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诗之流”这个概念是班固论及赋体起源时提出的，后人经常引用来阐述诗赋关系。其中又牵出赋体与六义之赋的复杂关系，本文试图探寻汉魏六朝时期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对赋体与六义之赋关系作一点梳理，从中关注此时期文学观念的一些变化。
关键词：赋体；六义之赋；古诗之流
赋，不仅是一种文体，同时还指一种写作手法，即诗六义之一，这两个概念常被杂糅在一起讨论，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关于赋体的起源，班固提出了一种说法，即“古诗之流”，这个概念被后人不断加以发挥，以此对诗和赋之间的关系做不同的阐述。本文试图探寻汉魏六朝时期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对赋体和六义之赋之间纠结的关系作一点梳理，以期从中发现这段时期文学观念上的一些变化。
从现存资料看，《荀子》中有《赋篇》，则在战国末期，“赋”已经作为文体之称。赋体发展到西汉成熟起来，且越来越追求巨丽宏大。随着赋体的发达，对这种体裁起源的讨论也开始出现。关于赋体起源，汉代开始就多有论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认为：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i
班固《两都赋序》又说：
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或以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流亚也。ii
这是最早讨论诗和赋两者关系的材料，《艺文志》源于刘向《别录》。从这两则材料看，他们都把赋认为是诗之遗绪。《艺文志》认为“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贵族大夫地位下降，形成普通的士人，他们失志而作赋，以继承诗“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社会功能。班固看法大致相同，他认为赋“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继承了《诗经》的美刺功能，是“兴废继绝”的文体。汉代是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确立的时期，对政教功能比较注重，因此刘向和班固等人对于赋的论述都从继承诗教功能入手。此时对赋评价的标准也多从这个角度出发，如司马迁对司马相如赋的评价，“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iii。至于诗是如何变为赋体这样一种讲究铺陈的宏大文体的，汉人并未论及，对诗赋在艺术表现上的关系也没有提到，同时，也没将其与六义之赋联系起来。
赋第一次和比、兴、风、雅、颂并列出现，是在《周礼·春官宗伯·大师》：
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iv。
另一个提出六义的文献是《诗大序》：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v。
《毛诗》在西汉为古文经，不为世所重，所以一直到东汉后期，郑玄笺《诗》，以《毛诗》为主，才大行于天下。《周礼》和《毛诗》的情况差不多，自面世之初就被藏之秘府，在汉代长期不被征信，所以当时人并没有注意其中所提的“六诗”。这可能是汉人不曾把赋体和六义之赋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但赋用来说诗并不仅是古文经的传统。赋比兴的说法，汉初习《诗》的经师都使用。今文三家诗虽大多亡佚，然从尚存的部分《韩诗》可以得知，今文学家也采用赋比兴的方法说诗。班固等虽把赋体看作是对诗的继承，却并没有关注经师讲《诗》时的“赋”，也没从这个角度论述其与赋体的关系。
同时，汉代对赋比兴之中的“赋”的解释和看法，也并没有受到这一时期发达的赋体的影响。《周礼·春官宗伯·大师》郑玄注：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vi
虽然提及赋作为诗之一法有铺陈的特点，但主要的关注点还是“政教善恶”，对诗的这种写法在形式上的特征并不很在意。
由此可知，汉代赋体与六义之赋还没有扯上任何关系，这和汉人对文学的看法主要从政教功能出发是分不开的。
到了魏晋时期，汉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蔚为大观，有关讨论也越来越多，其中许多就围绕着“古诗之流”即赋体对诗的继承性展开。左思《三都赋序》说：
盖诗有六艺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vii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第一次把赋体和六义之赋牵合在一起了，把六义中的赋法和赋这种体裁联系起来，而排除了从 “贤人失志之赋作”的角度考虑诗赋关系。从这来看，他对赋诗关系的理解，并不从社会功能角度来考虑，赋是“古诗之流”，只是因为它对六义之赋的继承性，换个角度，也说明他认为六义之赋与赋体在写法上有相似之处。其次，他说“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认为赋应该描写亲目所见的事物。虽然他承认了“先王采焉，以观土风”的社会功用，但这主要是从“观土风”即辨八方之名物的角度来说的，和汉人“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不一样，对赋这种文体的认识，已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汉人。
把赋体与六义之赋联系起来的还有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他说：
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宏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昔之为文者，非茍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没，靡得而详焉。周监二代，文质之体，百世可知。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viii
皇甫谧和左思一样，将赋体与六义之赋联系起来，用以解释“古诗之流”。他从形式上概括了赋的特点，赋是“美丽之文”，它铺叙物理达到“人不能加”的程度，所以“文必极美”、“辞必尽丽”。这是对赋体形式之美的一种肯定与赞赏，汉代虽然在赋的写作上极尽宏丽，但论述赋体之时却很少对其丽辞给予肯定。同时他认为赋体在思想上应“纽之王教，本乎劝戒”，又继承了汉人注重美刺的观点。从这看出，他认为赋该继承诗的“文质之体”，是形式和思想两个方面的“古诗之流”，在意识到赋体形式特征的同时，又试图将社会功用性糅合进来。
此外，论及赋是“古诗之流”，但不及赋体与六义之赋关系的有挚虞《文章流别论》：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ix
挚虞不从六义之赋来着眼论述赋体起源，他对“古诗之流”的解释却并不同于班固。他虽对“丽靡过美”提出了批评而要求有益政教，但政教功能并不是他唯一的着眼点，他认为赋应该继承古诗“发乎情”和“明礼义”的特点，还要“以情义为主”，“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可见他对辞色描写不反对，只是不提倡过度追求描写而已。
南朝最值得注意有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对诗赋关系的阐述：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瞽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x
刘勰同样从六义之赋来寻找赋体的源头，关于诗赋关系也是从六义之赋来切入的。但是与左思、皇甫谧还努力牵合艺术与政教两方面不同，刘勰谈赋体对诗的继承性只从六义之赋这种艺术手法着眼，认为赋体与六义之赋在艺术上有相同的特点。它们都“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作为艺术手法，赋是一种铺列文采、通过描摹物象来表达情志的写法；而对于赋体来说，这正是它的文体特征。所以从根本上说，“诗与赋如树之干与枝也”xi。赋是诗一种写法的发展，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古诗之流”。
从魏晋南北朝关于赋与诗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到当时所论述的“古诗之流”逐渐偏离了班固最先的含义，这是从他们用六义之赋来观察赋体起源开始的。作为《诗经》的一种写作手法的“赋”在汉代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和讨论，淹没在了以美刺来说诗的洪流之中。但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逐渐瓦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从文学本身来观察各种体裁，赋体在政教方面的功能被逐渐淡化，而人们在探寻这种文体起源的时候，开始对它写作形式上表现的特点留意起来。于是 “古诗之流”的这一概念得以继承的同时，其内涵却被悄悄改变，赋体对诗的继承，主要不再是对其社会功能的继承，而是对六义之赋这一写作手法的继承，所以赋体与六义之赋屡屡被放在一起进行讨论。相应的，赋体的艺术特征也影响到了赋作为一种写作手法的具体理解，对于六义之赋，开始从铺陈文采、寓言写志、直书其事等方面来认识。这两者之间纠缠的关系，正是这个文学观念转变期的产物。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第六册，第1755-1756页，中华书局，1962年6月。
[2]郭绍虞、王文生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8月。
[3]司马迁《史记》第十一册，第3073页，中华书局，1982年11月。
[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四册，郑玄《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5]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63页。
[6]郑玄《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7]左思《三都赋序》，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133-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8]皇甫谧《三都赋序》，《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136页。
[9]挚虞《文章流别论》，《魏晋南北朝文论选》，第179-180页。
[10]刘勰着、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诠赋》，第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
[11]詹锳《文心雕龙义证·诠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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