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日两国的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通过文化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发现中日两国行政文化方面的家族观、国民人格精神和权力文化符号存在典型的特质，同质性和异质性相互交融。
关键词：家族观；行政文化；儒家文化；权力符号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一衣带水，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尽管现在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与西方较为接近，但日本文化的内核还是儒家文化。
一、文化的适应性与包容性
中日两国文化的精髓应该是儒家文化，但两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走的却不是相同的道路，各自的行政文化也有差异。
1．中西文化的碰撞
严格地说来，中西文化的碰撞是始于新文化革命时期，“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到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打到孔家店”运动对传统的中国文化破坏巨大，不分好坏地打倒一切，所以造成了“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的割裂。中国也开始拖着长辫子，穿着长衫融入到世界的胸怀。
2．“日本文化的杂种性”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中提出了这种“杂种文化论”，被日本的普通民众广泛的接受。“如果把英法德文化称为纯种文化的典型，那么日本的文化便是杂种文化的典型了。”这里所使用的“杂种”一词并非贬义。尽管儒家文化在深层次上规定了日本的文化内涵，如忠、孝、仁、义等儒家文化精神，然而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几乎全来自西方社会，这种“中西合璧”下的日本范式就显得不那么正统了。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日本发展迅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日本掀起了“脱亚入欧”的呼声。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让日本国民开始反思“西化模式”的可持续问题，日本国民期望一种日本模式的“传统回归”，找到一种真正适合日本本土发展的文化模式，以此建构起日本国民性人格精神的独立体系。
二、文化的生态性变量
古希腊的希波拉底的“体液论”指出，人体四种体液的平衡对个人体格和人格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平衡正是由气候造成的。气候对人格和智力的影响决定着其它的人类事务，例如政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的温和气和可以产生民主政体，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温和的气候更有益于产生理智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民主制国家大多位于温带地区。中日两国气候的多样性，是否也符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假设呢？
1．大陆性的中国行政文化
高原、丘陵、山地、平原和大海，四境之内的天然屏障形成的封闭对中国社会的文化状况和国民人格精神有深远的影响。“中国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央，它的成就是其它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在工业化时代落后了。”“天朝大国”梦下的国民性显得自负、自大、温和，且有些散慢。反映在行政文化中就是组织散乱，组织纪律性较差，人们的聚合是出于各自的利益期望和愿景。组织的存续是通过外部适应性的评价，即“相对利益”和“需要强度的估量”来实现的。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喜欢来自外在变量的约束和规制，而不太愿意依靠自我的力量，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便应运而生。
2．海洋性的日本行政文化
日本属于海洋性的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适宜。这种气候下的日本国民的性格应是温和的，爱美的，彬彬有礼的，柔弱善变的，然而事实上的日本人又是生性好斗的，黩武的，倨傲自尊的，顽梗不化的。日本民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复杂”或“多变”是比较贴切的。多重性人格跟日本的地域生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域的狭窄形成了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好猜疑，缺乏安全感。国土资源的匮乏使得民族为了生存不得不去思考民族的出路，时刻处于危机之中，国民性的危机和生存意识十分强烈，具有强烈的外倾心理。
三、族群文化与人格结构
根据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研究，采用了尼采使用的两种不同的人格精神特质，即“阿波罗型”和“狄俄尼索斯型”。前者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是和谐的和具有节制力的；后者则是一种压抑，偏激精神人格状态。总体上来看，中国民族属于“阿波罗型”，日本则属于“狄俄尼索斯型”，究其原因，通过外在物资文化表征所映射的内在世界观的分析，中国注重情感性依赖，注重人伦。而日本的儒家文化则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赋予了本民族的独特的形式和解释，其具有强烈的人性约束，非严格遵守不行，民族受压抑，众数人格独立性强，偏执狂趋向明显。
1．发散型的中国家族观
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国家管理模式构成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基础，这种众数人格的内在力与一致性态度、价值和知觉范式等复合体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持久的社会组织形态，这种人格结构的特征就是个人过于依赖家族（家庭），人格精神的独立性不强。中国人的自我心理社会稳定状态依赖于在亲属网中获得和保持亲密关系来实现的。所有的人形成一个差序格局，在这种差序格局中寻找到利益帮助是中国人所擅长的，反映在行政文化中就表现为重视家族关系网。
2．聚合型的日本家族观
相较于中国的扩展式家庭，日本人的家族观则小得多。日本人的家族观和心理状态源于师家，其相互关系为援助关系，亲属关系，并使其人格精神建构起竞争，忠诚等核心价值观。日本人对家族和祖先的崇拜不如中国浓烈，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会被迅速淡忘，家族间的联系也十分淡薄。日本人的“孝道”也局限于能直接接触的家庭内部，家族概念的外延很小，另一个特点就是家族人员间也可以看到相当露骨的怨恨。这种家族文化观下的行政文化的特点就是日本人很少依赖家族亲情关系。
3．家族观模式下的地方行政自治
中国国家的治理基础在于家的规制。国家行政组织利用宗族来治理民间社会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策略，在我国古代，秦汉在一县的基层分成若干乡，乡下有里，里下有什伍组织。乡设有三老等“村官”，管教化，一般由年长、德高，有威望之人担任，不是行政职务，以礼教劝民于善，在乡间有着极高的地位。秦汉以下直至明清，这种基层的民间自治组织一直延续了下来，今天我国实施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就是对传统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继承和创新。
纵观日本的行政组织制度，注重“各安其分”的，便不可能产生这种基层民主自治的传统。直至公元十七世纪的德川时代，地方自治的“邻组”才出现，其主要作用在于监视组织内成员。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但单一制体制下注重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香港和澳门地区实行特别行政区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日本在二战以前的地方自治是一种官僚型的、中央集权型的模式，直至1947年4月17日《地方自治法》的制定和实施才确立了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分权的新制度。1995年制定了《地方分权推进法》，富有自主性、民主性，充满活力和个性的地域自治社会才真正建立起来。
四、权力文化符号与认知的趋同
“符号是能指代另一种关系的关系结构，符号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性质，因而它是人类表达情感、想象和价值的重要工具。”摆脱了原先纯物质的束缚，而开始附着特殊的文化意义，它通过对物质化现象的组织加工，分类而上升为人格化的认知模式。在中日两国的行政文化中，尽管各自得权力文化符号有差别，但对权力的亲赖和畏惧的认知具有共通性。
1．“红”与“黄”式权力文化符号
权力是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的核心。如果用一种反物质化的的符号来描述的话，最具代表性的应当是“红色”和“黄色”，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朱门酒肉臭”中的“朱门”就是红色的大门，暗指有权有势之家，所以紫禁城的城墙全是朱红色的，即代表着皇权的威严，甚至古代一些朱砂也是皇帝专用的。“黄色”则更具威严，它是皇帝才可使用的，违者必遭杀刑。在民间，“红色”代表着喜庆和权力，政府机关文件的起头，全都是红色的。这两种颜色下的权力文化作用于行政组织的表现就是好大喜功，畏惧权力而又渴望权力。在行政组织中，因权力的大小而衍生的等级制十分森严，“黑头文件怕红头文件，红头文件怕口头文件”。另外，中国人的权力文化观又是一种物质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济世之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之道只是极少数仕人所追求和坚守的，在现代行政文化中，“名”是大大让位于“利”的。
2．“菊”与“刀”式的权力文化符号
在日本国民心中“天皇”这个词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天皇是日本国民性的象征，是国家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日本国民可以抨击政府，但绝不会批评天皇，对天皇的绝对尽忠是日本国民性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即象征着天皇的地位。其二是武士。日本传统社会分为皇室和贵族（公卿）、士（武士）、农、工、商、贱民六个等级，可见武士的地位是很高的。武士之刀不仅仅是佩饰，更重要的是其特权和身份的标志。武士道精神是人人所敬佩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因此，“刀”即代表着武士道精神。“菊”与“刀”就是日本国民的权力文化符号。
日本传统社会的等级十分森严，但其国民对秩序和等级有着极大地依赖，把不平等作为民族有组织地生存的准则。中国人则希望能一直往上爬，不断地去创造物质财富，所以中国国民性是物质主义的。日本民族的国民性则是反物质主义的，尽管日本的现代化程度非常高，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日本民族是崇尚物质性的东西。日本民族权力文化观中最重要的两点，即“各得其所”的等级制，物质与精神的选择。日本民族认为精神是永存的，是一切，是反物质主义的。这同中国的权力文化观是大相径庭的。
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国在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行政文化是具有相同和不同之处的，这也是生态人类学所持的基本观点，尊重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中日两国的PDI指数是比较接近的，国民对不公平的期望和接受的权力差的平和心态正是集权主义国家典型的行政文化。
参考资料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吕万和 等译．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
[[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 著．郭凡 等译．生态人类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1
[日]青木保 著．杨伟 等译．日本文化论的变迁[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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