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装饰内容的广泛，确系举世罕见，它汲取民族文化的精华，服务于平凡的民间大众。花鸟纹饰在磁州窑民间装饰艺术中比较常见，也是具有自己独特魅力的一种纹饰，据其现有资料统计，此类纹样年代大多集中出现于金代，普遍装饰用于磁州窑的寝具——瓷枕之上，出现的鸟的种类多样，画面多配以梅、竹、牡丹、海棠、芦苇等作为点缀，磁州窑纹饰中的花鸟纹饰大部分看来更像是绘画中的花鸟小品，还有一部分则具有典型的世俗气息。
我们先来讨论前一部分具有典型的绘画特征的花鸟纹饰作品，磁州窑陶工以大胆的创新精神，创造了铁锈花装饰，发展了刻划花技艺，并发明了红绿彩。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突出的成就就表现在创造性地将中国绘画的技法，以图案构成的形式，巧妙而生动地绘制在陶瓷之上。这一部分多运用铁锈花的装饰手法，呈现出白地黑彩的装饰效果，画面主体形式以一鸟和一树枝或花卉组成，鸟类多为常见的麻雀、山雀、灰喜鹊、绶带等为主，而树枝多为竹枝、梅枝、海棠枝三种枝条，花卉有牡丹、海棠等，这一部分作品统一的特点是枝条笔法洗练，鸟的神态生动，或远眺或回首或欲飞或低头寻觅，画者把握鸟的形神到如此俱佳的状态，真令人惊叹其技法的高超，例如一方金代“白地黑绘树鸟纹八角形枕”，其上一枝梅，一鸟蹲于其上，形象上类似冠头啄木鸟，其翅微乍，脚向外蹬，一副气定神闲的神态。如果说静态中的神情比较容易把握的话，那么下一方金代“白地黑绘竹雀纹八角形枕”中的雀鸟则展现的是其蓄势欲飞的一瞬间，画中一竹枝由左下直冲右上，叶分两组下多上少，鸟居其中，鸟形似一只山雀，作者以少见的仰视角度去描绘了这只山雀，难度还是很高的，鸟的双爪紧握竹枝，身体前探，以脚为中心，前重后轻，尾向上翘，微微展开，双翘前端微微鼓起，使人感觉其鸟将即刻飞离眼前一般，如不谈技法，只就其观察仔细而言，便足以让人敬佩古人的智慧了。
如果说上一部分的作品在笔法上与传统绘画当中的花鸟画艺术差别不是很大的话，另一部分花鸟纹饰则更注重强调陶瓷的装饰效果，具有鲜明的世俗气息。它的装饰除了具有中国画的宾主、疏密、争让等规律，同时还具有装饰艺术变化统一等艺术法则，成为一种有条理、有节奏、有韵律的陶瓷装饰艺术。如一方金代“白地黑绘斗鸡蟋蟀图八角形枕”中，作者在画面中画了一只神采奕奕的斗鸡，与一只蟋蟀，虽然画面本身没有太多构图、用笔上的章法，但是其所反映出来的宋金时期市井文化生活内容却是别的纹饰无法达到的。又如金代“白地黑绘芦雁纹腰圆枕”中彰显了作者与众不同的独创精神，画面中一只大雁展翅高飞，口叨一枝芦苇，芦苇神奇的盘成半圆形包围住大雁，画面构图饱满，装饰效果强烈，其题材符合其发掘地点的冶子村的临漳河的环境特征，纹饰本身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特征，这里作者的独创性主要体现于其敢于按照自己看到的景物改变纹饰形象，我们所看到的大雁叨芦图式实际为中国传统纹饰中的“鸟街花”，这种纹饰多为两鸟口中街花相对而立，或展翅飞翔，此类纹饰在唐代，五代时期都有出现，我们常见的凤凰纹饰也常见衔一灵芝，可口街芦苇的纹饰却只在这里见过，作者很巧妙的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融合在了一起。
为何磁州窑在这一时期会出现这种技巧性较强，艺术水平较高的花鸟纹饰作品呢？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其建立在宋代繁荣的花鸟画的基础之上的，众所周知，宋代院体画是一个特别能以花鸟形象来进行艺术表现的时代。院体花鸟画家邓椿《画继》所云：“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这在北宋皇城里发生发展了一个多世纪的绘画种类对磁州窑民间装饰艺术深有作用。这种以聚焦一枝一鸟表达微妙细腻内心情绪之长，迎合了时代审美的需要。宋代是古代花鸟画空前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花鸟画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时的花鸟画为贵族所欣赏，无形中使得社会中其他阶层的文化取向中也偏重花鸟纹饰，宋人在鸟的形象上不仅要求达到精微传神，而且极力从中表现对生活的热情与理想，把花鸟的自然属性与道德品格相联系，这也促进了中低层艺术活动中的画者更敢于突破常规，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作的行为，这一时期在北宋画坛上文人画已形成具有独特艺术标准的体系，画者绘画抒情寄兴，状物言表，不拘于形似笔法，多好水墨写意，多画梅竹以表现高洁品格，在这一时期文人画赋予了梅兰竹菊以道德品格，这也许能解释磁州窑花鸟纹饰中多见梅竹的原因。综上所述磁州窑在装饰艺术上取之于宋代花鸟画的成就，而在具体表现上又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舍了宋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吸取了周密不苟之处，将之改造为生意盎然，淳朴雄健的民间装饰艺术风格，从而迎合了普通民众的欣赏口味。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磁州窑花鸟纹饰深刻的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中强大的世俗文化包融的文人情怀，这是宋金时期中国人文精神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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