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原生态的传统民间艺术因无法适应其日益加快发展的速度和变化而面临消亡的困境。场域化理论或许为目前这一现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本文试从民间艺术的依赖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特征入手，探究当代民间艺术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价值观念的审美共识与传播及其在当代文化传播中所承载的精神力量如何转化为现代审美的形态等问题。
关键词：艺术传播；审美共识；民间艺术；现代审美转向
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柳宗悦就提出了“民间艺术”的概念，并认为这是“民众为自身所制造的实用性物品”，并将“民间艺术”与“个人的工艺”、“贵族的工艺”相区分；后来的学者张道一先生则对这一概念的范畴界定加以扩大，他认为柳宗悦先生“民众的工艺”只是民间艺术中的一部分，藉此提出了“中国民间艺术学”这个概念，认为广义上的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的物化形式，它“既包括‘工艺’之艺，‘技艺’之艺，也包括‘艺术’之艺，‘民俗’之艺，”1涵盖了民间戏曲、民间舞蹈、民间工艺等具体形式；从狭义上来说中国的“民间艺术”指的是民间工艺美术的造型艺术。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民间艺术都是基于“实用”考量的“消费”，例如彩灯、虎头鞋、剪纸等等，它不以销售为目的，甚至有时候仅仅是为了“自我满足。”民间艺术品作为民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媒介和产物，它是静态的，以物品的形态呈现；同时它也是动态的，伴随着民众的生产生活的推进而不断变化发展。也正因为这样的动态特征，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在乡村衰退的挑战中，一系列传统文化生态的生存环境变得日益恶劣，民间艺术的没落就是其中突出表现。我们要探寻其没落的原因，并提出应对它没落的途径，应从以下民间艺术的几个特征去谈。
一、当代民间艺术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
（1）依赖性民间艺术依赖于人。民间艺术因实用而诞生，它是一种实体的、有形的而非抽象的民俗存在，而且它与民俗互动结合非常紧密，“我们的吃穿用住行，样样离不开民间工艺。民间工艺在岁时节日、人生仪礼、祭祀供奉等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2但是自从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之后，社会便踏上了扩张城市、游离乡土的道路，民间艺术的使用主体即乡民大量减少，交通通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延伸更是加速了乡民们关于城与乡的选择和判断，离乡和进城成为了当下呼应成势的迁徙流。“乡土美学”没有了“乡土中国”的创作环境，就会间接导致民间艺术的流失。（2）社会性民众作为民间艺术的主体和行为者，悬系着人类的仪式感和社会性情感。例如节日庆典的时候制作面花、面鱼、寿桃等不同装饰图案的面食；“二月二”龙抬头时吹糖人，吹出葫芦、金鸡、美猴王等经典形象；办红白喜事时有民间戏曲和皮影戏等等。在网络技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民众们常常藉由这些民俗活动来获得集体认同和自我的鼓励，也可以说，民间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自我和他者实现心灵互为同一的可能，成为了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重要承载；现今随着生产力和媒介的迅速发展，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出现了疏离，而作为个体的人类独立意识则不断增强，社会群体活动不断减少，民间艺术的存在感也被随之被削弱。例如我国民间艺术中的典型代表传统戏剧，在50年代还存在着367个剧种，但是截至目前已经消亡了100多种，有些甚至没能留下任何影像资料。（3）时代性民间艺术是基于实用性而产生的，它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所呈现的审美特征往往不是特别明显。又由于民间艺术的创造主体多为民间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接受的文化水平较低，但在创作的民间艺术作品中往往又能呈现出稚拙、粗狂的特点。例如在民间艺术色彩的施用上，它不仅遵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民间信仰观念。且在民间画工总结的创作画诀中有“红梅桔子，绿竹生孙，”“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白得净，”“红忌紫，紫怕黄，黄喜绿，绿爱红”等配色经验和色彩哲学的表达，实际上这也都是民间百姓阶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色彩配色“美不美”的审美经验的体现。如今，传统民间艺术在当代以西方文化主流影响下并以审美消费为主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某种背道而驰的情形。民间的审美趣味和现代都市人的审美有时在形式美的时代特征方面显得似乎无法相融。传统的色彩语言和材料造型的美感有时难以受到当代艺术市场的青睐。这也反映出当下中国社会对于本土文化传承和价值观认同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缺失，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价值的二元断裂的局面。此外，民间艺术自古以来就是靠着手艺人的代际传承，随着越来越多传统民间艺术因无人继承而消亡，进而导致了传统文化与观念载体的消亡，对于如何能够融入时代审美进行新的创作从客观的现实情形下难以实现。然而，民间艺术一直以来都是属于民众生活的，它是生产者的艺术。这种自由自在、天然活泼的艺术状态决定了其智性和趣味，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民间艺术能唤起本土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怀旧文化情怀和信仰，他们也由衷希望能以新的现代艺术形式传承下去。尽管从上述对民间艺术的特征分析中似乎显现出的更多的是其发展桎梏，但在当代艺术生态已发生巨大变革。以往其生存和维系社会观念的土壤也逐渐消失，这时候的民间艺术就更为迫切需要实现现代审美趣味的转向，亦即民间艺术的形式美可以逾越其传统的实用功能而向现代情趣化的艺术品方向转化，主动接受现代新技术文化力量的召唤，转型为媒介景观化的民间艺术，嬗变为文化消费品或审美欣赏的对象。
二、民间艺术价值观念的审美共识与当代传播
我们需要对优秀文化的包容，有将文化导向多元的责任和义务，即树立起一种消解个体的审美差异后达成的一种集体的、共同的审美价值观，亦即一种“审美共识”。在审美共识的视阈中，可借鉴“场域化“（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路或者构型）理论3，思考如何将民间艺术中的审美意识、审美心理、审美形式等问题进行“场域化”。把他们放到适洽的时空中去分析和探寻。使中国民间乡土之美为现代本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经验化的文化表达。本雅明也曾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提到，艺术在现代转换后就产生了大量的“复制品。”4而复制品的大规模传播、以交换价值进入市场后，体验代替了经验，同样也能够唤起经验和真理。现代科技发展引发的跨媒介传播，为现代艺术的传承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的模式，开启了艺术审美、生产、传播的新时代。如今在信息交流交错复杂的时代中，视觉性成为当代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共同基础，试图去挖掘生理现象背后的心理感受，并从新的角度对其加以诠释。在市场的号召和引导下，民间艺术从实用功能占据主导到更为注重美的价值，变成“美的艺术”。依靠艺术家们对民间艺术独特的理解借鉴能力以及现代新技术的融入，这一民间的传统文化存在被创造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真正开启了出圈之路。以春节为例，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春节的传统习俗有很多，其中长辈给晚辈压岁钱的习俗从汉代即已出现。当时人们认为孩子容易受到鬼祟的侵害，所以长辈要给晚辈“压岁（祟）钱”，寓意驱邪辟鬼，保佑平安。到了明清时期，压岁钱大多用红绳串着给孩子；民国以后，就改为红纸包百文铜元赏给孩子，后来红纸就慢慢演变成了红包；如今春节的“红包”不再仅仅表达长辈对晚辈的新年祝福，更成为了亲朋好友密切交往和增进感情的关键词。除了更符合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网络红包”，民族利是封（如图1）也成了这几年春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文创开发者对传统红包内容上大胆展示为十二生肖文化、传统故事等，设计形式上与面具、挂件、摆件融合，配色上喜庆而不失格调，颜色上追求”诱目性，“吸收了传统民间艺术中以纯色、补色、对比色运用为主的方法，但又降低了颜色的高纯度，既醒目，又有个性之处。这些新时代的“红包”不仅能更好地实现年轻潮流与传统民俗文化的有效结合，而且也有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再如导演张艺谋在2017年策划了一场新媒体观念演出《对话•寓言2047》。其中一个单元表演《唢呐•泼色》（如图2），将大连瓦房店的非遗项目复州鼓乐班和英国舞蹈团队置于同一舞台，通过新媒介的融合将整个单元的表演表现得淋漓尽致又收放自如，毫无违和感。要知道，大连瓦房店的复州鼓乐班原来常用于红白喜事、庙会庆典等民俗活动，现在却能在新媒体语境下抽象、提取审美符号记忆点，并能为之转化成顺应当代的艺术表达形式，是民间艺术转型的又一成功范例。由此可见，艺术传播正是借助一些传统文化观念、宗教信仰，从而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5
三、民间艺术的在当代文化传播中承载的精神力量
民间艺术通过现代技术的融合和传播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所带来的社会热度也证明了这一转型之路是成功的。转型成功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民间艺术本就是生活化的东西，是“活生生的众生相，”相比于传统精英（文人）主导的审美标准更贴近生产和生活实际，它旨在倡导与当下的社会发生联系。例如，如今市面上的跨媒介艺术作品、文创产品等，都是设计师对原有民间艺术资源的创造性重组，通过易于被接受的现代化设计形式来解决时空错位下的审美矛盾，更好地满足消费者，达到愿望与需求的恰当结合，同时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服务模式也能很好地解决传统文化生态的遗留问题。当民间艺术作为一个个符号化元素被提取应用进作品时，它所表达的文化内涵也升华为民族文化的符号化形象，“国潮风”的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种契合当前文化需求的主动求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2、德国学者杨•阿斯曼认为，“节日的作用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对奠基式的过去的现时化，群体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不是一种日常性的认同，集体的认同含有一种庄严隆重的、超越日常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有’超越生活之大’，超越了寻常、成为典礼、非日常社会交往涉及的对象。这种交往的典礼性已经成为一种固定形态，它继而以回忆的形态凝结成为文本、舞蹈、图像和仪式。”例如我们会在新人结婚的时候赠送有生殖寓意的刺绣、编织物、剪纸，会在新生儿出生时送上有虎头的兜肚，会在给长辈祝寿时送上面馍寿桃、紫砂壶等……现代民间艺术作品尽管已经向审美转型靠近，但本质上它还是实用的艺术，它依旧可以是增进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重要砝码，这种作为礼物形式的赠予具有文化意义和情感内涵，有利于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连接以及一个有序社会的建立。不仅如此，现代民间艺术作品身上还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情怀和民族精神，即使不考虑其文化内涵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商业性，它也必定是实现整个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四、结语
在当代大众文化的自我指认中，从表面上看，民间艺术蕴含了积极向上的民族心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和价值观，始终散发着原始魅力，它远离权力体系，时刻保持着与自然的联系。在当代各种文明的共融博弈中，民间艺术不再是传统时代的主流文化和常规物品，这就使得在文化中它容易被摘出，从而被定义为“前文化，”不得不去努力寻找各种方式来“标示”自己以求得当下文化中心的关注。而民间艺术与各种媒介的融合，并且在艺术与生活中重新建构起联系，这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在当下的语境中，民间艺术的确要保持自身的文化自律，也要适合当代语境的改造，需要与社会大众的解码相吻合。美学的诞生和发展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种产物。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下，可以说审美的非功利性正在努力地抵御着功利性的存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还暗含了一种对现代文明范式的“反动”以及回归乡野的诉求。正因为民间艺术是当代都市文化抽离出来一种有利的落脚之地，可以视为一种颇具召唤力的民间集体记忆。所以观者有需要建构起一个现代民间艺术的审美对话体系。民间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始终映射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中国现代性与本土性的博弈场。如今全球化的推进背景正是撕碎原来经典审美标准的重要契机，而这个过程反过来又推进了民间审美对话体系的重建。除了需要回归民间的审美共识，有歧见的话语也同样重要，给予现代民间艺术正确的价值评价与发展建议，是其在当代语境下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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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霁虹 单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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