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率先提出了关于心理与心理学得以可能的前提与界限的批判议程，以及对其进行社会批判的理论纲领和实践框架。批判心理学作为西方左派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其他可能选择，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传统心理学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之内在勾连的理解，从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主体心理和心理学的批判议程预言。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心理学成为无产阶级自我理解和塑造的意识形态机器，心理学对日常生活的内部殖民，直接导致心理学接管并整体性地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现实改头换面，植入个体内在的心理体验。由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便转换为心理学问题——无产阶级被改造成一种适应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市民主体与心理学个体。这种全面的、充满弹性的心理学化统治，作为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治理的新形式，使无产阶级的解放议程再次被无限期地搁置了。以主体科学自称的批判心理学，基于对这种心理学化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致力于全面地反思和重构传统心理学的基础假设、理论范畴和方法论，赋予心理学以价值承诺和激进的、解放的、寻求社会正义和质疑现状的新路向。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和社会性问题为核心，将批判心理学与传统心理学并置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厘定，以梳理批判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潜在关系。
一、批判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关联
什么是批判心理学？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谓众说纷纭，即使在批判心理学内部，对它的回答也是各不相同，所以在英语文献中它常以复数形式(critical psychologies)出现。实际上，批判心理学并不是一个内部统一的同质话语体系，换言之，并不存在一种范式性的“批判心理学学科”，一般的批判心理学家也拒绝将其作为“学科”，亦即客观知识的积累体系。因为这种“学科”宣称可以对人进行“描述、预测和控制”，而这恰恰是传统心理学的一个幻觉；另外，“学科”一词牵涉传统心理学知识体系如何提供了一种用以“规训”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模”(norm)。对这种“心理学化”(psychologised)“规训”过程的揭示，正是批判心理学的重要主题。在这方面，国内批判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将之作为一门学科来引介和探究，仿佛它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一种新的关于人类心理的知识，由是自然也就遮蔽了心理学的规训之维。
值得注意的是，在复调的、多元的批判心理学话语之间，有一种可以辨识的家族相似性，使其可以共存于批判心理学事业之下。与此同时，批判心理学并非孤立的学术话语，而是与受到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影响的一系列批判话语群几乎同时出现的。正是马克思率先起草了关于心理与心理学得以可能的前提与界限的批判议程预言，以及对之进行社会批判研究的理论纲领和实践框架。这种批判性议程预言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资本论》之中。就心理学本身而言，马克思通过一种“感性”的心理学击穿了为传统心理学范式奠基的笛卡尔以来的“意识的内在性”，从社会性和主体性的立场解放了心理学的想象力。
霍克海默在其开创性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细致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那种“在正常运行的社会里起肯定作用”的传统理论，以批判理论推动社会变革。这预示了其后传统心理学与批判心理学之间的对立立场。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1951)等著作更是直接影响了批判心理学家。阿多诺这本常被归为美学的最具个性的作品的副标题是《来自被损害的生活的沉思》。它直接被挪用作一本批判心理学名著的标题，即斯隆的《被损害的生活》。阿多诺反讽地视自己的工作是“忧郁的科学”，“哲学家们曾经熟悉的生活已经变成私人领域，如今则仅仅是消费的领域，作为物质生产过程的附属物被拖在后面，既没有自治也没有自身的实质。”①心理学将传统生活殖民成了私人领域，面对现代化过程的这种心理学后果，斯隆试图“发展出理解的各种形式，以使个人和社群面向努力减少人们的痛苦，并扭转产生阿多诺所谓‘被损害的生活’的过程”②。另外，阿多诺早在1968年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就谈到针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心理学和针对权威主义的批判社会学。③与之类似的还有：“批判精神治疗”研究传统精神治疗作为社会控制手段是如何以科学之名威压(Coercion)他者，并将之病理学化(pathologise)的；“批判教育学”则研究传统教育形式如何通过知识与权力的勾连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等等。
二战结束后，在宏观的社会政治环境与诸如反文化运动、反精神病学运动、民权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等政治经济气候中，心理学领域出现了研究课题的折中主义多样化以及理论和批判研究的大发展，向我们贡献了众多不同的对传统心理学不满的反思性话语，诸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德国批判心理学、以托马斯·萨茨和罗纳德·莱恩为代表的精神治疗批评、以马丁·巴洛为代表的致力于被压迫者福祉的解放心理学，以及敏锐揭示了殖民处境下黑人身份认同的心理异化并启发了萨义德和斯皮瓦克等后殖民批评的弗朗茨·法农等。这更进一步说明，心理学的发展并不遵循一种线性进化的客观知识积累规律；换言之，心理学并不是一种纯粹认识论与智识的产物，而是在社会历史实践的冲撞中形成的。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勾勒了历史生产关系的轮廓，那么心理学只有经过这种关系的层层中介才能出场。然而，主流心理学并未意识到，心理学不是凭借自身自然发展起来的一种普遍范式，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生发出来的。只要心理学未能深刻领会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性质(资本主义)对心理学的影响，它就不是对人类心理的一种科学描述；仅凭心理学自身的科学论证，它并不能创造出自己的生存空间，心理学的生存空间必定是通过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创造出来的。面对二战结束后开始的西德心理学的不断美国化，以及冷战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与学术领域的威权结构，呼应1960年代到1970年代欧洲批判现状的激进政治和社会运动热潮，处于资本主义阵营，却被苏联占领的东德所包围的西柏林心理学家受共产主义思想冲击，开始反思标榜价值中立的实证心理学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同谋，以再生产压迫性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并将之合法化的。于是，批判心理学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在心理学问题和学科中的理论与实践阐释出现了④。2013年，一个致力于在心理学中延续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名为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的会议(Marxism and Psychology Conference)召开了第三次国际会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
作为马克思主义批判议程的一部分，批判心理学代表了主体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一种与传统心理学相对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在自身的社会与价值承诺的基础上，批判心理学试图系统地重新界定和规划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定义与方法论原则，并最终建立一种既有科学基础，又有价值许诺的“心理学”。在由马克思所激起的心理学的“乌托邦”传统中，德国批判心理学与其他小写的批判心理学是同路人(当然，他们对马克思各有自己不同的解读和挪用)。霍尔兹坎普宣称，在大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为一种“社会主义科学”而奋斗，将心理学建设为“更好的”社会中“更好的”科学⑤。
此外，德国式的独特思想生态也催生了这种德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在哲学中，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乃至到胡塞尔；在心理学中，则从赫尔巴特、冯特一直到布伦塔诺，“科学的体系模式”(system model of science)向来是德国学术的内在和传统追求。这里的科学(wissenschaft)也是德国学术生态中的观念，与源自法国，盛行于美国的依赖于经验的证实或证伪的实证科学观不同，德国科学观的特征是严整的知识体系，符合这一特征即可被称为科学。⑥这种致力于通过融贯的、严格的和有条理的基本概念来把握现实总体的思想进路(即“科学的体系模式”)与“科学的研究模式”(research model of science)长期颉颃，在19世纪中期实证主义兴起之后，后者取得巨大成功从而占了上风。与以“科学的研究模式”为主的传统心理学相对，批判心理学正是德国传统学术生态中“科学的体系模式”的一部分，它致力于为心理学提供全面的基础。到1970年代，德国批判心理学的影响达到了自己的顶点。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和社会性与批判心理学的相关性问题
批判心理学的对手是以经验研究和实证主义为圭臬的传统心理学，它认为后者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研究对象的抽象化，即将作为抽象个体的(乃至被生物学化的)“被试”当作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人；二是由于把“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的人视为在方法论上无法把握的东西，由此便成问题地将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多样性还原为可以实证把握的实验变量间的函数关系，传统心理学成为方法论中心主义的“变量心理学”(variable psychology)。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心理学对其依赖的基本概念或范畴缺少反思。
既然不能总体性把握社会现实，它只能“随意地”靠被操作化为变量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捕捉其断片，很少在本体论层面关心思维、想象、意志、动机、人格这样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究竟是什么。除了就某一范畴给出一个操作性定义之外，回答它到底是什么的努力常被传统心理学认为是形而上学。由此，“基本范畴都源自某些无法言明的历史直觉，然后只是通过定义和共识才得以具体化。而该过程却并没有提供经验的或合理的途径去解决在对人格这样的范畴的理解方面的分歧”⑦。在霍尔兹坎普看来，心理学缺乏真正的进步，因为面对同一心理现象，它常给出各种彼此“不匹配的(incompatible)”解释。心理学知识就碎片化了，这表现为心理学从诞生之初就存在的关于它是否能成为科学的危机叙事。以上问题都可归结为，心理学缺乏社会相关性和主体相关性(relevance)。因为“传统心理学没有评价其理论重要性或相关性的科学工具。故而它经常不可能决定这些互相竞争的理论中哪一个是更好的”⑧。
1.“解放相关性”的问题
面对以上问题，批判心理学把对“相关性”问题的探讨作为自己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出发点之一。在写于1968年秋发表于1972年的《心理学研究对实践的相关性问题》一文中，霍尔兹坎普区分了技术相关性和解放相关性(technical and emancipating relevance)⑨。这标志着，他不再满足于将心理学研究的“效度(validity)”限制在实验设计、假设检验或方差分析这样的纯技术领域，而是要在总体性的社会政治层面重新考察其“合法性”。心理学实验的原理是，在严格实验控制下，观测研究者根据实验假设设置的实验条件对被试的作用。但问题是，这种实验常是“归咎受害者的(victim blaming)”⑩。被试无法改变或影响研究者事先设计好的实验条件，即使有改变它的意图，也将被作为需要控制的额外变量以排除其影响。而在对实验结果的讨论中，被试却被要求为某种(通常是负面的)心理或行为负责。如在著名的霍桑实验中，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心理学家梅奥将工人反抗剥削的形式如旷工、怠工、破坏机器、限制产量等进行了心理学化的解释：工人的不满被认为是现代社会造成的过多的强迫症人格和神经症素质，它导致了对某些特定情境——比如劳动——的夸张和歪曲反应。梅奥叹息工人已失去了协作能力，以及“在工业生产中管理群体与劳动群体之间有效地与全身心地合作的任何特性”。(11)由此，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被简化和还原为个人心理层面的问题，工人被要求为社会问题负责，他们需要被辅导或矫正，以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新需要。
在同样广为人知的耶鲁大学米尔格拉姆的权力服从实验中，实验者想知道在被权威命令做违背良心的事时，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拒绝。结果正如实验者希望的，约有61％－66％的被试愿施加致命的电击伏特数(12)。多数人选择了服从，而没有反抗实验者的命令。但在实验中，被试本身(而不是在隔壁假装被电击的学生)就是受害者，他们无法“联合起来”改变米尔格拉姆事先以科学之名设计好的实验条件，而那些在实验中不配合的被试都已被剔除掉了。但最后服从权威却被归咎于本身就是受害者的被试，而忽视了导致被试服从行为的结构性因素，以及实验本身如何排除了被试“联合起来”改变实验条件的可能性。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美国心理学会前会长、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津巴多赖以成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3)。在以上这三个著名实验的设置中，作为人的解放之前提的“组织起来”的人“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都已系统性地和结构性地被排除了。所以，批判心理学必须考虑“如何解释人们甘愿被剥削，而不能行动起来去改变那些使他们的苦难永恒化的条件。这就导向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可以被设想为一种将自身还原到个体水平的‘心理学’现象，它也表现在有效地归咎于受害者的心理学理论中”(14)。可以说，作为由于人的活动而发生改变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实验过程中被结构性地排除了。结果就是，主体与他对环境(实验条件)的影响之间是完全分裂的，而这种分裂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之间宏观分裂的具体而微者。在批判心理学看来，人不仅在某种条件下生活，还能生产这种条件。霍尔兹坎普将上述实验中系统地排除人生产自身生活条件的可能性的情况称为“技术相关性”。技术相关性是传统心理学的首要考量，它将人作为“生活在陌生的、似自然(nature-like)的环境中的无历史存在，由此他不过是有机体，只会以固定模式对某个刺激进行反应。(实验环境)包含一种限制性特征，使得在非实验的现实中本可能像人那样行动的个体却被迫在实验环境中像有机体那样活动”。与之相反的是，“解放相关性”则将人作为“具有历史的，并且可能是这种历史的反思性主体的存在，他能根据自己的需要生产一个世界，并通过自由的对等的商谈处理自己的利益”(15)。在霍尔兹坎普看来，这种解放相关性指导下的心理学概念和方法论设置必须考虑人类存在的双重特点：客体被决定性和主体决定性(objective determinedness and subjective determining)。
这种对人类存在双重向度的厘定及其对两种向度之间相互建构性关系的精确指认，可谓同构于马克思在1845年春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完成的格式塔转换。1845年，马克思从劳动异化的人本学话语逻辑中解脱出来，强调社会生活的一般客观基础的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但是，致力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只指认这种客体向度，而必定有类似批判心理学那样的“解放相关性”诉求。于是，马克思又从客体向度回归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社会出现的与自然界运动类似的、由经济力量主导的物役性现象。而传统心理学正是从实证主义的客体向度出发，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定时期中经济力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的物役性心理和行为作为普遍和永恒的一般人类学现象，并试图对这些心理与行为进行观察，以找到其一般规律，从而为随后的控制和规训提供基础。
传统心理学始于客体向度并停留于这一向度，从而认同和维持资本主义的现状，帮助再生产压迫性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并以科学之名将之合法化。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心理学就具备了意识形态机器的功能。只有从客体向度再回到主体向度，将“解放相关性”考虑进来，对心理学的批判才可能。但批判心理学的主体向度诉求又不是诉诸某种价值悬设或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热情，不是以“应然”去要求“实然”的人本主义呼吁，它同时“把被整体社会结构中介的个体存在考虑进来”(16)，亦即明确指认了社会条件对心理和行为的中介作用，从而又避免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以所谓“自我实现”等抽象的人的尊严和价值对传统心理学的矫枉过正。从客体向度出发并立足于主体向度，这正是批判心理学的思想逻辑运演。由此可以说，客体向度若无主体向度，则为意识形态；主体向度若无客体向度，则为唯心主义。
在技术层面上，传统心理学研究能检验某假设的效度(“技术相关性”)，却无法检验其“解放相关性”。缺乏解放相关性的传统心理学展现的是抽象的人的有机体形象，正由于它是一种抽象的有机体形象，故而才围绕它产生了在技术上可检验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落空，而且彼此间经常矛盾的各种心理学理论。“传统心理学生产了很多小的和孤立的经验结果，但却缺乏理论的统一。心理学的现状是，它是彼此竞争的理论的积累和传播。这些理论基于不同的人性模型、方法和实践。而且心理学的历史的特征就是一系列理论风尚的集合。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significant)，而在理论上却不显著的发现的积累被认为导致了心理学知识的死气沉沉和科学进展的匮乏”(17)。芜杂的心理学理论背后是科学家共同体共识的缺乏，随着共识转移，某项研究的重要性也就失去了。所以，心理学缺少知识的积累和真正的进步。而将与人类主体问题勾连的解放相关性作为标准，一项研究就可能具有相对恒久的意义，也才能促进心理学的知识积累，由此实现霍尔兹坎普所建议的统一范式，以摆脱心理学知识的碎片化状态。
2.抽象与具体之间的颠倒关系
批判心理学精确指认了传统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抽象与具体之间的颠倒关系：“当今心理学的特征之一，毫无疑问，就是它一方面将单一个体视为具体的，而另一方面则将诸如社会这样的概念视为一般化的抽象的结果。这种结果始于‘具体的’个体行为，所以社会看起来仅是某种思想之物，只能立足于单一个体的行为之上。如此，你就无法认识到这种与人有关的‘具体’和‘抽象’观点本身就是一种不足的结果，而这种不足正是由关于个体和人格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决定的。”(18)传统心理学家所研究的，从具体历史情境中抽象出来的“具体的”单一个体，是最抽象的东西。因为具体的、直观的“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下得出的。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19)。实证心理学通过仪器搜集数据，并在一定范畴内对其进行分析。而这些看似是感性材料的数据，由于基于感性直观的现成把握，并仅停留在抽象的现象层面，未能在具体历史关系情境中触及本质，所以实际上就成为最抽象的东西。
批判心理学家则站在历史认识论的高度，敏锐地发现这种抽象和具体关系的颠倒并不是心理学家个人错误思维的结果，而是源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它代表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与他对自己生活环境的影响之间的真正分裂”(20)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此，“当‘科学’认为这些‘事实’直接表现的方式是科学的重要真实性的基础，它们的存在形式是形成科学概念的出发点的时候，它就是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批判地把它的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性当作‘科学’的不变基础”(21)。实际上，心理学家在实验中观察和操纵的抽象的被试“个体”，向来是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经典模型或称“模式动物”。亚当·斯密设想的理想社会就是由抽象个人组成的，在这种社会中，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个体的逐利行为，正如新自由主义者撒切尔夫人在饱受争议的宣言所说的：“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存在单独的男人和女人，还有家庭。”这种无历史的抽象实证科学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早就提醒我们，“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22)。对抽象个体的研究并不能取代对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考察，而且抽象个体研究结果的叠加也不能说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状况。人的本质并不是若干直观的固有属性的简单相加，脱离了社会关系的总体性认定，通过个体变量分析研究所得出的人性判断，实际上是最抽象的东西。
批判心理学关心的正是这种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面对复杂的社会总体，传统心理学常通过将实验限制为若干变量来降低这种复杂性，以保证其问题在方法论和技术上都是可研究的；然而，“科学研究必然能产生总体的关于历史性和社会性关系的洞见吗？或者是不是在每一项研究中都应关注该研究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脉络，由此才能保证有意义的总体性观点？”(23)传统心理学把这些变量当作社会总体的一部分，用来推测社会总体的情况。这样做表面上看并不错，但问题是，变量的选择过程是没有规则的，亦即心理学家预设了要测量的变量，却并不能在理论上证明为何这种变量选择就是合理的。假设心理学家要研究“儿童学习某材料的动机。研究对象乍一看似乎是由一系列变量，如性别、年龄、社会经济背景、自我形象、学习材料的性质和结构、教师的类型、奖惩制度、课堂的社会计量结构等决定的。事实上这是极复杂的现实。所以传统研究者将设法通过把其实验限制在，比如两个变量之上……他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并没有在这些(自)变量选择方面对他有什么限制。严格说来他只需作出一个大胆猜想，然后对之进行严格的测试即可……研究同一问题的第二个研究者在选择要研究的有限数量的变量方面享有同样的自由。同样，他会选出来(最有可能是)两个有研究前景的其他自变量，然后通过测量研究它们与动机的相关关系。若两位研究者都找到了支持其关于研究对象的决定因素的假设的证据，那将毫不奇怪。这样两种特设性的(ad hoc)(24)动机理论，T1和T2被制订出来，而根据‘实证主义’标准，两者将是同样‘正确的’，至少是不能被证伪的。T1基于自变量(决定因素)V1和V2，T2则基于V3和V4。心理学家期望只需通过整合T1和T2，就能像现实看起来的那样，将它作为一个马赛克重构起来”(25)。问题是，个体研究结果的机械叠加并不能说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状况，“将两个局部的理论结合起来，就能保证创造出一个能描述和解释研究对象的本质的理论么？”霍尔兹坎普认为，在研究之前就要区分出本质变量和非本质变量(标准就是上文提到的“相关性”)。有些变量只有在一定时空中才会影响研究对象，那么它们就是非本质变量，在不同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这些局部研究的结果与这些结果的整合都很可能不会再出现。所以在心理学中，幻想寻找描述、预测和控制总体性社会状况的普适规律的努力，其最终结局常常是琐碎的、某种(未必普适的)生活经验精细化的、微观理论的松散集合。
三、马克思主义“功能—历史分析”方法与心理学基本范畴的反思
或许是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物理学羡妒”，心理学总是试图通过模仿其方法论，把自己“抬进自然科学之门”。不过，为何心理学不能像物理学那样为其方法论作合理性辩护？这是因为，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被研究对象本身整合起来的，而心理学却依赖于心理学家的操作性定义和共识，由此就导致了其定义的“通货膨胀”(26)。心理学对其依赖的基本概念或范畴缺乏反思。针对同一个范畴，它会给出常是互相矛盾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却往往都能通过经验来检验或证实。霍尔兹坎普认为，这是一种“伪经验主义”(pseudo-empiricism)。
心理学研究推崇的自然科学式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客观的因果关系，而只是主观的理由。霍尔兹坎普发现，心理学研究依赖的“如果/那么(if-then)陈述”都有一种暗示性特征，所以其借重的经验假设检验与其说是真正的检验，不如说是心理学家主观认定为好的理由的应用。(27)所以，心理学需要一种基础性审思来澄清和重构其基本范畴。就此，霍尔兹坎普出版了《心理学基础》一书，不仅要重构心理学研究对象，更试图重构“心理”本身。批判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范畴层次的批判分析，这被作为批判心理学的原则性任务；而那种“具体理论/此时此地的经验水平的研究与实践工作等……不是‘批判/心理学的’，而只是心理学的”(28)。
实际上，批判心理学的这种范畴分析，受到当时在东德已译成德语的更为传统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中的“文化历史学派”的影响，其方法论就是马克思所引发的“功能—历史分析”(functional-historical analysis)。要澄清心理学基本范畴的前提与界限，或回答它们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出路在于对其进行功能—历史分析。在这之前传统心理学的范畴被称为“前概念”。功能—历史分析在三个层面展开：(1)对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的(再)生产的自然历史(系统发生学)发展分析；(2)对文化的(再)生产，即群体中的个人生活的社会历史发展分析；(3)对个体的(再)生产，即一定社会语境和阶级中的个体(个体发生学)发展的分析。
范畴分析囊括了人类心理作为物质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三方面的总体的本质，由此就可能建构具有确定性的、而不是“心理学家主观认定为好的理由的应用”的心理学理论。要完成这种基础性分析，心理学就要拓展到生物学、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这样的学科中。由于将范畴分析建立在这些经验学科中，批判心理学也避免了传统心理学所担心的形而上学后果。根据功能—历史分析，某种心理或行为的功能就可以在以下三个阶段得到总体的解释：(1)生物系统发生学阶段；(2)社会生活的起源和发展阶段；(3)一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类型中的生活阶段。三个阶段彼此相接，不能互相取代，每个阶段都在下一阶段留下印迹。
批判心理学首先致力于理解系统发生学上最早的心理形式，并将之与作为这种心理的最一般的“范畴性决定因素”的“前心理”的生命现象相比较。然后通过展现具体的遗传分化的生物功能，根据心理在“定向性的”、“情绪性的”、“动机性的”方面的相互关系，把握这些方面的最一般特征。同时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力的发展不断增强有机体的心理“系统能力”，我们还要把握这种发展的生物学意义。这样，通过对有机体的起源和分化的心理系统发生学分析，批判心理学得以对仍处于前人类水平的心理的决定因素进行更为具体的范畴分类。由此，批判心理学也确证了“心理”是有机体遗传学上的系统的客观特征，从而恢复了被行为主义以私人性和心灵主义之名拒斥的心理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因为行为主义错误地将作为心理的特殊形式的“意识”等同于心理的最一般的功能性标准。
霍尔兹坎普将这之前的功能—历史分析称为前人类水平的系统发生学发展主导的区域，而基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指认，批判心理学与具有生物学倾向的传统心理学之不同在于，在人类发展的某个阶段，前人类的自然历史发展被社会历史发展所代替，而且这种发展与前者有质的不同。后者是人类水平的社会历史过程主导的区域。此时，心理的概念分化和条件就取代了之前的遗传分化和条件的主导作用，心理学所依赖的各种概念和范畴此刻才产生。如此就能确定前人类水平的定向反应能力的最高形式，是如何作为人类水平的生活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一部分，被具体化为个体生活过程的“认知”方面的；也能进而说明系统发生学意义上的作为对世界的“评价”关系的情绪性—动机性决定因素现在如何具体化成了人类水平的主观体验。这种主观体验不是单方面地对给定的“自然”环境作出条件性的(conditioned)反应，而是通过改造世界的活动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新工具和条件。在这种对社会条件的主观处理之上，才产生了个体的诸如尊重、认知、审美乃至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心理在系统发生学意义上的生物性特征与人作为人的特征之间是辩证关系。前者可被用于但不能被等同于后者，而后者的特殊性质，亦即个体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是作为心理的决定性因素出现的。传统心理学往往停留在前者的解释框架内，将作为历史社会现象的人类心理视为生物种系特征，人的生活世界被等同于生物学环境。由于这种研究纲领无法把握人类心理的本质特征，所以心理学不能理解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究竟是什么。而且由于该纲领的方法论中心主义技术特征，心理学往往满足于对这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操作性定义，并不追问它们究竟是什么。批判心理学则追溯到系统发生学前人类的“最早的”心理形式，并考察这些一开始为遗传分化决定的形式如何在人类水平质性地跃迁为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心理范畴。心理学所借重的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的基本范畴，在批判心理学功能—历史的范畴分析的视域内，被系统地重新说明和界定了，由此就为心理学以及它的主题和方法都提供了范式基础。
四、批判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议程
理论与其对象的关系来自于范畴，范畴决定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哪一个方面将被从前科学的现实中选择出来进行研究。而传统心理学对范畴的操作性定义往往无法抓住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方面。所以心理学必须提出能在科学上充分把握其对象的范畴。然而，传统心理学研究的方法常常预设了其研究主题，也就是说方法主导了问题，要研究的问题服从于方法。而批判心理学以问题为中心，它不仅通过功能—历史分析超越了传统心理学对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无思，还针对在“一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类型中的生活阶段”中出现的特殊问题，提出了新的、革命性的心理学范畴。比如，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类心理和行为，提出的“普遍化的行动能力”(generalized action potence)和“限制性的行动能力”(restrictive action potence)这样一对概念(29)。后者指人际关系中的工具性，放弃长远目标以获得短期利益的行为及导致异化的行为。限制性行动能力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典型的应对模式，它导致了僵化和孤立的思维，以及充满焦虑和内心强迫的情绪，其替代物就是号召解放行动的普遍化的行动能力。在这里，批判心理学并不像传统心理学那样，将被试“质询到(interpellated)”被操作性定义的具体范畴中，而是站在主体立场上，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问题提出包含解放议程的革命性范畴，以赋予“被试”改变世界的能力。
传统心理学主要关心用哪种方法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劳动力的问题，而且这类方法产生了从外显到内隐的历史变化。随着资本不断为自己创造出再生产的条件，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更加精巧完善。如果说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是意识形态的真正本质，那么现在这种再生产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恰恰是自动的、被追求的。在马克思所熟悉的早期资本主义过渡阶段，诸如泰罗制那样的传统心理学还因其粗糙的外形和严酷压榨的操控而被具有人本主义情怀的学者批判，由此，一种将人类从这种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承诺具有广泛的号召力。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心理学成为无产阶级自我理解和塑造的意识形态机器，无产阶级的解放议程便被心理学化的生命政治治理方式全面接管。
传统心理学将个体从社会和历史的具体性中剥离出来，探究他更好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性和必然性，由此对压迫性社会关系的心理控制和辩护就成为其早期核心内容。“多年来，通过成百上千的实验，社会科学家已经接近了行为的真正科学。他们现在开始学习如何控制行为。通过把这种权力——真正的、鲜明的、不可撤销的权力——交到美国的管理者手中，社会科学家们所做的和将做的工作攫取了比之前暗示的任何事物都更广阔和更可怕的影响。”(30)而批判心理学的最初计划就是克服主流心理学的“控制科学”的视角，并攘斥对主体的实践和理论否认(31)。但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心理学迫不及待地运用各种新技术和新工具殖民每一块“心理”新大陆，普罗大众往往不假思索地对这些看似中立的概念信以为真，以之认识自我和指导生活，终于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了这些概念，心理学由此生产了它所要研究的现象，结果所谓的心理学规律还真的是被经验证实了(此即循环效应，looping effect)。这意味着心理学不单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descriptive)，它更重要的特质在于其规范性(normative)的力量。而心理学化即以心理学通约日常生活，并生产供应全球消费的心理学文化，直到我们按照心理学的常模和精神病理学来塑造自己。由此可以说心理学作为一种生产性实践，它生产了自己意图研究的对象及其规律，被试却主动认同心理学的这种统识力量，结果被操弄在知识权力话语的魔方中。由此，无产阶级的解放叙事被改造成了一个心理学故事。解放似乎已与人们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成为对无产阶级来说毫无意义的“跨越游戏边界的对永恒在场者的迷恋”(德里达语)。
在备受推崇的霍桑工厂实验中，梅奥发现劳动的物质条件(劳动内容、劳动环境、金钱刺激等)对产出并没有直接或预期的影响，恰恰相反，物质条件的影响是受工人的态度和情感中介的。这意味着，如果在泰罗制时代，工人只是“出卖他的劳动力”，那么现在连他的态度和情感都要“让给资本家来消费了”。(32)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劳动力培训市场上，心理学研究中所谓的员工忠诚度、员工敬业度、组织承诺、企业认同、员工归属感等的培养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等都反映了这一点。就员工忠诚度而言，它指的是“员工对于企业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指向和心理归属，即员工对所服务的企业尽心竭力的奉献程度”，它要求工人不仅要出卖劳动力，还要在心理上主动认同它的买主。除了传统的劳动力，他更需要出卖他的人格、他的微笑、他的忠诚等这些个人品质。而这些品质使工人成为更容易被处理和操纵的、“有吸引力的人格容器”。在更多的时候，这种心理认同被有意地包藏在一些更为“天然”和传统的情绪情感和心理倾向——如对父母的感恩之情中，从而成为更为隐蔽和具有统识力量的工人主动追求之物。原本简单粗暴的追逐剩余价值的经济行为现在披上了温情脉脉的人性面纱，而关于如何高效组织这一剥削行为的研究则由于穿上了“科学的”、“管理的”外衣而被中立化了。如此，泰罗制时代赤裸裸的“经济人”假设就被心理学化，成为更“人道”、更隐蔽和更具弹性的“社会人”假设。与这种“社会人”相适应的正是如今炙手可热的“人力资源心理学”，乃至“心理资本”和所谓的“积极心理学”。
无独有偶，2005－2006年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自2006年春开始，“次贷危机”开始在美国逐步显现，随后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造成了持续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种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面前，奥巴马说，美国的问题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心理学“共情”(empathy)的缺乏。“共情”本来是一个心理学范畴。奥巴马多次在各种场合阐述过“共情”。在其自传《无畏的希望》中，他将其定义为“不只是对同情或者慈善的吁求，它要求的更多，它是一种对站在别人的立场，并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的呼唤”。奥巴马将“共情”视为自己道德准则的“心脏”和施政的“标杆”。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似乎正遭受着缺乏共情之苦。”奥巴马更断言：“更强的共情心将匡正我们当前的政治平衡，以支持这个社会中那些奋斗着的人们”。(33)由此，政治经济学现实就被心理学化了，亟待解决的(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个人的)心理学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心理控制的现代形式，“帮忙的职业接管了他们的生活”，传统习惯的消失和对心理学技术的信任，使“人们不再相信他们自己对幸福、实现和如何养育他们的孩子的直觉”(34)。无产阶级的解放议程被操作成了心理学叙事，异化经验被自我实现经验取代，卢卡奇以来阶级意识这样的无产阶级主体性被替换成都市白领崇拜“正能量”的幸福心理学和心灵鸡汤，人的解放被替换成以对自我实现作出积极却是虚假的承诺的各种成功心理学为代表的心理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议程被心理治疗日程所代替，从而再次被推迟了。
实际上，马克思解放议程中的“人的全面发展”有一个革命性的本质规定：“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35)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已经将人的全面性发展明确地建立在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经济条件之上，由此这种全面发展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成为统治”，“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36)马克思的这种批判性预言完全适用于当前心理学在西方社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全面发展的状况，如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为代表的，将“推翻”消极的、负面的、束缚人的观念“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的心理学解放，即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这种观念解放。如果说传统心理学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异化的同谋和解放的障碍，那么，随着“人类社会”取代“市民社会”(马克思语)，这种作为“虚假意识”的虚假心理解放，即颠倒了的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最终将被人的解放所代替。到那时，这个被封印在躯体内的心理幽灵以及塑形它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躯壳将被一起抛弃掉，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批判心理学心理解放议程的根本特征。
注释：
①Theodor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p. 15.
②Tod Sloan, Damaged Life: The Crisis of the Modern Psyche,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viii.
③Theodor Adorno,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Part II)," New Left Review, 47, 1968.
④一般而言，英语世界区分了两种批判心理学，大写的批判心理学(Critical Psychology)特指主要由霍尔兹坎普(Klaus Holzkamp, 1927－1995)等于1970年代在柏林自由大学开创的批判心理学的德国取向。小写的、复数的批判心理学则指接续了马克思批判议程预言的、对传统心理学不信任的各种激进左派话语的松散集合，当然，也包括外延更大的与心理学诞生同时出现的各种心理学批评。
⑤Klaus Holzkamp, Kritische Psychologie: Vorbereilende Arbeiten, Frankfurt/M.: Fischer, 1972, p. 269.
⑥这可解释为何冯特心理学作为一种德国观念在美国并没有产生真正和长久影响。冯特对主流心理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确立了实验在心理学中的根本地位，但由冯特开创的革命性研究不可能从德国传统的理性心理学出发，而要由英国经验主义心理学和实证主义的改造才能进行下去。所以忠于冯特的耶鲁学派很快就暗淡无光；而浸淫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并受实证主义影响的康奈尔学派却如日中天。冯特的另一位学生闵斯特伯格将冯特的直接经验还原为感觉，并将其“科学的体系模式”改造为“科学的研究模式”，在哈佛大学声名鹊起并被尊为工业心理学之父。
⑦C. Tolman, "What's Critical about Kritische Psychologie?" Canadian Psychology/Psychologie Canadienne, Vol. 30, 1989, p. 630.
⑧Wolfgang Stroebe, "The Critical School in German Social Psychlogy," Pers Soc Psychol Bull, Vol. 6, 1980, p. 106.
⑨Klaus Holzkamp, Krilische Psychologie: Vorbereilende Arbeiten. Frankfurl/M.: Fischer, 1972, pp. 9-34.
⑩这一术语是瑞恩(William Ryan)在他初版于1971年的《归咎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 Vintage, 1976)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瑞恩将归咎受害者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被用来将对美国黑人不利的种族主义和社会不公正正当化。通过这种意识形态，导致社会贫困的责任就从社会结构因素被转移到贫困者的个人因素上了。而瑞恩批判的就是这种将贫困归咎在贫困者身上，将无能归咎在无能者身上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早在1947年，阿多诺就提出过类似的概念。在其为纽曼(Ernest Newman)的著作《理查德·瓦格纳的生活》一书所写的书评《瓦格纳、尼采和希特勒》中，阿多诺批评了瓦格纳如何将自己的反闪米特倾向投射到其乐队指挥，犹太人列维(Herman Levi)身上，并认为列维是咎由自取的。阿多诺认为这种归咎受害者的倾向是法西斯人格的最邪恶的特征。这一观点延续到阿多诺后来的《权威主义人格》一书中，并被作为因素之一编制成加利福尼亚法西斯人格量表(California F-scale)。
(11)E. Mayo, 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Cambridge: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3, p. 158.
(12)Thomas Blass, "The Milgram Paradigm after 35 Years: Some Things We Now Know about Obedience to Authorit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5, 1999.
(13)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14)I. Parker, "Introduction: Marxism, Ideology and Psychology," Theory & Psychology, 9, 1999.
(15)Klaus Holzkamp, Krilische Psychologie: Vorbereilende Arbeiten, pp. 9-34.
(16)E. Schraube & U. Osterkamp, 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Subject: Writings of Klaus Holzkamp,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41.
(17)T. Teo, "Klaus Holzkamp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German Critical Psychology," History of Psychology, 1, (3), 1998.
(18)Klaus Holzkamp, Krilische Psychologie: Vorbereilende Arbeiten, pp. 99-146.
(19)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2页。
(20)参见批判心理学家马卡得(Markard)1996年3月22日在哥本哈根大学的演讲稿(M, Markard, The Delopment of Critical Psychology into a Subject Science(Draft), Guest lecture given at the University of Kopenhagen)。
(2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3、55页。
(2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344页。
(23)M. H. van Ijzendoorn and R. van der Veer., "Holzkamp's Critical Psychology and the Functional-historical Method: A Critical Appraisal," Storiae Critica Della Psicologia, 4, (1),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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