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摘 要 题】思想·文化
【关 键 词】策问/历史记忆/中史/西史
【正 文】
中国崇尚“信而好古”，已是学界共识。信而好古，不仅成为中国人做学问的一套主要方式，藉“托古”以争正统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注：钱穆晚年讲学，就特别讲到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仅孔子如此，也是中国人做学问的一套主要方式。参见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余英时论及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时，也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极为温和，往往是诸家论“道”皆“托古”以争正统，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页。）及至晚清，由于社会变动不断加剧，对过去的重新阐释愈发突出。以“托古改制”名闻士林的康有为对此就有精到的解释，“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1]梁启超《古议院考》发表后，严复致书质疑，梁也因此解释说，“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2]这些都昭示着，“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而基于“建构论”(constructionism)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m)的立场，“传统”或“历史”是如何“发明”的，也当引起关注[3]。于此，就有必要进一步探问，“历史记忆”是以怎样的方式延续？
有关历史与记忆的相关性，不是什么新问题，对此的阐述，可以说本身即已有悠久的历史。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尝试对人类的学问进行划分时，就表示，“对人类学问(learning)的最好分类是根据学问活动的主要场所——理性灵魂(the rational soul)——所有的三种主要官能而作的分类。”由此，他也指出，“历史与记忆相关，诗与相象相关，哲学与理性(reason)相关。”[4]进入20世纪，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对历史认识的思考，也强调人类历史通过记忆与现在联系起来，“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我们不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分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了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5]只是，这些文字都还只是强调历史与记忆的相关性，却未曾涉及记忆是如何展开的。就此而言，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占据重要位置，也不难了解。如论者所指出的，“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哈布瓦赫无疑是第一个强调这一点的社会学家。”[6-p59]哈氏关注于“记忆的社会框架”，还通过具体例证说明，依据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此来对照中西沟通中所产生的种种现象，或者可以说，援据历史，亦即是唤起历史的记忆，构成晚清中国理解陌生的外部世界的重要环节。相应的，关注历史记忆在晚清是如何延续的，对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演进，也是重要的视野。
本文拟依据晚清中国特殊的媒介形式——“策问”，分析“历史记忆”的延续方式。无论从哪方面说，“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被唤起，都是事出有因的。清初广织“文网”，以收缴删禁图书的方式磨灭人们的历史记忆，早已埋下其“复活”的根基；而所谓“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变局”，更使本土历史记忆资源广为开启以应对之。实际上，晚清中国“历史记忆”之唤醒，也明显受两个因素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就前者而言，近年来已不乏这方面的论作（注：王汛森分析了清末历史记忆的复活，以及服制等生活传统之隐而复现，如何影响到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一群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上的选择。沈松侨则透过晚清知识分子对中国“民族英雄”系谱的建构，讨论了历史书写与国族想象的关系。参见王汛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思与言》第34卷第3期，第1-18页，1996年9月；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第77-158页，2000年6月。笔者对于晚清以来“托古”之论述策略及成因，也有所论述，参见章清《“传统”系谱的建构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论述策略》，见刘青峰、岑国良编《自由主义与中国近代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288页。）。相较而言，检讨西方因素对中国历史记忆的开启，所涉及的主要还是“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类较为宏大的课题，讨论的前提往往还把“西方”当作“已知量”（注：史华慈(benjamin tz)曾善意警告过把西方当作“已知量”的看法。见史华慈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不可否认，这些探讨都有益于揭示西方因素主导下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些面向，只是，宏大叙事不免影响到对“历史记忆”如何延续的把握。在将“西方因素”具体到“西史”（或称为“外史”），并且将问题集中于特殊媒介的前提下，审视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如何延续，或能获得新的视野。这里的关键是，“策问”毕竟是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这样“策问”中的“历史”，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晚清中国知识界区分“新学”与“旧学”，相应的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此背景下开启的中西历史之“会通”，也影响着有关中国历史图景的重新塑造。在稍前的研究中，笔者已试图说明，中国之纳入世界秩序，地理（空间）之外，尚包括历史（时间）这一环节，即中西历史的“合和”。这其中既包含外国历史作为“西学”的一部分，在中国被接纳的过程；同时，将中国历史置于“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架构，实际即是发掘本土历史资源以对应于“西史”的过程。简言之，中西历史“会通”的过程，构成了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重要环节（注：参见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收入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236-264页；《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本文正是对前述研究的补充，将问题集中于对历史作品的探讨。由于“策问”的特殊属性，分析“策问”中的历史课题，可以清楚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基于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国之“过去”与西方之“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这其中，晚清中国“文化自持”的范式，也落实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呈现出来（注：所谓“文化自持”(selbstbehauptung)，大致可表述为“他律引导的民族中心主义”，参见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源自东方的科学？——中国式自断(selbstbehauptung)的表现形式》，《二十一世纪》总第76期，2003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近年来，援此讨论中国、日本、韩国的“主张”，已举办过多次学术研讨会，本文作为会议论文曾提交2004年12月于复旦大学召开的“东亚‘文化自持’范式和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科举改革与“策问”：对新知之接引
“策问”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形态，其原始形态是一种政务咨询，作为一种正式的考试方式，则发端于汉武帝时的策问贤良。如论者所言，策问是中国古代历时最久，地位最稳固的考试文体；历代选拔人才的考试，都离不开策问与对策[7]。其意主要在通经致用，而又须略具文采[8]。章学诚《清漳书院留别条训》对此论列甚详，足备参考[9]。因此，所谓“策问”，大致可视作科举考试中流传已久的一种体裁。具体的书写样式，也有一定程式。曾投身科举的末科探花商衍鎏对此有详细说明，他取每场闱作之四书、五经义、论、策各一篇，以见八股文外考试题文之一斑。由于殿试对策，其制不同，所以他又特选二篇，并载发问策题及应试者之履历，以见体裁。其中所举策例，乃光绪三十年甲辰科会试中式第一名谭延闿第二场各国政治策闱作一篇——“泰西外交政策往往藉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照商之看法，“未废八股时，乡会试第三场之策，是条对性质，举经史政事以为问题，随问而条答之，不写题目，只写第一二问等，此改为各国政治艺学策，须照写策题，而策文对答宽泛，略类于论体矣。”（注：这里所说的“论体”，指的是论体大致分三段，第一段总发题旨，第二段实作全题，第三段推开说，挽回本题以作收束。第265-287页。）应该说，较之于“四书文”、“五经义”之类的文字体裁，“策问”还算是能许士子“自尽所长”的文字，并且主要考核士子是否广览群书。张之洞1875年为渴望进学之士所作之《輶轩语》，即言及“对策谈何易易？”不过，“平日见书多者，学问有门径者，自能多有所知，不至瞠目茫然。”总之，“经文或可欺门外汉，对策除平日多读书外，别无捷径。”[10]康有为1896年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也曾向学子介绍应策经验，“策学以《史通》合裁。问僻典以对为贵。能旁对为上乘，对出问外也。问时务子书，以议论为主。”（注：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1896年），此系康在万木草堂讲课时学生所记笔记，记录者不详。见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00页。康有为在1895年5月22日曾应殿试，其《殿试策》对此有所反映。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七章第八节“经义、论、策、殿试策、朝考疏、经解举例释义”，第127-131页。）陈独秀早年投身江南科考，也自认对“经义”和“策问”算是“有点兴趣”，令他讨厌的是所谓的“馆阁体”。[11]
“策问”之所以值得提出来加以检讨，乃是因为其在晚清科举变革中成为焦点所在，“策问”在科举考试中地位不断提升的背后，反映出世风之丕变，及思想学术的转型。甚至可以说，“策问”之被重视及其所阐述的具体内容，实际成为晚清“自改革”的重要象征。[12]
这个转变，是由主张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催生的。这意味着，科举改革凸显“策问”之作用，实际与对新知的接引联系在一起。因为“策问”这一特殊的文体形态，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以通过具体的“问题”，考究士子对新知的掌握程度。这是在西学冲击下，有识之士急于将西学知识作为选拔人才的依凭。他们也相信如以“策问”作为考试的作文样式，能够解决此问题。
改试“策论”除为新知大开方便之门，也足以摧毁中国传统的知识架构。科举历经改革，不是什么新问题，重要的是，“策问”地位之不断提升，皆是为着纠正科举考试所延伸之种种弊端。按照王德昭之研究，尽管清廷屡有谕旨，命令各省学政严饬教官，于季考、月课时加试策论，“务期切近时务，通达政治”，并令讲解现行律例内有关刑名、钱谷各条，务“使之熟习淹贯，豫识政治之要”。但通观有清一代，直至末叶迫于时势不得不更张之前，科举考试但重首场，而首场尤重四书文如故；考官策问与士子对策，皆不得涉及本朝臣子如故；而各级学校与书院之以制义课士也如故[13]。而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一经落实，对于学术之转向，影响深远。张之洞对此的思考，颇值得重视。有意思的是，张检讨八股文之流弊，较为重视考试“次第”上存在的问题[14]。尽管张之洞多方辩护，试图对圣教的内容有周到安排，甚至表明此有俾于四书五经之重，但很显然，这样的次第安排，足以影响四书五经等内容的彰显，其实际效果也将对接引西方知识产生重要影响。1898年7月8日，光绪帝再次下诏，就大致接受了张之洞变革科举的方案，规定乡会试：“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完毕，如额取中。”[15]
戊戌时期所颁发的各项规章，大多未曾落实，政变后，一切概行停罢，恢复旧制，科考也不例外。但正所谓大江东流挡不住，至辛丑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8日），上谕又重申前意，“其诏文用语，与戊戌年的罢时文之诏，几如出一辙。”（注：《清德宗实录》卷四八五，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己卯（十六日），谕内阁。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5-236页。）
大致说来，科举改革本有接引新知的意图，康有为将此分作两步走，先以策论代替经义，后以学校代替科考，是这一意图最直接的表现。张之洞所落实的办法，意图虽未言明，却也达至同样结果。相应的，落实这一意图的重要媒介“策问”，便也成为晚清接引新知的重要途径。梁启超后来对此的总结，就指明了这一点。他也点出了八股取士导致新知之难以接纳，“尊其体曰代孔孟立言，严其格曰清真雅正”，其结果是“士人皆束书不观，争事帖括，至有通藉高第，而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者，更无论地球各国矣”。废除八股产生的实际效果，即是为接引新知广开门扉，“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矣。虽仅数月，八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故此数月废八股之效，其于他日黄种之存亡，实大有关系也。”[16]梁启超清楚点出了科举改革所具有的导向作用，而“策问”正是接引新知的重要中介。
可以补充说明的是，“策问”构成接引西学新知之重要媒介，并非仅由科举改革显示出来。此种关联，大约可延伸自西学知识之登陆中国。晚清格致书院之课艺，更反映出“策问”体裁作为课考内容的延伸。王韬曾将历次课艺题目、命题人姓名、部分优秀答卷，以及评阅人的评语、眉批，逐年汇集印行，分为十五册。[17]
略为梳理“策问”与科举改革之关联，以及“策问”对接引西学知识所具有的重要的媒介作用，对“策问”在晚清的特殊性，或可有初步了解。由此，进一步探讨“策问”以什么方式反映西学知识，也有相应基础。
二、“策问”、“经世文编”及其他
科举考试作为一种程式化的考试，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种为应试士子准备的可兹效法的参考样式。“策问”在晚清科举改革中地位明显上升，也催生出各种汇编文字（注：艾尔曼在一篇文字中，就特别重视明、清两代“策问”的主题分类，可参考。见benjamin a. elman, "from pre-modern chinese natural studies to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in michael lackner & natascha vittinghoff edited,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2004), pp. 25-74。此文之中文译稿《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刊《中国学术》2000年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1页。）。这里所要重点讨论的《中外策问大观》，即应对着这样的时势。该书由陆凤石鉴定，雷瑨编辑，1903年由砚耕山庄石印。陆为该书所写序言即言明，由于科考改以“中外史事政治策论试士”，士子纷纷争购各种相关书籍，“不择优劣真伪”，并“朝夕揣摩以期一得”。而书贾见利忘义，“东抄西撮，刺取成篇，广售牟利”，出版了大量相关书籍。是书之编，即是编辑病于此，精心选编而成。他们相信，苟取是编浏览，当开拓心胸，增浚智识，所受益远胜于坊间所出各书。这也清楚交代了编辑此书，是为士子提供适应新的考试样式的资料[18]。前已述及，“策问”作为特殊的考试体裁，在科举改革中成为关注焦点，自有其深意在，与晚清“经世致用”之学术转向密切相关。因此，在讨论《中外策问大观》之前，有必要对此略作梳理，据此，或也能了解“策问”地位提升所预示的学术转向。
如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揭示的，清学分裂的主要原因，乃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19]。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也强调，1890年后的10年是中国思想发展重要的分水岭：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趋于告终，而寻求今天仍在摸索中的思想新方向被提了出来[20]。无须多言，经世致用思想确算是晚清中西思想沟通的重要津梁，各种“经世文编”资料，也成为西方知识如何被接引的维度。
自晚清至民国初年，曾有20余种“经世文编”相与赓续。这一特殊景象的出现，固可说是“经世致用”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时也是因为对“经世”之理解，代有不同。单从各种“文编”的类目看，即可发现其中所显示的“知识”之嬗变，不同版本的“经世文编”实际构成“呈现”西方知识的基本资源[21]。重要的是，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至《皇朝经世文新编》，“‘经世文编’体的新学成分越来越多，旧学成分越来越少，其思想内容和学科分类，也不再是传统经世实学所能涵盖的了。晚清经世实学就是在经世文编的这种不断赓续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走向近代新学。”[22]
不惟如此，可兹参照的，还包括晚清大量出现的各种西学汇编资料。应该说，试图整体上对西学进行全面介绍，在晚清并不鲜见，顾燮光曾述及其中所发生的转变，所提及的《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等资料，就显示了斯时在整体上对西学的把握，尤其在类目上的安置情况。[23]
梁启超1896年完成的《西学书目表》，大致按照“学”、“政”、“教”对西书进行分类，除教类之书不录外，其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收录游记、报章、格致，“总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而徐维则辑录的《东西学书录》计分31门：史志、政治法律、学校、交涉、兵制、农政、矿务、工艺、商务、船政、格致、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气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理学、幼学、宗教、游记、报章、议论、杂著。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明确表示系继《东西学书录》而作，“著录各书由前清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止”，为卷凡八，为类凡廿五，包括：史志、法政、学校、交涉、兵制、农政、矿务、工艺、商务、船政、理化、象数、地学、全体学、博物学、卫生学、测绘、哲理、宗教、体操、游记、报章、议论、杂著、小说。（注：徐维则所辑《东西学书录》，1898年出版，后由顾燮光补，改名《增版东西学书录》。此据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出版，第1-15页。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收录译书紧接《增版东西学书录》（自1902年至1904年），该书1935年才由杭州金佳石好楼印行，但其编辑年代是在1904年，因此大致反映的是20世纪初年西书翻译的情况。）
如同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所表达的，“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进一步还对照以往书目分类指出，“顾自《七略》以至《四库总目》，其门类之分合，归部之异同，通人犹或訾之，聚讼至今，未有善法。”[24]从上述西学汇编资料不难看出，“经世致用”思想仍然是沟通西方知识之津梁。而对晚清所出版的各种“经世文编”、西学汇编资料稍作梳理，则不难看出，本文所要检讨的《中外策问大观》，其所列类目与同时代出版的“经世文编”与“西学汇编”，颇为相似，甚至可将此看作综合二者的产物。《中外策问大观》所选策稿按28种进行分类编辑，计有：治道、学术、内政、外交、时事、变法、科举、学校、官制、议院、政体、财政、图法、法律、历法、天学、地学、舆地、格致、教宗、兵政、防务、农政、工政、商政、路矿、中史、西史。这也从不同的侧面表明“策问”地位之提升，正应对着这样的思想格局，可将此视作中西交流的产物，乃西方知识登陆晚清的一个重要“标尺”。
三、“策问”中之“中史”
前已述及，“策问”是一种特殊的论述体裁，乃针对具体的问题阐述见解。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中外策问大观》卷二十七、二十八之“中史”与“西史”。它所揭示的是晚清士人对中西历史的阐述，即如何取法于“历史”（注：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外策问大观》所收文字中，并非此两部分的文字才涉及“历史”，实际上“策问”体裁的特殊性，意味着其中的不少内容均涉及历史。这多少说明“策论”与史学的密切关联。）。“策问”既由两个部分组成，也有必要略作区分。依我之见，从某种意义上说，策论之“问”，较之所应之“策”，更加值得关注，因为“问”之产生，表明此已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大致说来，涉及历史部分的“策问”，所列“问”往往皆是“历史”课题，这样我们可以了解与历史的“对话”所含内容究竟是什么。而对“策”文字则是针对“问”的发挥，往往是先略陈该段历史，然后应对问题。既如此，“历史记忆”如何延续，这些“策问”乃确切例证。可以说，“策问”实际提供了审视晚清如何利用“历史资源”的具体方式。针对“策问”所做的探讨，或也能补充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层面，揭示晚清“历史记忆”延续的另一个侧面。
当我们尝试对“策问”中的“历史”进行分析时，重温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阐述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许是必要的[25]。在本文所讨论的“策问”中，也曾表达这样的看法，“大抵在当日而论当日之事，或难预知得失，及今论古，已有成局，即可了然。”（注：参见(16)问：晋祁钦、江统皆建徙戎议，果行其言，能弭五胡之乱否？以下所涉及“策问”的具体内容，均出自《中外策问大观》卷27、28，不再一一注明。）这样针对历史的设问，无疑是强化了对“历史”的期许。除基于历史认识论的判断，“史学”之特殊地位尤值一说，清季民初史学走向中心，研究者已多有揭示[26]。这里的关键是，史学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张扬的是“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换言之，“史学”在晚清实际被当作应对各种现实问题的重要资源。明乎此，讨论“策问”中的“历史”课题，也稍能减少时间上存在的隔阂。
综观涉及“中史”之43道“策问”，主要有这样一些特点。（一）“策问”大多基于斯时中国所处境况。从“策问”的内容看，明显是针对当时中国所处境况设问，紧扣着当日之内忧外患。即把当时世界格局，尤其是中国所处环境，类比于春秋、战国时代；历史上所发生的诸多与战争、外交相关的话题，也多有体现。（二）“策问”还具体点出了哪些历史时代可类别于当日之中国。（三）“策问”还将当时所关心的应对之道，从多个环节体现出来，如开放舆论、发现人才等方面。（四）“策问”也较为重视追溯历史上之盛治，试图总结历代改革之经验得失，尤其关心哪些历史经验可以用于今日者。而王安石、张居正等历史上的改革者，也多成为关注的问题。
略为梳理“策问”中归于“中史”部分的内容，可以清楚看出晚清延续的究竟是哪方面的“历史记忆”。重要的是，唤起“历史记忆”的，明显烙上现实与西方的印痕，而此二者，实可看作一枚钱币的两面。可以说“西方因素”构成“历史记忆”延续的枢机，其中(1)、(2)问于此就表露无遗，特别是(2)从《左传》联系到西方问题，对策这样写道：“西国政者，以众人之见识为见识，则见识未有不造乎其极者也。”指出“环球列国，试问有不恤民艰而可以谋国政者乎。非特议院为然也，即如报馆，西国市厘林立，凡主笔者，非退老议员，即致仕执政，国家大事，可以任意评其可否。或大声疾呼，或垂涕而道，虽大拂朝廷意旨和，亦不之罪。且于朝廷一举一动皆载之，而小民知国政事矣。于民间一进一退皆载之，而君主知民疾苦矣。”以此联系中国，“今者中国之事亟矣，追究祸始，实由于政府无谋。夫政府亦何尝不谋哉。”故关键还是“谋野则获，不几东西同一辙耶？”
四、“策问”中之“西史”
“策问”之“中史”部分往往已由“西方因素”引发，那些直接归到“西史”名下之“策问”，自然更显示“西方因素”在晚清“历史记忆”延续中扮演的角色。综观“西史”总计23道“策问”，其中所显示的特点，大略可作这样的区分：（一）往往是将当日中国所关心的问题投射于国外的历史。如富强之由、治理之方及长治久安之道等，尤其重视“由弱至强”的例证。其中涉及日本的话题即有四条之多。（二）将中国之现实处境与历史上之西方相类比，可区分为历史上的人物与历史上的事例两种不同的情况。（三）涉及西史之内容，多关切外交事务，尤其是影响于中国者，试图探索中国应对之道。
除了所涉及的内容，有关“策问”之“西史”部分所传递的“文化自持”观念，值得作进一步说明。其中(10)问：日本新政之行何者最先，何者成效最著。其一切改从西法，识者论其不无过当。而之伏于其间者，何事近。今有无补救之方，试条分缕析，切实指陈，以为中国考镜之资策。对策是这样开篇的：“日本新政之行之最先，而行之最著者，非西法也，乃中学也。”特别指出日本改革之先导，乃取法“春秋尊王大义”。最后表示，“今天下竞言变法，宜师日本矣，吾愿取其利，尤宜鉴其弊也。敢以一言断之曰：欲立国于不弊者，必自尊尊亲亲始。”如果说这还只是“西学中源”之老套，而针对俾思麦(otto von bismarck)的评说，则意味深长。(14)问：俾思麦可方中国何人？试以古事比附之。这样的提问方式，是当时会通中西历史典型的表现形式，也显示出“历史记忆”以怎样的方式延续。“对策”也标榜俾斯麦乃“九州之外”堪当“伟人奇士”之人。细数起来，由德国宰相俾思麦所联想到的中国历史人物包括有：西汉时的陈平、北宋时的范仲淹、十六国时期的王猛、三国时的诸葛亮、战国中期的商鞅、春秋时期的子产、齐国后期的乐毅、春秋初期之管仲、西魏时的苏绰，这些人无一例外皆是所属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功勋卓著。但作者并非以此认定俾思麦能“合诸人之所长”，遂为当今之全才，反倒是认为俾相之功业，诚不易及，却也不能“合诸人之所长”。具体言之，“有管仲之功而无其才，有子产之才而无其德，有希文之志而无其学，有孔明之遇而才德学皆逊之”。更有意思的是，令作者深感可惜的是其“生于欧西，而不能不囿于欧西”，且问题出在西方文化本身，认为“耶苏之教，弃遗君亲，路得之书，绝灭伦理，俾相心知其非而不能禁革之”。因此，如俾思麦“习吾孔孟仁义之学，以教养其民，其立政必更有可观”。说到底，九洲之外，六经之表，所谓奇才杰士者，不过如是，“若夫以西人格致之功，而运以大学诚正之理，其斯为当今之全才也夫”。
单就此篇“策问”便不难看出，“历史记忆”的延续，尚不只是对过去的历史简单的重新阐述，而是将所守望的“中体西用”见解，投射于对有关人物的臧否之中，所谓“文化自持”的范式，也落实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呈现出来。可以肯定俾思麦的功业他人难以企及，但对于其“品行”却有所保留。之所以有所保留，未必见得是俾氏在德行上有值物议之处，却是文化上“生于欧西”的“原罪”导致。重要的是，要培育当今之“全才”，“西人格致之功”外，不可缺少“大学诚正之理”。
五、余论：晚清中国之另一种“历史记忆”
“策论”中的“历史”已如上述。需要强调的是，“策论”作为国家考试的一项内容，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对“策”者，无疑都是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言说，相应的，所延续的“历史记忆”便也不会逸出承认清王朝合法性统治的樊篱。因此，实有必要将此与晚清另一种延续“历史记忆”的方式稍作对照，由此，晚清“历史记忆”延续的不同维度，也得以体现。
晚清另一种从反满立场出发的重塑传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方式，可视作对待历史激进主义的立场。这是在19、20世纪之交，学术圈围绕“有史”与“无史”的争论揭开帷幕的。邓实指出中国“无史”，即是期望于中国产生新的“史家”和新的“史识”，“非无史也，无史家也；非无史家，无史识也。”[27]马叙伦甚至提出这样的疑问，“若是推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而为史宗？”[28]如王汛森所揭示的，“有史”与“无史”问题之浮现，或需援据晚清同时发展的政治概念才能很好把握，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史学传统的国家争论这样的问题，却无疑意味着人们对历史的理解逸出了传统范畴，重新提出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注：王汛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96页。）。诚哉斯言。有一点是清楚的，否认中国过去“有史”，也对重新发掘中国之“历史记忆”大有助益。用梁启超的话说，所谓二十四史不过帝王之家谱，而“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新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29]
指出中国“无史”，还只是晚清延续“历史记忆”激进主义立场的表现之一，与之相应的是伴随“反满”立场所催生的恢复汉族记忆的声音。
1906年章太炎的一段演说，颇为学林看重。内中特别指出了其民族主义思想最初只是出于“保卫汉种”的意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不仅指出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三端为中国特别的长处，并且强调，提倡“国粹”，只是要人们爱惜自己的历史，但这又并非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却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章特别以顾炎武为例，强调了历史传统对于创造的意义，“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要紧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地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30]这一席话，点出了晚清延续“历史记忆”另一重要的源头。如果我们知悉章太炎这番话，是在《民报》为其召开的欢迎会上所讲，其时章也刚刚解脱牢狱之灾，重获自由，我们便不难了解其用意所在。可以说，基于反满的政治立场，构成了晚清另一种“历史记忆”的延续。
用不着举证更多的例证，章太炎那段时间的文字，就显示其是如何来延续汉族的“历史记忆”。他在《〈民报〉纪念祝词》中历数汉族之先祖，明确显示基于“反满”立场的章太炎，对于“历史记忆”，试图延续什么？忘却什么？都是为着振起“大汉之天声”[31]。与此相应的，我们也能理解，何以他力图指明，中夏亡国实已“二百四十二年”，并指出现今已是“天运丁未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32]
这也表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转型的关键时期，尽管中国读书人已受到西学影响，有了新的知识资源，但借助于传统仍是较为重要的选择。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中尝言，过去思想，常以历史的无上权威无形中支配现代人，以形成所谓国民意识者。而政治及其他一切设施，非通过国民意识之一关，断不能有效[33]。明确说明了借助于“传统”的正当性。
这其中突出的表现之一即是历史人物的“复活”。蒋智由1903年就感慨于“盖棺论定，此非至言也”。英雄豪杰之生于一群中，其声名之显晦隆替，往往视其一群人之智识为准，“有黯淡于前而光明于后，有崇拜于古而唾骂于今”。蒋氏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其注意到自数十年以来，“蒙晦之古人而复出现于当世者，已略可指数”。如黄帝、郑成功、张煌言、甘辉、朱舜水、王船山、林清诸人，皆“伴民族主义之发生而复活者也”；黄梨洲之《原君》“近时称为特识”，顾炎武“匹夫有责”之言“动辄引用”，则是“伴民权主义之发生而复活者也”[34]。这也是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一个重要动向，一些被历史尘埃掩埋多年的各色人物又重新跃上历史舞台。这方面，前述直接受章太炎影响的国学保存会诸子及《国粹学报》对“历史记忆”的延续，就颇为引人瞩目。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其死后两个世纪，何以“成为鼓动反君主专制的一部经典”，已为研究者所揭示[35]。同样，戴震的被重视也有异曲同工之效。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原善》二书，曾受到马叙伦、刘师培、章太炎诸人的关注[36]。
用不着举更多的例证，将此与“策问”中的“历史”稍作对照，就不难发现，晚清对“历史记忆”的延续，明显区分为不同的维度，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历史阐述者的“立场”。柯林武德(gwood)强调，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并且是那些我们在心灵里能够“重演”的东西，确道出了“历史记忆”延续的枢机所在[37]。透过章太炎及其领导下的“国粹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记忆”主要是以“复活”的方式延续：晚清“历史记忆”的复活使得人们把“国”与当今的朝廷分开，所以拒绝体制内的改革。而重塑传统的结果，也使得人们相信君主制的传统与真正的“国学”不是一回事。所以国粹既是一个identification的过程，也是一个disidentification的过程，是一历史记忆复返，也是选择性遗忘的过程。这些复合的因素，某种程度地影响了后来国家建构的基本蓝图，也使得晚清知识分子不接纳在清朝皇帝之下从事政治变革的论题[38]。而“策问”中的“历史”，却仍保留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印痕，同样是由“西方因素”催生，也同样是针对历史进行重新阐述，但却是立足于“自改革”的立场，着力于从历史中发掘可兹借鉴的经验，重要的是要在历史中重新发现维护自我荣光的资源。
哈布瓦赫对“记忆”的阐述特别追问到我们是如何记忆的，并指出，“我之所以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激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回忆。至少在这种情况下记忆的唤起并无神秘之处可言。”[6-p69]这里的意味是，记忆往往是借助于“他者”所发生的。以晚清中国言之，这个“他者”无疑即是“西方因素”，展现“策问”中的“历史”，或可令我们对“历史记忆”在晚清如何延续，能够获得新的维度。这里的意味是，同样是“历史记忆”的延续，对历史的阐述却区分出不同的形态。如果说基于“反满”的政治立场所引发的汉族“历史记忆”的复返，对人影响深刻，那么揭示“策问”中的“历史”，则显示了记忆如何由“西方因素”得以唤起的种种情景。因此，所谓“历史记忆”的延续，恐是交织着各种因素发生，我们也有必要突破针对历史单向度的阐释。“策问”中的“历史”，也有着鲜明的特色，表达的是晚清主流意识形态针对历史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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