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美国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种典型形态,奇卡诺文学勃兴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高潮中。运动中形成的奇卡诺“精神宣言”引领了第一代作家、评论家的创作,体现出文化身份认同的主要取向。八九十年代奇卡诺文学进入全面繁荣,在美国民众面前展示了奇卡诺民族的生存状态、精神追求和独特的文化特征。在两代奇卡诺作家的努力下,奇卡诺文学走出“边缘地带”,进入了美国当代文学经典的殿堂,成为多族裔文化大合唱的一个重要声部,反映了当代美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向。
[关键词]美国当代文学;奇卡诺文学;多元文化;文化取向;民族身份
长期以来,在美国社会和历史文化传统中具有主导性影响的“大熔炉”理论一直强调,所有居住在美利坚土地上的种族应该与讲英语,信仰清教的白人文化相“熔合”。这种关于美利坚文化结构形态的观点和主张,实质上反映了以英裔白人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统一策略和实施过程,但是伴随这一过程所发生的持续不断的骚动和冲突则表明,少数族裔从中感受到的是自身文化遭受到的漠视、排斥甚至被迫消亡的危机。因此他们视这种“熔合”理论染有浓厚的后殖民主义色彩而加以强烈抵制,并努力在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提升方面有所作为,由此形成当代美国社会“熔而不化”的多元文化格局。进入20世纪后半期,在这一多元文化并存的共同体中,勃兴于六七十年代,而在八九十年代形成高潮,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奇卡诺文学,以其鲜明的文化特色引起美国社会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一、族裔文化身份认同的文学表征美国学术界关于“奇卡诺”(chicano)一词的词源辨析至今尚无定论,但有一种说法,认为它的发音源自古代的阿兹特克人。[1]作为一种称谓,“奇卡诺”开始被使用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许多生活在美国具有美国国籍的墨西哥后裔喜欢用这个词表明自己的种族身份。60年代,美国墨西哥族裔兴起一场旨在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奇卡诺”迅速成为运动的文化标志,更加广泛地出现在政府文件、主流文化媒体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至代替了传统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称谓,成了具有特定时代与文化内涵的专用名词。
诠释奇卡诺的时代与文化内涵,不能不面对历史。作为生活在美国的西班牙语裔美国人的一个分支,美国的墨西哥族裔的现代命运应该追溯到近代以来西班牙的殖民扩张历史。
从16世纪早期开始,西班牙的探险家、征服者占据了现在的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地区。他们征服了当地的印第安人,推翻了阿兹特克帝国,把西班牙的势力扩张到整个美洲大陆。西班牙人在当地土著居民中强行传播罗马天主教,把西班牙语定为当地的首要语言,印第安文化与西班牙文化开始融合,又由于印第安人与西班牙定居者相互通婚,形成了一种新的混血民族和混血文化。这个民族从现在的墨西哥中部地区来到今天的美国西南部进行殖民,并首先在现在的新墨西哥城的位置建立了圣·菲城,形成了他们的第一个殖民地。[2]19世纪,西班牙对殖民地的控制和统治土崩瓦解。1821年墨西哥获得独立,这个新的墨西哥国家包括原来西班牙控制的区域,主要有现在的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诸州。当地的英裔移民与当地政府经常发生冲突。1836年,一场英裔移民发动的起义宣布了德克萨斯的独立。8年后美国将德克萨斯收入囊中。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境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墨西哥战争”(1846—1848)。1848年签订的《瓜达卢佩公爵协定》结束了美墨战争,墨西哥将最北部的领土以1 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这块领土上的墨西哥居民成为美国公民。[3]蜂拥进入这片土地的英裔美国人对当地墨西哥裔民族采取种族压迫政策,执政当局在许多领域禁止使用西班牙语。当地的许多墨西哥裔人认为墨西哥独裁者把土地出售给美国是叛国的行径,深感被人出卖的屈辱。因此,他们既不效忠美国,也不效忠墨西哥。在墨西哥裔人中,开始流传一则传说,讲述了现在美国西南部诸州就是早年的印第安“阿兹特兰”(aztlan)的所在地,是阿兹特克人的故乡。这则传说使墨西哥裔人把自身与墨西哥文化中深厚的印第安传统联系起来。许多墨西哥裔人由此进行自我身份认定,产生了从美国独立出来,在现在美国西南部位置建立一个自治国家的愿望。[3]20世纪早期,大批墨西哥裔美国人因生机艰难而从农村迁移到洛杉矶、圣安东尼奥等大城市,但大城市中的境遇也很糟糕。社会现实加深了墨西哥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孤独感、陌生感。二战期间由于缺少劳动力,美国在墨西哥招募了大量的短期工人,其中的许多人后来留在了美国,但因贫困和种族地位低下,长期被排斥在正常社会生活之外。积蓄已久的不满、怨恨导致40年代的暴力冲突。因此,在美国的西南部地区,社会对具有反叛倾向的墨西哥裔少数民族形成了恐惧感。[3]尽管生存得十分艰难,但墨西哥裔人在美国却是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如果说西班牙语裔已经成为美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少数族裔,墨西哥裔则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支。由于缺乏教育和技能,他们中大多数从事收入微薄的“肮脏”职业,但却是美国社会不可缺少的劳动力大军。
2003年,一部名为《没有墨西哥裔人的一天》的美国影片,以怪诞的手法描绘了加州墨西哥裔人消失后,整个社会生活陷入一片混乱,揭示了墨西哥裔人对美国社会的重大作用和两者间的互为依存关系。遗憾的是,当时主流文化圈的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政府当局的实用主义政策和上流社会的冷漠态度,终于将少数民族裔的问题推向颇为极端的60年代,并因此而凸显其抗议的性质。
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多元文化格局形成、发展的先声。其中的“民权运动”、“平等权利运动”和受其触发而起的“奇卡诺运动”,为墨西哥裔追求民族权利,复兴民族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奇卡诺运动”促使墨西哥裔人首先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寻根式的深入思考。在此之前,·127·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几乎完全被“欧洲中心论”的视角所独占,而没有包括美国西南部、墨西哥和中美洲印第安人的悠久历史和文化。正是这些印第安人与早期的西班牙定居者融合,生成新的种族和文化。墨西哥裔人声称:我们,奇卡诺人,在祖先世代居住的阿兹特兰土地上生活,我们带着一个新民族的意识,怀着对于我们历史遗产的自豪和对残酷的外国佬对我们领地入侵的憎恶。我们要求收回生育我们生命的土地,祭奠我们作为太阳民族的决心,我们的血液呼唤着我们自主的权力,我们的责任和我们无悔的命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土地、我们额头的汗水、我们的心呼唤着我们自由地履行这些使命。阿兹特兰属于那些为它播种、浇灌和收割庄稼的人,而不属于来自欧洲的外国人。我们不承认这个褐色大陆上变化不定的边疆。兄弟情谊使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对于兄弟的爱,让我们认识到与那些剥削我们财富,摧毁我们文化的人斗争的时机已到。我们把心放在手上,把手放在土地上,我们宣布我们作为一个混血的民族独立了。我们是有棕色文化的棕色民族。在世界面前,在所有北美人面前,这片褐色土地上生活着我们同胞,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是自由村落的联盟。我们是阿兹特兰人。[4]他们毫不掩饰地以颇有争议的“民族主义”作为寻根和身份认同的代名词,宣称“民族主义是所有墨西哥裔能够达成共识的旗帜”[4]。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奇卡诺运动”的三篇宣言①几乎涵盖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所有要求,提出了实现要求的必经之路和行为准则,勾画了成就社会理想的蓝图。
在这重要的影响民族命运的变革时期,奇卡诺运动的参与者反复重申:“文化,我们人民的文化价值观将强化我们的身份认同感,形成我们运动的脊梁”[4]。他们进而认为,“建立一种稳定的代表自身的文化来与‘他者’形象进行抗争是紧要的”[5]9。因此强调,“必须确认,我们的作家、诗人、音乐家、艺术家创作的文学与艺术和我们的革命相通,对我们的人民具有感召力”[4]。
显然,随着文化身份的认同和一系列政治、经济、教育权利的提出,墨西哥裔人迫切需要强化传达心声,展示自己新形象的表现方式,文学艺术便成了族裔文化的重要表征而受到普遍提倡和重视。正如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米歇尔·洛佩兹所说:“奇卡诺文化民族主义与美国黑人权利、黑人民权运动并行,也是奇卡诺运动在政治学和文学上第一次繁荣的特征。”[5]10墨西哥人本来就不乏艺术天赋,其文学传统世代相承。他们中的部分人成为美国少数民族的一个群体后,仍保留着这种天赋和传统的韵味,在早期美国的西南部,墨西哥裔小说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班牙裔牛仔的民谣和传说也广泛流传,并成为多元族裔文学艺术格局中尤具特色的一部分。奇卡诺运动赋予这个族裔的文学艺术才能以新的时代内容和文化意蕴,极大地激发了其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冲动和热情,当代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所称的“奇卡诺文艺复兴”由此形成。
二、“奇卡诺精神计划”的艺术表达美国文学批评界习惯于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奇卡诺文学从形成到初步繁荣时期。关于文学艺术要与革命性文化相通的倡导和要求,使作家的创作与奇卡诺运动贴得很紧,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奇卡诺“精神计划”的艺术表达。1969年3月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解放会议”通过的《阿兹特兰精神计划》(elplan espiritual deaztlan)清晰地表达了奇卡诺人的民族意识,其中通过“太阳”民族的身份确认而树立起来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辐射式地体现于这一时期众多作家作品中。1969年出版的《镜》(elespejo)被视为奇卡诺文学的第一部文选而受人关注。文选编入大量被英裔主流文化圈所不屑的墨西哥裔神话传说,并插入各种创作风格的奇卡诺作家的作品,展示了奇卡诺古代文化的神韵和现代人生活的状态,以寓意深刻的对照性艺术画面唤起奇卡诺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著名奇卡诺作家鲁道夫·阿纳亚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大多取材于故乡新墨西哥帕斯图拉小镇流传的印第安、墨西哥裔民间故事和传说。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时写到,自己出生时脐带缠住了脖子,是当地的巫医、神婆兼接生婆格兰德把他救了下来。培养他讲故事能力的是外祖父李波里奥·玛尔斯,教会他懂得许多词语的魔力。童年的记忆对他后来成为作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使他对家族世系、乡土和超自然神秘现象倍感兴趣。阿纳亚说:“我的一生都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懂得人的精神、懂得人的潜能。如果我能成为作家,这些前辈的声音将是我探索的目标。”[6]作为这种探索工作,他于1976年发表了长篇小说《阿兹特兰之心》(heartofaztlan)。作品围绕着寻归这样一个命题,展开土地被剥夺、乡村到城市、城市化问题、种族主义及其在社会和劳动市场上的表现等社会生活场景的写真艺术画面,构成墨西哥族裔从历史到现实经历的浓缩。
作品中人们热望着走向阿尔布克尔克,那里是传说中“阿兹特兰”的遗址,是古老的阿兹特克人的诞生地。这样向阿尔布克尔克的迁徙就是寓言性的回归精神故土和奇卡诺社区的形成过程。
人们认为,阿纳亚文学创作的盛期是在80年代。但无论他在艺术表现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的艺术之魂总是在奇卡诺精神之乡游荡。
这一时期,奇卡诺文学的成就和一些重要特征,同样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先驱人物琼斯·安东尼奥·维拉利尔(jose antonio villarrea,l 1924—)和亚美里克·帕拉迪斯(americo paredes,1915—1999)的创作中。维拉利尔的第一部小说《美国化的墨西哥裔》(pocho, 1959)是美国主流出版商出版的第一部墨西哥裔作家的作品,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作品采用了美国成长小说的艺术形式,以作家移民工人家庭的生活和经历作为某种原型,描写了作家个人的墨西哥裔人在美国的移民经历。主人公出生在美国,熟悉美国生活方式,能熟练运用英语,对英裔主流文化并不排斥,但墨西哥裔的血统和身份又使他不得不在文化归属上做出选择。他面临两难境地。
作品提出的仍是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但却与激进的奇卡诺运动参与者在态度上有所差异。因此受到某些批评。不过,人们并不否认这部作品是奇卡诺文学的先驱作品之一。在以后的20年中,以之为先导,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分支:奇卡诺小说。这类小说记载了美国墨西哥裔人民在聚居区的场景和移民来的农业工人的生活,如弗洛德·萨拉斯(floyd salas)的《邪恶的十字文身》(tattoo thew icked cross, 1967)、理查德·法斯克斯(richardvasquez)的《奇卡诺》(chicano,1969),雷蒙德·巴里奥(raymond barrio)的《采摘李子的工人》(the plum plum pickers,1969)和托马斯·里弗拉(tomasrivera)的《没有被大地吞没》(... y no se lo tragóla tierra,1971)。
维拉利尔于1974年发表的《第五名骑手》(the fifthhorseman: anovelof themexicanrevo-lution)是一部关于墨西哥革命的小说。作品的《序》以冷峻的写实画面将读者带入了严酷的革命中,清晰地展现了小说的主题。主人公赫拉克里奥·伊奈斯是一个与众不同,勇敢而具有叛逆精神,带着特殊使命来到世间的人物,他与父兄在庄园做苦工,后来追求幻想成了一名骑兵,最终对革命者无意义的滥杀无辜和背信弃义感到极度失望,产生了离开旧墨西哥,重建一个新的墨西哥的愿望。美国评论界有人认为,小说中主人公寓意着浪漫风格的墨西哥裔绿林好汉赫拉克里奥·本奈尔、希腊的半人半神赫克里斯和西班牙征服者之前的“太阳族”传说。他们尤其对维拉利尔关于墨西哥裔传统中的命运观念和男子大丈夫气概的艺术描写赞不绝口,在表现民族意识·129·和性格方面《第五名骑手》是他最具有挑战性的作品。[7]发表于1984年的《克莱门·奇科》(clemente chacon)是作家的最后一部小说。作品描写了在美国的墨西哥裔年轻人获得成功的过程,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复杂的艺术结构,旨在表明他的小说不能局限在“奇卡诺”的层面,而应该放在一个完整的美利坚环境中去理解。
帕拉迪斯是20世纪美国墨西哥裔的一位具有开创性的作家。从50年代开始,他就对墨西哥裔的民歌、民谣、民间传说和原型进行了深入研究,为研究美国西南部地区民俗学奠定了基础。
他一生大部分的学术生涯是在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度过的,其博士论文《手握着枪:边境地区的民谣与英雄》(w ithhispistol inhishand: a borderballad and itshero, 1958)以边境地区民间流传的乔治里奥·科特兹(gregorio cortez)的故事为研究对象,展示了一幕幕墨西哥裔文化与英裔文化冲突的悲剧性场景。科特兹是被白人司法势力追捕的“犯人”,但也是墨西哥裔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当他知道为他提供饮水和食物的墨西哥裔人都受到了白人的私刑后,为了避免民众蒙受更多的苦难,宁愿自己被捕,表达了一个悲剧人物心中对本民族人民的深情厚谊。这部作品引发了人们对墨西哥裔民间传说的关注和对文化冲突的思考。
帕拉迪斯编选的《墨西哥民间故事》(folktales ofmexico, 1970)和《德克萨斯墨西哥裔民歌选》(a texasmexican cancionero: folksongs of the lowerborder, 1976)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受到民谣学者的关注,也更引起了人种学者和社会学者的注意。这些民谣记载了墨西哥裔美国人在保持民族身份的长期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确认了自身人的基本权利。许多民谣描述的是墨西哥裔人与英裔白人武装的暴力冲突。在墨西哥裔边界民谣中,白人经常是虚伪、凶残的角色,他们经常采用懦弱、邪恶的方式谋害墨西哥裔的英雄。这些对激烈的文化冲突的描写,为后来形成的,研究当代少数族裔边缘化的“边界”(border)理论提供了基本素材。帕拉迪斯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实践了“奇卡诺精神计划”的要求,“重新建立自豪感和自信心。奇卡诺的民族自豪感存在于这些古老的信仰之中,人只有在自身文化的群体中才能真正找到自我”[8]。
弗洛德·萨拉斯(floyd francissalas, 1931—)也是这个时期很有特色的奇卡诺作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跟随家庭迁徙于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各地,这使他对墨西哥裔下层人民深入地了解。他关心政治,参加过旧金山的少数族裔静坐活动,为少数族裔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开展了大量有成效的社会活动。他的政治观点、社会意识和对族裔的看法获得了批评界的关注。
他的第一部作品《邪恶的十字文身》(tattoo thew icked cross, 1967)讲述了少年监狱中的丛林生存法则,主人公阿龙在六个月的监狱生活中,发现这里完全是一个颠倒黑白的世界。粗暴、恃强凌弱的恶棍被监狱长任命为班长,而善良行为却遭到践踏。最初,他还相信人性的善良,但在饱受恶棍的欺凌而难以得到同情和援助后,他被迫接受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他采用狠毒的手段杀死侮辱他的恶棍,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为了监狱中的英雄。他由对善的信仰转向对恶的崇拜表现出了当代世界的疯狂。萨拉斯还写有《我现在的爱情》(whatnowmy love, 1970)、《危险之中》(maymybody on theline, 1978)和《紧急状态》(state ofemergency, 1996)等小说。这些作品都引起人民关注,成为奇卡诺第一代文学的重要部分。
创作催生出批评。六七十年代奇卡诺文学队伍中,也出现了一批学者型的批评家。他们“采用了多种的方式对奇卡诺文学进行分析。他们的出现也代表着在英裔主流传统的漠视和压迫下,一个新的文学团体开始逐步出现。这些批评家使我们想到了美国西南部几个世纪之久的西裔和墨裔文学传统,和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养分的墨裔、奇卡诺民间文化。他们关注到奇卡诺文学对美国文化和政治霸权的批判,和其中进行的重要艺术和语言学上的革新。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证明了奇卡诺文学在美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第一代奇卡诺批评家和这个时期的争论,展示了奇卡诺文学的文化视角并将之置于一个社会和历史的环境之中”[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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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出“边缘地带”,进入文学经典的殿堂20世纪80年代,奇卡诺文学进入全面繁荣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评论界对于这一并无争议的说法提供的支撑材料,首先是欧美大学中的奇卡诺文学和文化研究状况,并以此作为美国当代文学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标志。比如英国的霍尔大学(university ofhull)在美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课程设置上,专设了“奇卡诺文学”的科目[9];而美国的许多大学,如新墨西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圣巴巴拉分校,斯坦福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奇卡诺文化的研究机构,许多高校还设立了“奇卡诺文学”的博士研究方向。[10]这些研究已经从70年代主要关注奇卡诺的历史、政治和社会问题转向包括语言、文学、美术和电影、音乐和舞蹈等更广泛的学术性研究。由于研究规模和层次的提高,“奇卡诺文学”与早已成就斐然的美国黑人文学、犹太文学、亚裔文学并列成为多元化文学中的重要一员。
事实上,谈到80年代奇卡诺文学的繁荣,不能不提到被学术界称作“第二代”或者“80年代人”的奇卡诺文学批评家。其代表人物有:玛努尔·赫南德斯(manuel hernandez)、拉蒙·萨第瓦尔(ramon saldivar),嘉勒莫·赫南德斯(guillermohernandez)等。这批讲授或写作奇卡诺文学的年轻教授和学者从70年代的作家和批评家那里接受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吸纳了欧美当代批评理论和方法,并将此应用于奇卡诺文学的研究和表达。“这个十年决定了以后奇卡诺文学研究的方向,新一代的批评家也努力探索形成成熟的解释方法。”[5]1加之他们的著作几乎都由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新一代的奇卡诺批评家的学术职业化倾向,这也预示着奇卡诺文学以后的发展趋势。
当然, 80年代奇卡诺文学批评过于学术化的倾向,也引来一些批评,如著名学者萨第瓦尔指出:“玛努尔·赫南德斯的评论局限于维拉利尔、托马斯·里维拉(tomasrivera)和米吉尔·曼德斯(miguelmendez),嘉勒莫·赫南德斯局限于剧作家路易斯·瓦德兹(luisvaldez)的讽刺方式、琼斯·蒙托亚(josemontoya)的诗作和罗兰多·西诺加沙(rolandohinojosa)的小说,这些批评家是在学术架构规定的狭窄论述范围内进行活动”[5]11。
此外,维拉利尔的《美国化的墨西哥裔》因表现“同化”主题在六七十年代受到的批评也引发了“80年代人”的反批评,这实际反映了奇卡诺文学表现文化冲突的一种变化,即由70年代着重描写一种与英裔美国价值观之间的社会文化冲突,而转向同时注重表现坚持忠实于墨西哥裔聚居区文化的群体与认同英裔文化价值观的奇卡诺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美国学术界更关注的是这种对批评的“反批评”,表明了奇卡诺文学在繁荣中所体现的文学本位回归和品味深化。
当然,第二代奇卡诺批评家的显著作为,主要还是奇卡诺文学创作的迅速发展促成的,“与前辈相比,他们面对着一个群星璀璨的作家群和非常丰富的作品体系”[5]4。
已经在70年代建立文学声誉的阿纳亚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创作势头。他的作品内容广泛,体裁多样,并以多产著称。在延续到跨21世纪的30多年文学生涯中,他先后发表了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和评论在内的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大量文集。继70年写作成“新墨西哥三部曲”:《保佑我,乌勒蒂玛》(blessme, ultima, 1972)、 《阿兹特兰之心》(heart ofaztlan,1976)和《乌龟》(tortuga, 1979)之后,他在80年代精心构思写作, 90年代出版了“阿尔布克尔克四部曲”:《阿尔布克尔克》(alburquerque, 1992)、《齐亚的夏季》(zia summer, 1995)、《格兰德河的秋季》(riogrande fal,l 1996)和《沙曼的冬季》(shamanw inter, 1999),作品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下展现了美国西南部地区的历史演变和文化冲突,表现了墨西哥裔人无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体在文化冲突中的命运、心灵世界和行为特征。阿纳亚的创作是奇卡诺文学批评的热点。80年代以来,学术界越来越多地谈到他对欧美后现代主义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学,·131·从观念到方法上的借鉴和运用,认为他的一些作品及其引起的争论使“奇卡诺文学从20世纪60年代的意识形态局限中走了出来,并促进了更加复杂的奇卡诺小说阅读方法”[6]。
学者型作家阿图罗·伊斯拉斯(arturo islas, 1938—1991)是斯坦福大学的美国和奇卡诺文学教授,他的主要作品是安吉尔一家三部曲,《雨神》(the rain god, 1984)和《移民精神》(migrantsouls, 1990)现已发表。两部作品对于当前奇卡诺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如性别、父权制和对于同性恋的传统看法进行了艺术解读。《雨神》中通过对发生在墨西哥裔家庭中死亡和欲望冲突的描写,分析了现代奇卡诺知识分子的飘零感、孤独感,作者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处理小说的情节和观点,他经常对文化描述进行再次批判,……把叙述提高到一个新的审美层次,再现了一种更强有力的文化批评,对普通读者传统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提出了疑问”[11]。
这一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一批奇卡诺女作家(或称“奇卡娜”作家, chicana,“墨西哥裔女性”之意)也因其创作独具的特色而跻身于美国当代经典文学的殿堂。奇卡娜文学的产生是西方女权运动的结果,但是其文化特征又与美国白人女权主义不完全一致。墨西哥裔社会崇尚父权,推崇“男子气概”(machismo),这也意味着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一个试图对此提出挑战的女性将受到包括奇卡娜在内的绝大多数墨西哥裔的排斥,所以奇卡娜女性主义远远没有美国白人女权运动那样激进和外向。墨西哥裔的文化史也留下了一对典型的女性模式:“瓜达卢佩圣母”和“马琳奇小姐”,两者对比鲜明,非黑即白,构成两个极端,导致了墨西哥裔社会对于奇卡娜的认识在传统上也存在极端化的倾向。这种一维的认识对奇卡娜形成了重要影响,这在当代奇卡诺文学名著《芒果街的房子》中有鲜明的体现。奇卡娜忍受着白人社会和族群内部的双重压迫,对美丽的追求也成了错误。这些文化因素造就了奇卡娜文学不同于欧美主流女性文学的鲜明特色。
最负盛名的奇卡娜作家是桑德拉·西斯奈罗斯(sandra cisneros, 1954—)。她于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是一位诗人和小说家。在作品中,她大量采用童年的经历、体验和墨西哥裔父母给她带来的文化遗产,在小说和诗歌的创作中探索了诸如贫困、文化压迫、身份的追寻、性别角色等问题。她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鲜明的拉美女性特征,往往与美国主流文化疏离。这些形象超越了传统的叙述结构,强调对话和触动感官的意象,她是“典型的美国作家,乐于表露情感,回避魔幻现实主义的陈词滥调,她的作品在英裔与墨西哥裔人之间建筑了一座桥梁”[12]。
西斯奈罗斯的重要作品有:《芒果街的房子》(thehouse ofmango stree,t 1984)、《呼喊着克里克语的女人》(womanholleringcreek and other stories, 1991)和《焦糖色披巾》(carame-lo, 2002)。《芒果街的房子》对传统的小说形式提出了挑战,经常被看作是一部独特的散文著作、小说或者自传。这个集子由44篇相互联系,长短不一的散文组成,“这些故事能够像诗一样,精炼而抒情,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觉”[13]。西斯奈罗斯以其独特的奇卡娜女性视角、新颖活泼的体裁和对奇卡娜女性心灵世界的展示获得了读者的认可,步入了当代美国经典作家的行列。
综观奇卡诺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目前的发展状况,美国文学评论界的一些看法是很有价值的,“多元化的文学应该展示美国特定民族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一种混血文化和超越民族界限的身份观取代了传统的民族身份观和对移民的敌对政治观点,这也造成了政治角度与审美角度的冲突。而像‘跨民族’‘全球化’这样的多文化研究的普遍存在,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于国际政治、多民族经济和世界历史的关注。这种动态的、比较性的跨民族少数族裔研究与传统的美国主流研究观点自然是有差异的”[14]。按照这样的观点,一些曾经被视为“边缘地带”的文学及其作家,现在完全可以扮演“文学史的主角”。奇卡诺文学正在迈入美国多元文学经典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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