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乐器的四种主要类型成型于先秦，日趋完善于汉唐，娴熟于元明。以其发展的时间界限来划分。先秦之商周、汉晋至六朝、唐及五代、元降明清为四大历史时期，诸阶段不同的文化艺术氛围对中国乐器的形成和时代主体形成鲜明的影响并分野涵流，传承国乐风韵。其中，先秦至汉代的国乐器材主要由敲击与吹奏乐器组成。形制丰富，式样迁变，蔚为大观。
一、商周国乐之风：隐然翰博，大音希声
中国敲击乐器萌芽于夏商之际，手西周间成型制。至春秋战国臻于极盛，成为那个时代国家乐器与音乐风格的代表。周代史官所籍。乐器共分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其中半为敲击乐器。相关文学典籍《诗经》所载乐器近30种，以击发音者几蜉二十。显示出这一时代生产力进步与音乐乐器发展的密切关系。显示出铸冶技术的乐器包括铃、钟、铙、铎、镯、镦、镈钟、编钟等。于种种敲击乐器中，目前根据出土文物考证。最成规制和具备完整音乐演奏能力的仅为鼓、编钟和编磬数种。按《周礼·考工记》中关于乐器制作的详细记载，也限于鼓、钟、磐数种。先秦乐器出土的数量和质量，均以此三类最为常见、形制最广。先秦时期作为国乐代表的敲击乐器，尤其是鼓、编钟和编磬，代表着时代音乐成就的大系，展现着商周与先秦音乐精神的真髓。对于击打乐器的需求与泛化使用源自于充仞着宗教与奥秘美学精神的商周与先秦时代文化与国乐精神。卜以巫筮的宗教观念和原始自然的崇拜，以及淳朴的乐器制作材料，导致了商周时代敲击乐器的兴起和泛化，并绵延至于先秦战国时期。于夏生出，兴盛于商周的祭祀对于仪式音乐和舞蹈具有特殊的要求，由于对神灵所持有的祭祀和颂扬的需要，导致了娱乐性质和庄严敬畏性质在先秦国乐中的两重性质之间的融合。音乐之于祭祀所具备的工具性。导致了庄严肃穆风格和谐趣风格的有机融合，而敲击乐器体现出的风格正好满足了上述风格的需要，从而造成国乐乐器的形制变化和逐渐修改乐器的应用特征，体现出若隐若现、翰博深奥的国乐之风。
二、秦汉国乐之风：扬音悠远，箫韶绵延
以乐器的发轫与肇始而论，吹管乐器开始应用的时间与敲击乐器同时。考古结果显示，殷墟墓中发掘出的埙在形制上已经成熟，具有开口六孔的吹奏设计。史料所载周代“八音”中“匏”、“竹”类吹管乐器，即包括篪、篷、箫、竽、笙等。秦代国柞短暂，秦简中载乐以敲击与吹奏兼杂而行。自汉代初年律制谳编后，吹管乐器逐渐取代先秦打击敲奏乐器成为宫廷乐器的主体并逐步传流到民间。先秦乐制中占据主要演奏地位的乐器鼓、钟、磐等作用日益为吹奏乐器所取代和淡化，费工浩秩庞大如编钟者。于秦后之世渐成稀声绝响。乐器主体作用与形制的变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审美观念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得益于这一时期吹管乐器在功能和审美音效、使用作用上的逐步发展完善。孔数的变化、七音的完缮与应用、乐谱随之而发展变化。形成新的音律体系。吹管乐器在汉代的发展最为明显的表征。是横吹竹笛七孔制度的形成和广泛使用。陶制乐器埙也相应的由六孔增加了一孔。汉《说文解字》明确指出：“笛，七孔竹简也。”一管多音乐器的发展，导致了音律的进步的繁化，使之内容更博、体制愈精。虽然先秦与汉代吹奏乐器仅一孔之差，但在音律上至少要增加三个以上，使乐器从五声音阶跨入七声音阶。这一明显而变化，为吹管乐器于汉世成为乐器的代表形制和成为汉乐的主要成份创造了音律的外在条件和有力支持。汉世文化意识与审美观念的变迁是吹奏乐器风靡的时代因素、富有生命力和个人意识的文化心理和持中无为、安定治世的哲学思想的变化，导致了音乐不再神秘和宗教仪式化，而是走向平民、走向生活。汉朝建立初期的国力也不允许再行扩充巨大的编钟等乐器制度，相应具有丰、沛楚声和原始质朴的音乐体制伴随着汉兴而萌生，并最终与汉时代的文化审美与音乐意识贯通融会。久经禁锢而原先潜伏着的生命意识渐渐抬头、滋长。这样的文化与音乐思潮日渐摆脱具有神秘色彩的商周时代宗教气氛，实现了由神界到人间世界的转化，导致了音乐的世俗化和广泛化。自汉以降。魏晋时代的世俗生活和音乐娱乐适时的美感通求，必然要求以箫笛管笙等吹管乐器作为演奏与欣赏的主体，更加和谐而接近人声的和婉之声，韵律悠长的吹奏曲调，能给人以纯真自然而发自肺腑的音乐通感，更能反映与抒发人性与情感，其制与汉代的时代精神与审美要求契合无间，音扬悠然，雅蕴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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