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密尔进行研究的文章与著作枚不胜举。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密尔本人及其留存下来的大量作品的解释和评价，还存在着很大分歧和争议。我这里提及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
实际上，早在密尔还未离开人世之时，人们在对他的看法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功利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主题：许多文人从浪漫主义的想象立场出发，批评和鞭挞功利主义；在他们的笔下，功利主义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形象是，冷酷、无情、死板、庸俗、卑鄙和不敬上帝。类似这样的作品有柯勒律治的《朋友》、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和狄更斯的《坚难时世》等。密尔也认同上面这些批评；他的《功利主义》一文正是针对以上批评而对功利主义所做的出色补救。在《功利主义》中，密尔向人们表明，功利主义像任何其它道德一样高尚和鼓舞人心。它至少使功利主义赢得了公众和学术界对它的尊重；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功利主义自有其合理的和值得人们讨论的地方。wWw.lunwen.net.cn时至今日，人们仍对功利主义保持着这样的一种看法（schneewind, 1976, pp. 35-52）。他还将政治经济学从“沉闷[枯燥]科学”的名声中解脱出来，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他对生活在大学校园中的年轻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牛津唯心主义哲学家t. h.格林在1882年临终之际，据说在他的病床上曾反复唠叨，“密尔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harvie, 1976, pp. 38, 151)。在密尔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尤其是自他成为议会后选人时起，围绕他而展开的争议愈加激烈；一方面，他赢得了公众对他的广泛赞誉和认可，另一方面，保守的出版物对他的诽谤中伤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他所持的政治立场、他的《论自由》和《妇女的屈从》，在引发人们对他倾以极大热情的同时，也给他招惹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他的批评者们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颠覆性的文辞：他们认为，密尔暗藏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要颠覆基督教，倡导和鼓励离婚，并因此而削弱社会的根基。密尔的自由学说允许个体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思考、发表意见以及进行活动等。许多人认为，他的这种自由学说遗忘了要把社会的一致和认同作为信仰和行动的共同组织而去加以保护的必要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就妇女问题所做的论述纯粹错误到家。在他们看来，妇女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生理方面都很明显处于劣势；就妇女在其家庭当中的地位而言，她们丈夫就是权威（pyle, 1994; 1995）。
早在密尔尸骨未寒之时，亚伯拉罕•黑沃德（abraham hayward）就利用刊载在《纽约时报》和《弗雷泽杂志》上的讣告对密尔开始了口诛笔伐（hayward, 1873a; 1873b）。黑沃德与密尔同处一个时代，是一位思想保守的律师。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他们二人在伦敦辩论学会展开过唇枪舌剑般的辩论；其后，密尔成为一名稚嫩的功利主义者，发表了一些难以让人饶恕的言辞。大约在1837年末到1838年初这一段时间里，黑沃德就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向密尔展开反击。密尔在那篇文章曾指责黑沃德和其他的一些人在为贵族政治服务，“（他们）为贵族们呐喊厮杀，为贵族们赋诗写稿，为贵族们逗笑取乐；他们指鹿为马，不耻充当贵族的流氓帮办......”（cw, vol. xii, p. 367n）。实际上，这篇文章并非出自密尔之手，密尔当时只是《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主编。到1837年时，黑沃德终于可以报复，来为自己出一口恶气了。黑沃德断言：密尔迷信人类的进步，其贻害无穷；密尔沉溺于对妇女权利的幻想，倡导与土地有关的、反动而不切实际的法律改革；他假训练妇女之名提出他的社会主义观点。黑沃德再次揪出密尔年青时支持节育这一陈年旧事，并不时地指控他与哈里特•泰勒的奸情。由于突然出现以上这些争议，曾经赐封密尔为“自由主义圣徒”(the saint of liberalism)的格莱斯顿首相，不再支持为密尔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追悼会。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要赘述这些事件，原因在于，在二十世纪晚期人们的眼里，密尔无疑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和政治栋梁。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密尔在其刚刚去世之际所能享有的那点地位和荣誉的一种误解。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人们在对密尔的重要地位进行评价时还时常显得模棱两可。当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由戴雪(dicey)提出来的。戴雪认为，自由个体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的鼎盛岁月大约在1870年左右就结束了，紧随其后的是集体主义的与日崛起（dicey, 1914, p.432）。就总的情况而言，“哲学激进分子”关注的基本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如果说密尔也毫无例外地把重点放在对自私利己的个体，即“经济人”的研究，那么1780年以后则成为生物学的辉煌时代，机体与功能的一体化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freeden, 1978, pp. 18, 93）。提倡集体主义的新黑格尔哲学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密尔仅仅是间接地接触和认识黑格尔思想的。他并不喜欢他所了解到的这位德国哲学家：“在我读了他的书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反思、发展和演化这类字眼极为厌倦，且这种感受至今仍挥之不去”（cw, vol. xvi, p. 1323）。十九世纪晚期的一些评论者，像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鲍桑葵、布拉德雷、里奇，甚至包括莱斯利•斯蒂芬（功利主义历史学家，《英国名人词典》的创始人）等人认为，这些发展变化已经使得密尔沦为历史的落伍者，他仍囿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个体主义范式之中。
就其好的一面来说，这种观点至多也只是一种讽刺夸张；从不好的一面看，它纯属一种虚妄和谬误（freeden, 1978, pp. 23-4; collini, 1991, p. 168）。戴雪本人则坚持认为，密尔的晚期学说为其后正在成长的一代人接受集体主义奠定了思想。戴雪还援引斯蒂芬和十九世纪后期哲学家威西季维克的观点，论证密尔是一位社会主义者（dicey, 1914, pp. 429, 432）。深受集体主义观念浸淫的早期费边社会主义者很乐于将密尔奉为他们的先驱。直到今天为止，人们仍在争论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在密尔思想中的轻重平衡关系这一问题。
密尔被贬为二流人物渐渐地成为一种时尚：作为经哲学家和济学家，他缺乏原创性；作为思想家，他的思想模糊、混乱不堪。1876年，布拉德雷站在新黑格尔主义和反个体主义立场上，挑寻密尔功利主义思想中的逻辑漏洞，以便从整体上将其否定掉（bradley, 1927, pp. 92, 112-14, 119-24）。边际经济学中所采用的数学方法，使得此前出版的所有教科书（包括密尔的书在内）显得成为多余。作为边际经济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杰文斯（jevons），两面出击，同时攻击密尔的经济与逻辑学(jevons, 1871; 1890)。在十九世纪的后二十五年里，这些批评逐渐地左右了密尔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到二十世纪早期，人们在对密尔的批评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这集中表现于g.e.摩尔在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当中。《伦理学原理》着重讨论了密尔的《功利主义》，指责密尔思想中的谬误是全方位的，包括那些“天真、朴实”的错误理论。在布拉德雷无情批判的基础上，《原理》就密尔对效用原则所作的证明再一次进行了嘲讽：“看，第一步论证中的错误是如此明显，奇怪的是密尔怎么就没有发觉”（moore, 1903, pp. 66-7）。
在二十世纪的整个前半叶，对密尔的这种抵毁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在1951年，即使密尔的徒子徒孙们也都认为，密尔的《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因循传统，无足轻重；密尔从来没有学会用数学的方法进行思考(russell, 1969, pp. 1, 2, 4, 9)。不过，普拉蒙纳兹对密尔的爱戴和深信却溢于言表，他在1949写到，“研究密尔的混乱和失误总是有所收益”。普拉蒙纳兹认为，密尔在创作《论自由》和《功利主义》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病痛的折磨使得他未老先衰；在这种状况下，密尔难以完全驾御他的论证。尽管如此，学生们还是应该读读密尔的书籍，这样可以“训练做哲学家所不可或缺的创造素养”（plamenatz, 1958, pp. 123, 144）。就在人们对密尔所做的批判性研究即将要走到尽头之际，麦克洛斯基这位对密尔激进主义持同情和赞赏态度的人，在其清晰的研究和论证中指出，密尔的许多错误不可饶恕（mccloskey, 1971）。
在这一阶段，学术界对密尔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功利主义》是火力的集中点。它受到来自三个层面的批判：第一，密尔对效用原则的“论证”包含有低级的逻辑错误；第二、快乐是人们唯一的欲求，他的这一观点没有多少说服力，事实上也不具有一贯性；第三、尽管密尔本人没有意识到，但从实际效果看，他对高质量快乐与低层次快乐的区分颠覆了功利主义。不仅密尔的《功利主义》被认为充斥着许多矛盾，他的《论自由》也被认为是漏洞百出。当个体的行为是纯粹自我关切性的(self-regarding)且又只对其本人有负面的影响时，公众和法律都不应该阻止他的行动；也就是说，自由的要义就在于严格划定个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举凡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追求自己所喜好的目标。这一原则是《论自由》的基石，也是密尔自由主义的核心之所在。但在批评家们的眼里，密尔的这一中心原则同样是缺乏逻辑连贯性；因为事实上，很少有什么只影响行为者的纯粹自我关切行为的存在(bosanquet, 1923, pp. 60-3；rees, 1985, p. 145)。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里，《功利主义》和《论自由》可能是密尔作品当中最广为人们所阅读的两本著作，是各大学哲学系、政治学系和历史系教学大纲中的必设课程。人们普遍认为，《功利主义》与《论自由》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功利主义》告诉人们，我们应该促进和提高善，或者说快乐（幸福）；而《论自由》则主张，只要自我关切的行为得到考虑和照顾，我们就不应该对个体进行干涉，即使我们的干涉是出于对这些个体自身的善的考虑。一本将幸福快乐摆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另一本将自由摆在首位；一本书讲求功利主义，别一本则不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矛盾贯穿于密尔整个哲学的始终。在当今学术界，也不乏对密尔思想进行类似解释之士（anschutz, 1953; francis & morrow, 1994）。
对密尔的上述批评还经常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认为密尔思想中存在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他思想发展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思想阶段，密尔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他又从未能够成功地将这些不同的内容协调统一起来。这种解释的根据可追溯到密尔的《自传》当中去。我们从他的《自传》中得知，他刚出道之时是一位正统的、信奉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激进分子；作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嫡传，他走出以往的痴迷，转而钟情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卡莱尔等人的浪漫主义诗歌和保守的反启蒙哲学。研究者们认为，这是密尔后期思想出现矛盾的根源之所在；密尔始终徘徊于边沁与柯勒律治、启蒙与浪漫、历史继承与历史虚无、个体主义与组织系统、自由与威权、激进与保守、快乐伦理学与自由地表现自我的伦理学等两难之间。
在20世纪的后半期，人们对于密尔的研究，如同对整个哲学发展史一样出现了的变化；人们可以用“修正”(revisionist)一词来称谓这一变化（gray and smith, 1991, pp. 1-19）；或者用更为准确的“解释性”(hermeneutic)来称谓。也就是说，研究者不再从否定、批判的角度，用打勾划叉式的评卷方式去解读密尔的文本；他们转而以一种认同、支持的态度来解读密尔的作品，以图全面地认识他的观点和意图。赖安(ryan)从20世纪中期就着手于这一方向的研究。他在1970和1974年出版的两本重要著作奠定了这一方向研究的基础。其结果是，人们重视研究密尔哲学的原创性、作用和连贯性等。然而，一个在12岁时就开始接受逻辑训练并在这一领域有所成就的人，却犯下常识性的逻辑错误，这有点让人难以置信。早期的批评者失于对密尔的仔细阅读，尤其是有选择地阅读了密尔的作品，从而走上了一种研究误区。密尔的思想一点也不浅薄，人们在研究其早期作品的时候，应该以他晚年的精密论述作背景。正如厄姆森(urmso)在1953年所写道的，“人们讨论的是被夸张歪曲的东西，而不是密尔本人的学说，因此，矛头指向密尔的那些最普通、庸俗的批评，完全与密尔的思想不相关联”（urmson, 1969, p. 19）。近来又有学者指出：“密尔已经对其后的批评者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做了充分的回答。这些批评者们实际上总是在重弹麦考利（macaulay）的老调；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未能用极端负责的学术态度去仔细阅读密尔的作品。”（wilson, 1990, p. 19）批评者们指责密尔思想“不连贯”，主要针对的是出现于《论自由》中的“一个简单原则”，而这一原则又以对自我关涉行为与他涉行为的区分为基础。对于十九世纪后期的哲学家们，如鲍桑葵、里奇等人来说，这种区分是不容置疑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是新黑格尔主义者，相信一切事物都只是庞大的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与他人不想关联的独立自我，对于任何人来说永远都是不可想象的。黑格尔主义的衰落也使得人们对密尔的责难失去原有的效力。对这种控告造成最大打击当属约翰•里斯的经典之作(rees, 1960)。艾伦•赖安为密尔思想所具有的总体一致性做了强有力的论证，认为只有当人们将《论自由》与《功利主义》，包括被人们忽视了的有关论述正义的问题的最后一章、《逻辑》的最后一部分等结合起来阅读的时候，他们才能理解和认识《论自由》。约翰•格林、弗瑞德•博格、约翰•斯科鲁普斯基等延着这一思路做了大量的论证（gray, 1983; berger, 1984; skorupski, 1989）。罗布森、哈里德、里斯和托马斯等人也为内在于密尔思想当中的连续性，即他的一贯性，做了论证和辩护（robson, 1968; halliday, 1976; rees, 1985; thomas, 1985）；而欧布里恩、斯丁格勒等则对密尔在经济学领域的独创地位和影响力做了论证（o'brien, 1975; stingler, 1976）。
这些文章和著作颇具说服力。在他们已经做了以上这些工作以后，其他人再去为密尔的成熟著作中包含着低级的错误和明显的不一致性这一观点做辩护，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在此以后出版的书刊杂志，基本上忽略了从前贬低密尔的那些观点。拿我来说，我就不想再过多地提及针对密尔论证效用原则所做的批评；因为密尔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并没有试图去证明这一原则，如果人们以赞同的眼光去阅读他的作品，他的观点就可以得到很好地证明（hall, 1969, pp. 145-78; warnock, 1969, pp. 199-203）。当然，我并不是要以此断定，密尔的思想中就不存在任何冲突和令人困惑之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问题仍然存在，但这些问题本身是哲学自身也仍未能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个思想家，密尔究竟在思想史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就意识形态而言，他又该归属哪家。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常纠缠在一起。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所给出的各种解释本身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印迹，但都回避密尔的具体政治立场，或避免将他树为令人生厌的人物。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十九世纪晚期，人们通常将他解释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党派界限在当时并不确定，属于自由派人士的财政大臣威廉•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在1894年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之时，费边社会主义者想到的只是流行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单从以上三点考虑，人们称密尔为社会主义者也就没有什么难理解的了（freeden, 1978, pp, 27, 35-6, 40, 49, 150, 159）。但在世纪之交，随着工党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新的划分。这个时候，势必要将密尔划入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到了二十世纪，人们权衡再三，将密尔誉为自由主义者(berlin, 1969, pp. 18304n,; duncan, 1973, p. 244)。社会主义学者们也对密尔深怀敬意（williams, 1963, pp. 65-84; macpherson, 1977, pp. 2, 44-70; arblaster, 1984, pp. 278-82）。但在他们看来，密尔虽有良好的用意，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属于自由主义性质的个体主义框架，这损害和玷污了他的良好用心。然而，密尔坚持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东欧的指令性经济瓦解后，社会主义正在重新对自身做出定义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看起来又有了进行深入讨论的余地。在贬低密尔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当中，荷兰德的两卷本《密尔经济学研究》最具影响力；而库莱尔则持相反的观点（hollander, 1985; kurer, 1991）。荷兰德的作品学术味甚浓，他清晰地勾勒了经济学从古典到新古典的历史。他志在表明，所有的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密尔以及十九世纪后期的“边际主义者”，他们实质上都是在为自由企业制度做辩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就密尔的社会主义和就他是否只不过是一名李嘉图的追随者这两个话题展开讨论。
自由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将密尔划归自己的名下，并在他的其思想中寻找他们所关注的内容。人类在经见识过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之后，密尔反集体主义的立场重新为他赢得声誉；他成为一名冷战英雄。尹萨亚•伯林将密尔描述为像他本人一样的一名多元伦理主义者。按照伯林的观点，密尔不承认有固定不变的人性，不承认有终极的真理和对善的单一描述。人类在追求着不同种类的善，人们无法对它们做出评判，它们并不是与某一种单一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当强制推行这种制度的时候，也不可能不践踏和违背每一个人所偏好的价值。这是密尔容忍个体多元性的基础（berlin, 1969, pp. 173-206）。但伯林的学生格雷姆•邓肯却并不同意其老师的看法。邓肯认为，在密尔看来，人们可以为道德问题给出正确的答案（duncan, 1973, p. 268）。在更近一些时候，约翰•格雷认可和支持伯林的观点(gray & smith, 1991, pp. 193, 201, 205)。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核心议题。
密尔思想中所蕴涵的对保守主义者的嫉愤之情，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减。1963年，密尔的自由学说受到莫里斯•考沃林的恶毒攻击。考沃林批驳道：1、密尔是一位伪善的自由主义者；密尔所信奉的自由与其说是每个人的自由，还不如说是他个人的自由和左翼无神论知识分子的自由；他所热衷的国家或社会是这样一种组织，即对还没有达到他本人所要求的标准的人们进行干涉。2、“密尔是一个改教换宗的天才――现存原则的无情诋毁者，新道德规范的系统鼓吹者，是对当下流行的确定性进行嘲讽、诽谤之人”(cowling, 1990, p. 93)。在此同时，莱特温也以同样的态度向密尔发难。莱特温将密尔比喻为从十八世纪的稳健（sanity）和从大卫休谟的保守主义，滑向费边社会主义和比阿特丽斯•韦伯(1858-1943)这道斜坡上的一个片段。由于受异邦（尤其是德国人）思想的影响，密尔误入歧途；当然他并没有吃透和理解德国浪漫主义。他融偏执、精英主义，清教至善主义、虚伪的自由主义等于一身，是理性主义政治学所产生的罪恶的象征；之所以说他是虚伪的自由主义者，是因为他希望通过政府将他本人认为是美好生活的内容强加于他的同伴”(letwin, 1965, p. 8)。尽管考沃林和莱特温的攻击是恶意的，且不泛意识方面的因素，但它们仍很有市场；原因在于，这里确实存在有解释方面的问题，对此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讨论。出于对总体的善的考虑，密尔提倡权威和集体行为，他究竟又是在何种意义上界定其自由学说的呢？
美国学者格特鲁德•希迈尔法的作品颇具煽动性和挑战性。他对密尔做了与上大不相同的批评。她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是从其保守的立场出发来反对密尔的（himmelfarb, 1974）。她对待密尔的态度与在美国流行的、强烈地反对“自由主义”的保守思潮联系在一起。对于这类批评家来说，密尔所信奉的“发达自由主义”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并不健全的自由。它无视传统和权威，与肤浅、刻溥的理性主义牵手为伍；它所梦想的平等危险而不切实际。
约瑟夫•汉保和韦莫•肯道尔对密尔的批判与希迈尔法的大同小异（hamburger, 1976, pp, 114-24; willmore kendall, 1975, pp, 157-65）。希迈尔法试图通过她的批判和解释来拯救密尔思想中有价值的那一小部分遗产。她认为，密尔在18世纪30年代的那段“保守”时光才最能代表他的思想。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时代的精神”、“文明”，论托克维尔、边沁、柯勒律治等文章，标志着他对内含于边沁功利主义当中的那些粗糙成分的发展和改善。这个意义上的密尔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承认必须在自由与律条、个体的需求与群体的需求之间求得一种平衡。但到了40年代，密尔又在摇摆徘徊中退回到他年青时代的粗俗和浅薄。原因何在呢？一切都起因于那个不讨人喜欢、教条武断、媚俗平庸的哈瑞特•泰勒，“毫无疑问，这是受她影响产生的恶果......”（himmelfarb, 1962, p. xix）。
希迈尔法认为，密尔是在哈瑞特的劝服下，告别他对激进教条主义宽容的折衷立场，违心地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哈瑞特将自己对女权主义所怀有的激情灌输给密尔。这直接促生了密尔《论自由》中的极端、绝对自由主义。效用的道德属性不足以导致他对女权主义的拥戴。有些妇女，也可能是大多数妇女，满足于扮演传统女性的角色。当然，完全的自由可能隐含着对妇女的解放。在哈瑞特去世以后，正如他的《代议制政府》所展现的那样，密尔又再次返回到他在30年代持有的立场；他思想丰富、气宇慷慨、心胸宽宏。在希迈尔法看来，《论自由》是一部低劣之作，它的主题与催生20世纪60年代泛滥于大学校园中的激进主义的那些思想不无二致。
希迈尔法的有些解释很快被人们遗忘和抛弃。认为《论自由》较之于密尔的其它作品来说平庸、低劣，这种说法太难以令人信服，无助于密尔的研究；因为正是这部作品奠定了密尔作为一名经典作家的地位。认为密尔在哈瑞特去世以后又返回到较为保守的立场，这一观点对于读过密尔在生命最后十年所留下的信件和演讲稿的人来说更不具有说服力。准确地来说，事实正好相反：在哈瑞特仍健在的时候，密尔对民主的疑虑更为浓郁，只是后来，尤其是有了对保守主义在下院的切身体验之后，他才在政治和社会立场上变得更为激进(wolfe, 1975, pp. 42, 51-60)。
但这又引出了另外一些重要议题。第一、密尔是否放弃过边沁遗留下来的思想，或者说是否对边沁的遗产进行过比较大的改造？有些人认为这有点夸大其词。他们相信，密尔从根本上来说一直保持着他在哲学上的激进立场(ryan, 1974, p. 56；thomas, 1985, pp. 33-7)。在他们看来，唯一能解释密尔在表面上要与边沁主义告别的原因是，边沁的学说在此前已经被人们丑化和歪曲。密尔有时不免对此心怀愧疚。这正如庸俗马克思主义受人谴责，并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位大师本人，而是由于他的信徒恩格斯；哲学激进主义被套上独断教条的外衣，不是因为边沁、李嘉图这样的伟大思想家，而是起因于那冷酷无情、胸襟狭窄的詹姆斯•密尔(hollander, 1985)。人们甚至对此也提出质疑，并去证明他们父子之间在本质上存在的连续性(rees, 1985, pp. 10-50)。
第二、在密尔的学术生涯中，存在不存在一个清晰的保守阶段？与希迈尔法的观点相反，许多人强调密尔思想包含的内在连续性；这一点已经在过去35年当中出版的多伦多版《密尔全集》中得到了清楚的说明(o'grady, 1991, p. 13)。不过，人们还仍旧在争论着这个话题；与此相联系的另外一个争论是，密尔在结识柯勒律治和托克维尔以后，他是否仍旧是一个民主主义者(rees, 1985, pp. 10-50)。
第三、哈瑞特对密尔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且是何种性质的影响？正如人们所了解的那样，密尔本人认为，其影响的程度不但超乎寻常且十分有益。其他人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卡莱尔认为，“当密尔在谈论各种高深而无法言说的话题的时候，脑子里塞满许多并不怎么高明的想法和念头的哈瑞特，闪着那幽黑硕大的眼睛，尽问些愚不可及的问题，而且总是重复着问同样的问题”(himmelfarb, 1974, p. 225)。密尔的好友、学生、兼传记作家亚历山大•贝恩认为，“最能揭示这位夫人(哈瑞特)支配密尔的方法，莫过于她搏取密尔的所有观点，然后再以她自己的方式将这些观点倒出来，并以此去取悦和奉承他”(bain, 1882, p. 173)。哈耶克从研究密尔与哈瑞特之间的书信往来入手，证明她影响了密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部分章节(hayek, 1951)；潘克则更进一步地指出，她实质上影响了密尔在继《政治经济学原理》之后发表的所有重要作品：
就密尔的影响而言，它在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促进了西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人文素养的提高；但密尔夫人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密尔本人(packe, 1954, p. 371)。
培普在这个问题上持相反的态度(pappe, 1960; robson, 1968, p. 53)。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妇女运动的复苏，这一争论变得甚为紧迫。培普的观点在被奥肯接受的同时，艾丽丝•罗丝与凯特•索普则一起为哈瑞特•泰勒•密尔及其影响做辩护(rossi, 1970; soper, 1983; okin, 1979)。
“密尔的作品为政治、法律、社会等领域的平等作辩护，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不言而喻的”（mccloskey, 1971, pp. 135-6）。从这些层面看，“正如密尔所希望的那样，世界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russell, 1969, p. 10）。在上世纪60年代里，这些观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正确。他们对“西方”成见的固守让人瞠目结舌；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密尔寄托在妇女身上的希望还远未变成现实。即使在西方，密尔所畅想的男女平等观念也没有得到普及，没有完全为人们所接受；古怪的学院哲学家们在伺机兜售他们的谬论：女性比男性卑贱，只适合于担当被支配和被驯服的角色；《妇女的屈从》是一位自负和性冷淡作家留下的“荒谬、耻辱”之作(stove, 1993, p. 12)。
《妇女的屈从》讲的都是一些自明之理。这是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定论，但现下也遇到了挑战。女权主义东山再起以后，密尔的作品又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当然，现代女权主义者在为密尔搜寻极尽赞美之辞――“自柏拉图以来，第一位论证女性与男性具有同样美德的主要哲学家”（okin, 1979, p. 220），但这些赞美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有观点认为，他对于男性也很有价值，但并不怎么令人满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主张性别的趋同；认同资产阶级家庭；期望妇女遵从于男性所拥有的杰出理想；或者仅仅因为他也是一个男人。亚那认为，密尔的作品说服力不强、漏洞百出；曼德斯认为，密尔所主张的理想婚姻并怎么让人感到轻松舒心；凯恩则认为，密尔面对正在酝酿形成的妇女运动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既支持却又阻碍的行为(annas, 1977; mendus, 1989; caine, 1978)。其他人则持更为肯定的态度（tulloch, 1989; shanley, 1991; donner, 1993; mendus, 1994）；这是人们在二十世纪末围绕密尔展开争论的一个主要议题。
人们除过围绕密尔的思想进行广泛地争论外，还就他做人及生平也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他在议会的那段经历为他的人生叙写了一页辉煌，还是徒写了一个败笔？当公民选举权得到扩大，使得普选在理论上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为什么又放弃了他在威斯敏斯特时期所持的激进立场呢？他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人呢？密尔的研究者不可能不注意到在他那讽刺性文本后面所潜藏的真意；密尔是一位大好人，但莱斯利•斯蒂芬在英国名人词典中却是这样勾画密尔的：
在我看来，他的情感象女性一样脆弱；敏感有余而男子汉应有的那种厚重却严重不足……。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温柔谦恭成就了最为杰出的女性，而不是什么创造力。如我所言，密尔的同化能力（power of assimilation）成就了密尔显赫声名。作为教师，谁都期望自己的学生具有极强的接受能力。密尔象女人一样，以超乎想象的谨持和严肃看待周围的事物，甚至也这样去看待哲学家们：他完全没有日常生活所需的幽默；话可能得说得有点不好听，这是十足的女人气质(stephen, 1912, p. 72)。
古板、冷漠，学究，性冷淡，妻管严，自命不凡、缺乏幽默，这就是人们对密尔的写照。有人可能会对此做出如下解释，人们一向不大喜欢那些向他们说教布道之人，而密尔无疑正是这样的道学家和说教者。也有人可能会认为，密尔抱怨英国人不大愿意相信那些声称并非出于一己之利而写作的人。他的这种抱怨没错。
更具戏剧性的是，连心理史学也不放过密尔。这方面尤以布鲁斯•马丽诗笔下的密尔为最 (mzalish, 1975; glassman, 1985)。密尔在其《自传》中讲述了所受教育对他的压抑、父子俩紧张而密切的关系，但对他的母亲却始终只字不提。这些叙述授人以柄。格兰斯曼认为，密尔的成长过程“残酷而非人化”，“很少有父亲会以这样严肃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这使得密尔过着一种“极其不幸的生活”。密尔自陈，当他在翻阅了马蒙泰尔的《文集》之后，他开始走出开始于1826年的那种精神郁闷。这本书叙述的是，主人公的父亲谢世，年幼的他告诉家人“他将成为他们的希望，将为他们提供他们曾经失去的一切”（cw, vol. i, p. 145）。密尔被这些文字感动得热泪盈眶，并从中获得极大的解脱；他发现自己的情感并未枯竭。半道出身的弗洛尹德主义者抓住这一点不放，并就此认为，密尔有一种无意识的俄狄浦斯冲动――弑父娶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密尔的内心有一种倒置的俄狄浦情结，即幻想着弑母嫁父。我赞同赖安对这两种“粗俗、无聊”看法的斥蔑：“到目前为止，所有企图从心理传记学角度对詹姆斯和斯图亚特•密尔进行研究的文章是如此的低劣和可笑，以至于人们羞于去阅读和评论它们”(ryan, 1991, p. 121)。但是，除过弗洛尹德式的解释之外,还有其他几点争议：他所受的教育真是那么苦不堪言，非同寻常吗？他内心的酸楚与情感的创伤影响着他的哲学吗？
对于密尔的研究来说，最新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源于研究思想史中兴起的各种新方法。这些方法沿续着此前曾提到过的“解释学”转向。后结构主义提醒人们注意研究语言或话语，以及那些影响着文本理解的思想传统或范式。j. g. a. 皮考可的“古典的共和范式”(clasical republican paradigm) (pocock, 1975)是应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一方法的流行促使思想史家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文本背景塑造了密尔的思想？很显然，他的《自传》为人们做出了清晰的回答：发生在英法两国的启蒙运动，并交织和夹杂着边沁的哲学激进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德国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现代法国的哲学史和社会学，如圣•西蒙、孔德、基佐和托克维尔等。
这里明显有一个难题；密尔声称，在他看来，边沁主义的抽象、非历史模式得到了法国思想家们的校正，并使他本人认识到了历史的多元性与相对性。他们使他明白，不能抽象地认为民主就是善的：恰当的问法应该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适合于处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地区。但正如思想史家们所说，这种“历史的”方法早在十八世纪就成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核心，并展现在密尔少年时期所读的书本当中。那么密尔为什么要将他自己置身于法国话语的语境当中，而不是英国的话语系统当中呢？据说原因在于他对英国的话语系统有一种说不清的厌恶，并喜欢将他自己装扮成为一个局外人；但事实上，作为主宰当时话语的英国辉格党这一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对其心灵的塑造更胜于他自己所认定的法国话语(collini, winch & burrow, 1983; burrow, 1988)。沿着这一思路，最近出版的大部分著作致力于把密尔与十九世纪知识份子、政治家们的言语对话联系在一起；这些知识份子与政治家们通过各种评论性杂志和伦敦的各种俱乐部进行互相交流；利他主义及其道德力量构成了他们讨论的主要内容(collini, 1991)。这一方法使得对密尔文本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但也引出新的问题，那就是与密尔本人的自我认识相抵制，因此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hamburger, 1989)。
① 本文节译自［美］威廉•斯坦福所著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william stafford: john stuart mill,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一书的第一章“生平及荣誉”(life and reputation)的后半部分。本文题目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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