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济慈的《秋颂》是英文诗歌中描写秋天的不朽名篇。诗中虽无明显的政治话语，但其诗行中洋溢的对四季轮转、自然平衡的推崇和赞美正暗示了济慈对民主和公平的渴望和追求。本文从济慈书信入手，结合社会背景和济慈的社会交往活动，以证明济慈对社会事务和政治事件的敏感和关心，并进一步说明济慈的政治表达已经隐形化成为一种人文主义的表达。
关键词：《秋颂》；公平；政治话语；人文主义
济慈（1795-1821）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18岁始学习写诗，21岁才在《观察者》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哦，孤独》，22岁终于出版首部作品集《诗集》。此后四年，年轻的诗人淋漓尽致地挥洒自己的诗才，直至在不满26岁的年纪早亡。这个见于出版业不过短短五、六年的天才诗人所取得的诗歌成就甚至达到了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许多人将其成就归结为对“美”敏感而精致的描写，却忽略了他所赋予“美”的极具人文主义的深刻内涵。美在自然，亦在人心。济慈对自然万物之美的钟爱延伸到他所处的那个不完美的人世时，便转化成了他对自由公平的无穷渴望和追求。这一渴望和追求的突出代表就是诗人1819年秋“皮特鲁惨案”后所写的《秋颂》。
按济慈书信中的记载，《秋颂》写于1819年九月某个周末在温彻斯特小城的田间漫步之后。不忍辜负那样温暖恬静的秋日，济慈写下了这首三节颂歌，只用简洁平实的诗句就写尽了秋景、秋情和秋声。诗中赞颂自然的平衡之美。秋是四季轮换的重要一环，春生夏茂，待到秋获虽然预示冬的败意，却自流淌着另一种美。更何况，有了秋的起承转合，自然会有冬尽春来、生机复发那一日，所以诗人劝我们，“春日的歌”就不要在这样的秋日想起了，用心倾听秋的美妙之音吧。如同济慈其他的大部分诗歌作品，这首颂诗中除了“记景”、“抒情”无一字“论事”。所记之景、所抒之情也似乎对当时的社会时事没什么暗示。然而，理解济慈的人都知道，济慈绝不是一个苍白脆弱的唯美诗人。他的心里时刻饱含对生命的关注和对人世的思考。只不过相对拜伦和雪莱激扬澎湃的革命性宣言，济慈更习惯于含蓄内敛、近似哲理的隐性表达。考察济慈写诗前后的信件及其社会交往活动，联系诗人一贯的政治立场和表达方式，在《秋颂》里诗人盛赞的“自然平衡法则”中我们可以发现济慈对英国下层人民革命的支持和信心，以及他对民主和公平的不懈追求。
就在济慈写下《秋颂》的同一月，即1819年9月17至27日致其二弟乔治及其弟媳的长信中，济慈说起“英国人民现在所做的斗争”，很明显指的正是不久前的“皮特鲁惨案”及其所引发的政治抗议。1819年8月16日，超过八万工人在曼彻斯特的皮特鲁广场集会，要求进行民主改革。集会最后遭到血腥镇压，死亡人数超过四百人。整个英国政治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在这封长信中，济慈的立场十分明确，他支持工人争取“公平、民主”的斗争，并且相信这场斗争终将走向胜利。这样的信心来源于他对欧洲历史的宏观分析：每个文明的国家都要经历逐步启蒙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趋势是越来越好。即使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巨大失败也不能阻止这一趋势，相反，暂时的失败却能为更大一波的胜利积蓄前进的力量。这一充满智性光芒的人文主义辩证历史观和济慈对自然和四季轮转的理解是多么如出一辙啊。这番对政治和历史的宏论虽然出在《秋颂》的写作之后，但是济慈的这一思想绝不可能是一夕之间闪现出来的。更早开始创作的长诗《海披里安》中就明显有这一思想的痕迹。几周前当济慈构思着这首颂诗之时，这一历史观肯定影响了诗人的写作，很难说他对时局的思考没有被糅杂进诗行之间去。
寻找《秋颂》中“皮特鲁惨案”的影子，我们需要深入诗作的字里行间。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词是“密谋”（conspiring）。此词出现在诗的第三行。“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缀满茅屋屋檐下的葡萄藤曼”。此处，“密谋”被用来指秋和太阳两者不动声色的合作，让屋檐下的葡萄藤果实累累，不带一点贬义。虽然在效果上的确令人耳目一新，那种秋日静悄悄的成熟的惊喜被深刻地烙进了读者的心里，但济慈选择这一词的契机却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想。尼古拉斯•诺（Nicholas Roe）就曾在他的《济慈的共和国》（“Keats’s Commonwealth”）一文中指出，“阴谋”（conspiracy）一词在“惨案”发生后就极为频繁地被使用来抗议当时英国权贵和政客们对下层人民的联手镇压。“从全国性报纸，以及翻印在当地的《索尔兹伯里和温彻斯特日报》（Salisbury and Winchester Journal）中的材料中济慈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阴谋说。（201）”诺猜想，是不是正是从这些日常对“惨案”的关注中，济慈对“阴谋”一词有了不可忽视的印象，以至于在斟酌《秋颂》的措辞时不由自主选择了它。当然，诺也承认，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猜想。惟一肯定的是，沸沸扬扬的阴谋说济慈定有所耳闻，关心时事的他定在心里思索过这一说法，“阴谋”一词在那一段时期对他绝对是个毫不费力就能想到的词。不管这一词的意义是否被诗人糅入诗中，至少词的本身是对诗作的创作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影响的。
另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点是“秋”的形象。济慈是希腊神话的热衷者，他的许多诗作都以希腊神话为原型，自己再加以创造性的改造。据他的老师查尔斯•克拉克回忆，还在恩菲尔德学校学习时济慈就读过朗普里埃（Lemprière）的《经典词典》（Bibliotheca Classica, or, A Classical Dictionary）。其中的谷物女神刻瑞斯的形象十分类似济慈后来在某些诗作中所描述的秋神的形象。这位女神主宰谷物和收获，头戴谷穗编就的头环，一手执火炬，一手执罂粟。诺注意到，这一形象和“皮特鲁惨案”集会者们所举的横幅上的形象十分相似，只是女神手中一手执火炬一手执天平。另一巧合出现在济慈密友李•亨特所主办的《观察者》杂志1819年9月5日这一期上。这期的《观察者》收入许多有关“惨案”的内容，同时刊出的还有每月的“自然日历”的栏目。在这个栏目中，亨特描绘了一位黄道十二宫之神“九月”，一手执天平一手执镰刀，司管果实的公平分配。事实上，济慈在《秋颂》中所赋予“秋”的形象不是个女神，而是个闲散慵懒的男子形象。但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诗中无处不在的对自然之平衡、四季之流转的赞美反映了济慈心中对“公平”的推崇。这种推崇和秋的成熟和收获交织在一起，呼应了济慈一贯对“秋”的理解，也正合“惨案”横幅和《观察者》上女神们的精神实质。
由于成长中急需摆脱早期亨特在自己身上的影子，同时也由于诗歌创作上对“消极感受力”的倚重，诗风成熟后的济慈更倾向于“客观”而非“主观”，倾向于“描述”而非“议论”。这就造成济慈诗歌中难见主观色彩强烈的“观点”，致使许多读者和研究者认定济慈没有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该有的对社会事务的热情。但事实并非如此。济慈对生命有着深切的热爱，对社会事务也有敏锐的观察，只是他的表达不再强调自我，而是尝试从整个人类出发，揭示某种普遍的感受，而他对社会和政治的理解也上升为一种人文主义的关怀，隐现于他的诗作中。
参考文献：
济慈曾在1819年9月21日致好友雷诺兹的信中讲到《秋颂》创作的全过程。详见Robert Gittings, John Keats: Selected Le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71.
走向诗歌审美的人文主义——谈济慈诗歌中的社会政治意识与其诗歌美学的高度结合。《外国文学评论》4（2002）：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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