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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逻辑学界正在就我国逻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逻辑学要想得到稳定和健康的发展，不应该偏离自己的价值主题，就是说应当把自身投入到当今社会的科学应用领域中去。这里当然不是说逻辑学在我国没有应用，应用没有成果，而是说这种应用的领域还不很广泛，程度还不很深入，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地步。那么如何加速逻辑学理论向实际应用领域的转化呢?理论界又不免有些茫然。近读皮亚杰的着作，觉得他的有关论述对我们走出逻辑学研究的困境颇具启发意义。
众所周知，逻辑学、心理学同许多其他学科一样本属同一宗祖一哲学。在未分家独立之前，它们在哲学这个大家庭里相处和睦，在探索人的思维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配合也很默契：“古典逻辑学相信逻辑学有可能发现思维过程的真正结构，以及在外部世界的基础上的一般结构，正如发现心理的一般规律一样。古典哲学心理学恰好相反，认为逻辑规律和道德规律隐含于每个正常人的心理机能之中。”“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由于实验心理学这门年轻的科学的发展，逻辑因素便被排除出来，智慧都是用感觉、意象、联想以及其它心理机制来解释的。心理学这时为什么普遍地不相信逻辑学了呢?皮亚杰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心理学也会变得离奇怪诞”，失去其科学性。因而许多现代心理学家热衷于以没有任何逻辑成份的理论来阐述智慧。如果有谁用逻辑法则去解析心理事实，就会被斥为“逻辑主义”而招致否定。
几乎就在心理学家试图以自己的科学摆脱逻辑学的同时，“现代逻辑学的建造者，也以同样的理由而与心理学分离。皮亚杰说逻辑代数的发明家布尔以他的大名确信自己已经描述了‘思维规律’，而这是因为他掌握了逻辑代数的本质，在增进逻辑系统的演绎的严格而正确的性质。这位逻辑学家把排除逻辑领域的任何心理因素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如果在逻辑学上有谁求助于心理因素就会被认为犯了‘心理主义’的错误。显然，逻辑学家用“心理主义”这个名词来形容那些缺乏演绎的严格性和不够形式化的逻辑理论，也就是说，正确的逻辑理论不应该有心理的因素。'
逻辑学中这种“反心理主义”的斗争发展到本世纪初，被现代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推到顶点。同布尔一样，胡塞尔也是把心理主义完全逐出逻辑和认识论之外、创立一门纯粹的逻辑当作自己的任夯。但胡塞尔无论是态度的坚决性，还是批判的深刻性都是布尔无法相比的。胡塞尔在其重要着作《逻辑研究》一书中，详尽地剖析了心理主义的主要的论据，对形形色色的心理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胡氏的批判我们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为了回击心理学对逻辑学的“非礼”，以维护逻辑学的尊严而意气用事，因为他就有关逻辑学本质的诸问题都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和辩驳。其中有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是耐人回味的。例如，在批判那种认为逻辑学中所处理的概念、判断、推迤等都是心理现象的偏见时他认为，这只要拿逻辑和数学作一个比较就可以证明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和、积、积分等等也是加、乘、求积分等特定心理活动的结果，但是没有一个人因此认为数学从属于心理学。同理，当我们在逻辑学中谈到观念、概念、判断等时，它们所指的并不是心理活动而是内容，而且是摆脱了各种经验的、偶然的因素的内容。譬如推理形式，它是可能的思想内容的某种普遍的观念法则的关系形式。
尽管胡塞尔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心理主义的，建立起来的逻辑实质上也是一个纯粹先验的唯我主义的纯粹逻辑，就是说他并未真正解决逻辑学本质的问题。但是由他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正如皮亚杰所说的，直到“现在逻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合作还很少，甚至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以致合作更加困难。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在我国逻辑学研究中同样存在着：逻辑学者们经常就“是不是逻辑”的问题展开着激烈的争论。这种“清理门户”的作法，不仅导致了消极保守思想的滋生，妨碍了逻辑学向多方位的拓展，也限制了逻辑科学工具性效用的正常发挥。逻辑学家被禁闭在自己框定的狭小天地里，断绝了与丰富多彩现实生活的一切来往，从事着超凡脱俗的“高尚”事业。
然而，科学发展史表明，理论的科学应用不仅是理论获取生存价值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理论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实践环节。我国的逻辑学研究现状之所以缺乏生气、令人堪忧，究其原因，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就在于“只偏重于纯逻辑的理论研究，而不注意逻辑应用的开发；只一味追求学业上的艰涩与高深，而忽略了逻辑学科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与作用?
那么如何摆脱逻辑学研究的这种困境呢?皮亚杰指出如果我们不希望使逻辑从属于那种不可证实的永恒观念的假设，也不希望把逻辑所制定的‘语言’束之高阁，与能够使用它的人们毫不发生联系，那么，我们就必须认为它也是能与思维运算打交道的。”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说明逻辑学为什么能与思维运算打交道。皮亚杰在自己的许多着作中对此进行了论述。例如，在《逻辑学与心理学》一书中他指出，逻辑学知识应用于心智运算的研究其主要价值不在于把心理学理论列为公式，进而构造成一种类似于逻辑学的公理系统，因为心理学理论相对的不准确性与逻辑学的严格的演绎性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但是逻辑代数可以帮助心理学家具体描述心理的结构，并把实际思维过程的中心结构和运算列为演算式。逻辑代数是抽象代数的分支，它虽然只研究质的结构，但并不因此失掉它的数学性质。
心理学家要重视逻辑代数的质的特征，使它有利于分析作为智力操作过程的基础的实际结构，并有别于智力操作过程行为结果的量的处理。众所周知，智力测验属于量的处理。皮亚杰认为，要揭示智力发展(亦即心智运算)的规律，真正的问题在于发现支配这种行为的实际的运算机制，而不是测量这种行为。而逻辑代数'可以为心理学家在分析心智的运算机制中提供一个对所呈现的结构予以具体描述的精确方法。例如，心理学家证明12岁儿童能够进行四则组合运算(从袋子里随意取出不同颜色的画片2X2,2X3，4X4等），同时也开始命题运算(例如，P〕q，PVq，P&q等）。这两类运算，初看是毫无关系的，但为什么会在儿童的行为中同时出现呢?逻辑代数就能非常明确地指出命题运算建立在组合运算的系统之上，与7?12岁儿童的类的运算与关系的运算的初步结构不同，初步结构不能包括命题运算。所以，皮亚杰说，用逻辑代数分析心智的运算结构就能很容易解析为什么这样不同类型的行为会同时发生。
在探索人的认知发展规律的过程中，皮亚杰把个体由儿童到成人的认知发展的全过程按心智水平的高低划分为四个不同品性的阶段，并用相应的逻辑语言对之加以刻划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逻辑代数为什么能为心理学家的研究提供有效的帮助呢?在《心理学与认识论》一书中皮亚杰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心智运算也是行为或动作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心智运算是一个应当象物理学家分析其研究对象一样来加以研究的事实。另一方面，逻辑是以抽象的形式(类、关系或命题)——这些抽象的形式又是以纯演绎的或公理化的方式来处理的一表达出来的运算，把运算化为符号的形式，以便能把它们从其心理的关系结构中更清晰地分离出来并更紧密地相互结合起来。皮亚杰强调，虽然如此，逻辑事实上还是包含了这些运算，每一个逻辑关系事实上还是对应着一个现实的心智运算。反过来说，一切达到了平衡的心智运算也能以逻辑关系的形式表达出来。即使在类和关系这种完全是质的逻辑领域里，我们也能根据公理化的或逻辑的观点来描述这些有可逆的组成并与自然产生的心理整体相对应的群结构。与始终包含着量的数学的“群”不同，这种结构只包括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包含关系(ACB)，或同义反复关系(A+A=B)，因此，它依赖于一个简单的两分法原则:B=A+A，C=B+B’等等。
不过尽管这些结构远不如“群”那样丰富，但它们还是能以正向形式(A+A’=B;B+B’=C……）或逆向形式((：一8’=已出一8’）进行无穷的组合，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结合性(只受同义反复关系的限制）。这些被描述为“群集”的结构具有几种类型，由此构成了质的分类原则（即动物学或植物学的分类）、质的对应（比较解剖学中的“双栏目表”)、简单不对称关系的序列化(A<B<C……）、族谱关系的序列化，等等。这些结构的存在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基本的逻辑运算群与达到了心理平衡的智力运算系统之间的对应性，而这种心智运算系统在思维的自然发展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据此，皮亚杰明确指出，把逻辑学看作心智运算的公理系统(强调的是思维运算的公理化，而不是心理学本身的公理化），把心理学本身看作与逻辑学相对应的经验科学，并不意味着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或心理学中的“逻辑主义”。这实际上仅仅是表明了一种自然的平行论，这种自然的平行论不仅有助于当代发展心理学，也同样有助于类的逻辑和质的关系逻辑。
如果说逻辑学与心理学当初闹分家求独立，是由于各自都不完善，其目的是要保持自身的纯洁性或曰科学性，那么我们现今强调二者的“合作”，则是由于它们都比较成熟，更主要的是对问题的研究有这种强烈的需要。因为，如皮亚杰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把逻辑看作是与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宇宙的体系相对应，并在本源上是非心理的东西，那么就不能解析心理怎样发现这样的宇宙。原因是我们不能离开心理活动事实来谈对宇宙的体系的认识。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逻辑关系来谈纯粹的经验或“经验的真理”。因为经验离开概念或逻辑的工具是无法被解释的，而只有依靠工具才有可能解析经验。这也就是说只有依靠逻辑，才有可能解析经验心理学。
我们希望逻辑学与心理学“合作”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逻辑的结构和运算是否与我们实际思维相对应的问题，实际思维怎样完成逻辑规律的问题，都有待于我们的研究”?事实上，这些问题直至今天也并不是弄得很清楚。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我们往往是笼统地说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至于反映的实际过程、具体方式究竟怎样，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这种空洞的议论，希望对人的心智发展规律作精深的探讨，就需要相关学科(包括心理学）的协同作战。关于这一点，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一书中也阐述得很清楚，他认为，人类的科学知识事实上不仅有其形式的一方面，也有其实质的一方面。有的科学可以专门研究其纯形式的一方面;如数学与逻辑;有的科学专门研究其某一方面的特性，如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但是，研究整个科学知识的本质和有效性的认识论就必须研究科学知识的形式方面和实际形成的过程方面。说到此，皮亚杰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他有一个朋友叫埃弗特?伯思(EvertW*Beth)，是一位逻辑学家，他非常讨厌心理学，尤其反对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进认识论中。在他参加过一次发生认识论的座谈会之后，他同意和皮亚杰合作，写一部名叫《数理的与心理的认识论》的书?在这本书的结论中，伯思写道:“认识论问题是要解释:真正人类的思想怎样能产生科学知识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在逻辑学与心理学之间建立一种协作关系。”皮亚杰指出这个宣告并不暗示，心理学应该直接干预逻辑，但它却主张:认识论对逻辑与心理学都应加以考虑，因为讨论人类知识在形式方面和经验方面的问题都是重要的。
然而，必须指出，我们强调逻辑学与心理学的合作，把心智运算当作逻辑学研究的一种价值取向，并不是想混淆二者质的差别，试图用对心智运算的逻辑学研究去取代对心智运算的心理学研究?因为逻辑学与心理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学科，研究对象各异。逻辑学是以人的思维为研究对象，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探讨思维结果的有效性问题;心理学则以生动的心理现象为研究对象，注重心理变化过程的刻划。因而，尽管二者都可以对心智运算进行分析研究，“但这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心理学的真现在逻辑学的领域里是没有地位的，因为形式演绎问题不能诉诸事实来解决;同样逻辑学真理也不能在心理学的领域里发挥作用，因为经验问题不能由形式推论来解决。
总之，我们认为，任何否认逻辑学对心智运算研究的价值是不恰当的，任何夸大逻辑学对心智研究的作用的作法也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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