意识，"不能引起读者的切实的生活感受"。 才才相聚、美美结合、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兼收的美事、快事，对于身处封建社会底层的人士来说，无疑是艺术化了的白日美梦，现实、理想与制度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了作品的根本性局限。作者敏感地逃避现实生活的悲剧性，男女之间"并无多少爱情的深刻内涵"，流于外在的外貌等肤浅层。男女爱情脱离现实社会基础，缺少现实生活的滋养，吸引对方的往往是个人的容貌之美、才华之美，爱情中并不含有个性的内容，不是独一无二的个人气质、性格、心灵的相互契合，过分地强调"肉欲"，他和她都不是彼此人生中独特的"这一个"。
参考文献：
李渔.十二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第五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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