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是”字，看起来把主词与谓词等同起来，给人一种“个体性即普遍性”的感觉，如“人是动物”“苹果是水果”，但我们又知道并不只有人是动物，水果也不仅仅只有苹果。所以黑格尔在讲到判断时说，第一，我们常常不能把“有”与“是”区分开来（还有“在”，这纯粹与西语中对“tobe”的理解有关）;第二，我们又以为谓词是我们从“外面”强加给主词的一种属性，不知道属性只是主词在自身发展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种规定性。而规定性应该是很多的，如“人是两腿直立无毛、会劳动会说话的动物”“苹果是红的、甜的、好吃的水果”等等。这些潜在的特殊性是说不完的。所以当我们问任何一个概念（哲学、艺术、人、上帝）是什么时，都不在于我们把多少谓词加给这个概念，而在于这个概念自身所逐渐展示出来的规定性。我们古代的哲人，实际上就是通过他们的思维活动，展示出了某种西方哲人们所未曾看到过的规定性。但更多的人都知道“哲学是世界观”。
什么是世界观?在英语里面有两个词都会翻译成世界观，一个是“Worldoutlook”，一个是“Worldview”。这两个词的本意都是人所看到的景致、视野。于是，我们也就可以把“世界观”理解为“观世界”，即我们眼中或心中所看到的世界。于是这里就引申出三个问题：第一，二元论的问题。只有当我们把世界当成在我们之外的对象时，才谈得上“观世界”;第二，从事实上讲，世界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着，但从逻辑上讲，没有我们的“观”，也就无所谓有世界，而且每个人所“观”到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世界；第三，我们并不在世界之外，世界也并不只是我们外在的对象。世界在我心中。“观”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意识活动，这种活动只是单纯出现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思维之内。没有人的自我意识，也就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观世界”。所以意识的自我“观察”也同样是在“观察世界”。如何理解这三个问题，本身就构成了我们对“世界观”的理解，也是如何理解哲学的人口之处。
“观世界”是为了把握世界。“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这句话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序言里面，是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世界”。但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我们把世界或者时代当成存在来看，一个是我们把世界或者时代当成结果来看。这两个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世界或时代是存在，我们与世界或时代的关系就是一种理解的关系，解释只是对自己的理解的解释，它几乎可以与世界或时代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世界或时代是以前的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不管你是否满意这个时代，我们都可以找到构成它的原因。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主要是史学界，特别是思想史的工作，用原因说明结果。但如果原因是偶然的，那么结果是不是也是偶然的？如果结果不是偶然的，那么就涉及到一个目的论的问题。康德讲启蒙、永久和平、进步和发展，都与这种目的论的观念有关。笔者认为黑格尔这句话同时包含这两种含义，这也就是他之所以会把哲学理解为哲学史，把目的理解为原因的一个特征。我们概括为“历史与逻辑的一致”。请注意:“世界观”就是“观世界”；“观世界”有事实与逻辑两个不同的角度，它们的区别在于你是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还是理解为结果。
中国古代有所谓的“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奠定了一个基础性的思想框架。《左传》把《春秋》的一万多字铺陈为十八万多字，成为第一部史书；而《公羊传》则是我国政治学的开山之作，它对《春秋》中的史实不感兴趣，它所感兴趣的是《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成为今文经学的历史范本。公羊传》特别受到汉武帝的推崇，因为它适应了汉帝国大一统132社会科学论坛的需要。《谷梁传》与《公羊传》近似，走的也是理解、解释的路子，也就是说，它们先已把《春秋》当成“存在”而《左传》所探究的则是《春秋》中的“事”的来龙去脉。这里面又有一个历史与逻辑、训诂与阐释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西方哲学里面，莱布尼茨说单子之间没办法沟通和交流，因为没有窗户，是封闭的，一个单子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1981年，我跟我的朋友陈宣良合作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比较斯宾诺莎的单一世界（他称之为“自然”）与莱布尼茨的无数个世界（即“单子”）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莱布尼茨的先定和谐论。如果一个人的世界跟另外一个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你甚至无法进人另一个人的世界，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如何想的，那么交流与沟通何以可能？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莱布尼茨说是有上帝的先定和谐。除了这一条，我们还能说出别的道理吗？无论怎么说，它都证明了当代哲学所提出的一个问题的重要，这就是语言或符号对我们人生而言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当然还有上帝的存在。
唯物主义哲学相信“物”的存在是在先的，比如告诉我们：“没有地球，哪里会有人？”地球就是先于精神的“物”。但“地球”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它来自于我们人类的命名与判断。黑格尔在《小逻辑》第167节中说：“一切事物都是一个判断。”就是说，没有判断，不是说事物不存在，而是说我们不知道它就是事物。到维特根斯坦，他又在《逻辑哲学论》里面说了那么一段话“世界是所有发生的事情，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他严格区分开了事实和事物。这个话筒放在那里，它就是事物；当我说“这是一只话筒”时，它（话筒）就变成了事实。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用语言把天、地、水及各种生命之物变成了“事实”。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事实的世界中。
无情性事实与制度性事实
美国有位哲学家叫约翰•塞尔，他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一书中说，一共有两类事实，一类是无情性事实，一类是制度性事实。制度性事实比较好理解，比如货币、婚姻、交通、体育比赛、法律制度等等都是人类制定的制度性事实。真正有意思的是无情性事实。赛尔喜欢说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常年积雪就是一个无情性事实。但是如果说它海拔多少多少米，是世界上第一高峰，这样说出来的事实（判断）还算不算无情性事实？很难说，因为海拔多少，这纯粹是人的计算；至于是不是最高，这本身就受到经验的限制。大家想想，说最高与说山顶常年积雪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看起来，说珠穆朗玛峰山顶常年积雪这与是否有人看见没有关系，但是这仍然要人说出来，仍然要人看见，就是这个无情性事实也仍然需要被人说出来。不说出来就不成其为事实。但是，我们先假设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没有人类它都是这样的事实，这一类的事实我们就把它叫做无情性事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制度性事实就是我们人类制定的事实。比如说按照婚姻法一夫一妻制，这个事实是制度规定的，它是可以变的。塞尔在他的书里面主要讨论的就是制度性事实，因为我们面对的也主要是制度性事实。我们出门坐地铁，它的速度、几点开始、几点结束都是人规定的，凡是人规定的都是制度性事实，当然也是可以改变的事实。但是，我们在背后要假设有大量无情性事实的存在，比如地球的出现先于人类的出现。无情性事实和制度性事实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有些非常难说是无情性事实还是制度性事实，比如“人性”，比如“国民性”，比如“国情”。这些事实都会随制度的改变而改变。但“人性”中有没有不变的、或者说全人类一致的东西？比如说“食、色，性也”，这里就想把“性”（本性）理解成无情性事实，所以古人也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我们依然相信“人性”是某种制度性事实造就的。为了维护某种制度，我们才假设人性是无情性的。但按照黑格尔的逻辑，既然有“人性”这一概念，就必然会从人性中生长出属于它自身的“属性”，就如橡树的种子会长成橡树一样。所以，某种对无情性事实的“假设”，作为信念还是需要的。有人把“信念”与“信仰”区分开来，认为对彼岸世界的相信叫“信仰”，对此岸世界的相信叫“信念”。它们都超出了我们所讨论的“事实”的范畴。要讨论，就讨论“相信”这一事实是怎么造成的。于是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我们自己造就的事实性世界之中。我们世界中的事物变成了事实，这种“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大约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世界观”的意思。讲“本性难移”也好，讲“天赋人权”也好，都是为了给某种制度性事实提供理论依据。所以“认识你自己”“改变你自己”也就是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
这样说，就已经先认定了人并不在世界之外，而就在世界之中。于是这里就又带出了三个问题：一个是西方哲学所说的“被抛”，这是西方哲学家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人是被扔到这个世界上的，不是他个人选择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说人是在世界之中的话，第一个就是“被抛”的问题;第二，人并不是就只活自己这一辈子;第三个问题，被抛是什么意思？就是被抛到与世界的各种关系当中。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所的查常平博士134社会科学论坛概括出了七种关系。我觉得概括得很好。被抛，首先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它指的是无可选择、无可逃避。就是说，你被生到这个世界上是无可选择的事，而且你也是逃避不了的。你不能说我不愿意生到这个世界上。当你一生下来，你的种族、你的家庭、你的性别都是被决定的，这里没有你的选择，你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从积极方面来说，这里面有一种自然的、自发的东西在决定着你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尽管不是你的选择，但这是一种自然自发的关系产生的结果，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遵循自发的和自然的结果是自由主义思想家解释市场经济，解释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哈耶克的学说。我们现在真的已经不再相信人的计划有多么的周密，不再相信改天换地、人定胜天之类的豪言壮语，也不再把希望与未来都放在“明君圣上”或“救世主”身上。还是要“认识自己”和“改变自己”。
这是一个从消极的方面来看无可选择、无可回避的问题，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讲的是自然而然的自发秩序。再从消极的地方来看，人都有不得不顺从、不得不服从的东西。首先，当然是权力。我们都生活在某种政治结构当中，起最大作用的就是权力，我们时时刻刻感受到权力的存在，而你不得不顺从权力。权力的作用是不得不顺从的，而且这种权力的影响无处不在，主要是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正因为权力的影响无处不在，于是一个人表示个人自由的机会也就无所不在。人的自由就在于能说出一个“不”字。“自由”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性的东西。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面说：纳粹德国在占领法国的时候，是法国人民最自由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纳粹德国占领法国的时候，规定人民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你不能这样想、你不能这样说，规定的越多，人们干的任何事情就都成为了一种反抗，成了一种说“不”的方式。思想、情感、情绪、感受总是限制不住的。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春秋笔法”上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就等着后人的《公羊》《谷梁》之类的阐释了。我今天的讲座，倒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但毕竟又与“官方”对哲学的解释不一样。有了不一样，也就有了自己所想表达的自由。自由永远是反题，是否定性力量。在黑格尔哲学中，它也是特殊性的表示。普遍性经过特殊性的否定才能达成个体性或单一性。我常常给我的研究生们讲，中国的问题，就是解决不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或者说，为了维护普遍性而压制或取消特殊性。所以具有特殊性意义上的自由的普遍性（平等）也就无法达成。第三个呢，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人是被造成的，比如，波伏娃写了《第二性》，说女性是后天造成的。她想强调这一点：“人，包括性别，都是被造成的。”当然要涉及到环境、制度、文化、教育等等。但什么叫“改变自己”？从积极方面来看，比如一块石头很大，我搬不动它，我把它视为一种敌对力量，因为我完全搬不动它；但是如果我不是想搬它，而是想站在上面往远处看，它就是很好的阶梯，它就帮助了我。从哲学上来讲，当我觉得这个石头是一种敌对力量，因为我完全搬不动它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假设我能够搬动它，发现搬不动它的时候，我才认定它是一个敌对力量。但如果我从一开始就不想搬动它，而是想站到上面去的话，这种敌对性的关系就转化了。这看似是一种妥协，一种投降，但实际上是另一种设法达成“双赢”的博弈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人真的是自由的。总之，关于“被抛”问题，我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它的消极含义与积极含义。
第二个问题，人并不是只活自己这一辈子。
这是一句大白话，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当我写下这句话时，真的是沉思了很久。想一想人生真的很有限。昨天，我的老同学邓晓芒来看我，告诉了我很多不幸的事情，我们都很熟悉的两个朋友去世了，都比我还小。到了这个年纪，死亡是随时会降临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说这么一句话:人并不是只活自己这一辈子，不管是谁，都要留下一些东西，留下一些记忆，总有一些人会怀念，总有一些人会想起过去的什么事。总而言之，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想和一些人建立一种温情的关系，使得死亡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变成一种情感上的牵挂，一种温情的东西，变成有温情的历史。虽然是悲剧的，但是有温情，让人想到就连死亡这样的严酷的事实也带来一种温情的怀想。死亡是无情性事实，但怀想既不是无情性事实，也不是制度性事实，而是如同信仰、信念一样的情感性事实。我想，强调这一面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把人世间看成都是铁的、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来转移的无情性事实与制度性事实，老强调这一面，社会会变得非常生硬。我们要写出一种比较温情的哲学，这是对历史、对哲学的一种看法，也是对自己的人生的一种看法和想法。每个人都不是只活自己的这一辈子，还有别人会记着你、会怀念你，会经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悼念你。这并不是你能知道的，但是对那些进行这些活动的人有意义。他们通过这种怀念、悼念和回忆，唤起他们记忆中的一种温情的东西。这种温情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化解人的钢铁意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当一个人能想到自己死后的世界，能想到自己会留下些什么时，可能会变得温情、宽容和善解人意。
第三个，就是“被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被抛人一种关系当中。查常平博士在《世界的逻辑构造》里面讲到了七种关系。这七种关系都是就事实性关系而言的，但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
136社会科学论坛我们把这七种关系区分为三个层面上的问题。
四维之中的我们首先第一个层面包括四种关系，这四种关系都是我们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存在着的，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被抛人这四种关系之中，这是无可选择的。
第一个就是语言，这个几乎是七个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千万不可忽略语言。语言，我这里指的是母语。人被抛人一种语言当中，这种语言，是自我认同的一种无情性事实，我把这里的语言叫做无情性事实。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世界是一个有语言的世界，你的父母，你的周围的人都在说着的语言，它是一种无情性事实，自我认同的无情性事实。语言是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一种事实，把世界当成存在，这个事实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用语言描述它、规定它，使各种存在着的事物变成事实，而这些所有的事实都反过来证明着人的存在。学习语言，就是从语言中吸收一切，所有无情性事实也好，制度性事实也好，都被我们所吸收。比如我们今天讲课，也是用语言来讲，没有语言这种媒介呢，就没有办法让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当我说了以后，你们是不是就和我想的一模一样呢？仍然不一样。因为你们的吸收本身也是一种创造。创造，就有自己的偏见。这个偏见不是贬义词，而是指每个人先前就已有的各种观念、意识。没有谁的大脑是一张白纸。我也有我的偏见。可怕的不是有偏见，而是不肯吸收别的东西，不肯纠正自己。在我们之先存在着的事实，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语言。就对哲学的理解和表达来说，或者偏重意思，尽可能用日常的、口语化的语言进行表达，比如我现在努力做的；或者偏重意味，在字词(包括概念)上下工夫，让人为那样一种语言的表达而激动、而沉思。所有的人都想把二者结合起来，但能结合得好的并不多。你是学什么的，什么学科的，你就熟悉那一学科的语言和概念，就有属于你的一套概念。这些概念常常会成为思想的框架支配着我们的思维。人不可能没有框架，框架与框架之间会不相容、会打架，这就是思想的痛苦与执著。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要把这种痛苦与执著表达出来。只有当这些痛苦与执著是真的的时候，问题才是真的。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来说，怕就怕没有了真问题。没有了真问题，人也会没有真痛苦与真执著。中国人是越来越不想过有痛苦、有执著的日子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用。但没有了真痛苦真执著，哲学、宗教、艺术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而所有的问题，包括痛苦与执著，都是通过语言或符号呈现出来的。我们有那么丰富的语言与语言表达方式，让人痛心不已的是我们眼看着我们的母语正日益贫瘠，我从自己的研究生身上已经发现，他们不会翻译，不是因为外语不好，而是因为中文不行。中文不过关，干什么(首先是思维）都不行。
第二个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叫做历史。历史是一个概念，与哲学一样。我说哲学世界观是什么意思，我不问哲学世界观是什么，不愿意用下定义的方式来回答问题。对历史，我们也不好定义，只把它理解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就行了。但请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时间维度的问题，它是相对于空间的、结构的纬度而言的;二是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问题，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今天看过去所发生的事，为什么会与以前不一样？《左传》《史记》都是记事，但同样的事在不同的记事者眼中会一样吗？我这里主要问的是意义;三是统治者为什么总要歪曲、掩盖历史？当然方式很多，最一般的就是绝口不提，彷佛从未发生过一样。我有一本书叫《三十年间有与无》，从1978年到2008年；明年就是2016年了，所以现在想写一本《五十年间有与无》，从1966年到2016年。正在想，还未写。
第三个制度性事实就是空间性的结构关系一换成中国的传统概念来说就是“礼”，仁义礼智信的“礼”。请大家高度重视“礼”这个概念。中国这个社会，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一直存在着一个无情性事实，或者说它本来是制度性事实，但是被说成了无情性事实，这就是“礼”。上智下愚、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等，还有数也数不清、但又相互矛盾的“古人云”“岂不知”“自古道”。这是一个高度礼俗化了的世界，是中国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得不进人的一种结构性关系。但几千年下来，经过无数次造反起义，特别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这些礼俗已经渐趋垮塌，但又没有别的伦理规范来取代或改装过去的那些制度性事实，我们正处于一种手足无措的状态之中。礼俗是自然形成的制度性的事实(由此可见文化的力量），但是由于它存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加上统治阶级不断的宣传（当然只宣传有利于统治的方面，这也是文化的力量），于是好像变成了无情性事实，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于是又回到了我一开始讲的问题，什么是无情性事实？什么是制度性事实？什么又是情感性事实？一些无情性事实，被说成制度性事实，一些制度性事实，又被说成无情性事实，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在无情性事实里面，138社会科学论坛805塞尔分得很细，他把事实分成等级。比如就人的精神来说，‘‘我想喝水”
这是一种意向性事实；“我渴”就不是意向性事实，而是另一种无情性事实，“渴”和“我想喝水”所表达的事实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细致的区分，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培养或养成人们讲道理的习惯。而我们平时是不大注意这些区分的。比如，我们连“国”与“家”都不做区分，说“国就是家”。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说“国就是家”？不努力培养人们讲道理的习惯、风气，然后在制度上加以落实，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可怕的，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不讲道理。制度性事实最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但又只有自然而然形成的，如市场交换、契约合同那样会自然想到而形成的制度性事实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而这一切，又依赖于一种公共领域的形成，在观念上就需要把政治带人一种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过很多文章了。有一期《人民文摘》，封面写的就是《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起点：公共空间与公共意识》，里面选用的就是我的文章《公共空间与公共意识中的公德问题》。能有一个可以讲道理的公共平台，这比什么都重要。讲道理的目标不在争出个是非对错，而在培养这种习惯与风气，培养逻辑思维的能力。
第四个就是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以前就已经存在着的最大的无情性事实，就是自然界。自然界当然客观存在着，但哲学上最让人困惑的，就是“怎么会是有（存在），而不是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在我们之外有这么一个独立存在着的自然界？这等于是在问：怎么会有哲学？哲学是怎么发生的？再追问，又涉及到思维到底是怎么回事。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又涉及到这个自然界有没有规律，我们可以不可以认识。有学生告诉我，参加高考考哲学，就是要记住“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四句话。这四句话背下来就可以应付考试了。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哲学是要考人的死记硬背的能力吗？这种教育制度和考试方式，非把我们的孩子毁掉不可。但这一切，都还是我们眼下顾不上的问题。大家都生活在紧迫感之中，比教育更迫在眉睫的事多的是，比如杀医生。这本身就无法让人释怀。各行各业都觉得自己的问题最大，各种各样的头面人物都威信扫地，灰头土脸，专家、教授、律师、医务人员成了发泄不满的对象，这倒真值得我们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这四个，一个语言，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一个制度性的社会结构，再一个就是自然界，我们理解为物质世界的“物”，就构成了我们所理解的“世界”的第一个层面上的四种关系。
人神之间
第二个层面，指的是超出我们经验的存在。就是超验的、超越的存在，如上帝、安拉。在中国古代哲学那里，其实也称为上帝，或帝；我们也可以近似地理解为“道”，理解为“理”，理解为“天命”。这个是超出我们经验的、一种超越性的事实。它是事实吗？我们如何相信它的存在呢，它是无情性事实还是制度性事实？没有人愿意说它是一种制度性事实；如果用制度规定了信仰，那就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性事实。这里的“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说人其实都生活在某种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就如人不能不受到概念（思想框架）的支配一样，那我们只好说信仰自由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宝贵。问题只在于我们人类很渺小，我们的所知很有限，在此前提下，我们不能不以信仰或信念的方式满足精神的渴望。这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性的事实。
人类历史上曾有一个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最先出现的几个文明古国，中国、埃及、印度、以色列等，都曾在那一时期发生过一次意识上的突变，出现了一个轴心时代。为什么？就是他们忽然意识到，我们对死亡、灾变、报应、祸福之类的事基本无知，主宰这一切的力量在我们的经验之外。时间是从未来向我们走来的，未来是什么，有没有终结，我们不知道，但不能不关心。对人生来讲，最重要的一些事，都是一些不可证明但又不可丢弃，或者说无法丢弃的东西。我们不能不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事实，情感的、精神需要的事实。
你如果说最有意义的都是可以证明的，或者说是可要可不要的，那么他一定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恰好是不可证明、不可丢弃的东西。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是文明人的发明创造，但使人从自然人变成文明人的东西是什么？是对超验的东西一种敬畏，是各种形式的图腾崇拜。正是这样一种力量使人脱离了自然人成为了文明人，有了精神的升华和公共生活的行为规范。所以就宗教而言，就人神关系而言，它应该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开始和终结。我们所说的“终极关怀”，就是和一种超验存在的一种关系，是人神关系。
他人与自我
第三个层面就是和我们同时存在的，或者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时时离不开、哲学家们也讨论最多的，就是他人。在座的各位，包括我在内，还有父母、兄弟、同学、同事、路人，相对而言都是“他人”。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只有你，如果一个小孩以为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他的，或者，都是以他为中心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一定得意识到有他人的存在，而且这个他人与自己是平等的。按黑格尔的说法，一开始他人的存在是妨碍你的，是敌对关系。比如在座的各位，现在没有感觉到他人对你构成的威胁，如果说忽然地震了、忽然发生火灾，大家都想从这个门里面逃出去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人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敌对关系，可能会拦住你，或者会把你挤倒，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怎么意识到他人的存在，不只是你一个人，就需要有一种秩序，不但效果会好得多，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一种公德意识，证明你生活在群体之中。所以，只有在关键的时刻才能意识到他人的存在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包括危难中的救助。对于原始人来说，在抢食物的时候，他人对你来说总是一种威胁，总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种敌对关系，后来就变成了一种“主奴关系”，就是我把一个人征服了，一开始最早就是把他杀掉，后来呢，我就不杀他，让他来替我干活，变成了奴隶，于是就有了主奴关系，那么主奴关系目的是什么呢？除了把奴隶当成工具创造财富之外，就是要确立一种统治关系，要奴隶承认我比你强，我比你强，我才能征服你，我为什么比你强呢？我更不在乎物的东西，什么是物的东西呢？就是生命，我不怕死，我才能打得过你，在中国话里面也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谁最不怕死，谁就一定能打下天下，他最厉害，所以他不怕死，那么你怕死，所以你迫不得已当成我的奴隶，好!你得承认我比你强，你一个奴隶承认，我还不满足，于是我还要别的人也承认，所以还要不停地打下去，打到最后发现打不动了，于是发展到最后，我们就签订个协议，达成某种契约。“好吧，我们不再打了”。于是有了契约，这个时候呢，主奴关系变成了一种相互承认，现在有一本书，我知道季风书园里肯定有，这就是《为承认而斗争》，阿克塞尔•霍耐特的，他说，人类历史整个来说都是为承认而斗争的，当人不再需要被承认的时候，历史好像就终结了。”后来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也说：你想要人承认你什么，人们就承认你！你就会发现:你没有什么可争取的了。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人格平等，维护尊严，在法律下人人平等。无非是宪法里面规定的那几条。福山把这归结为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于是我们就很不满。但自由民主制度胜利了，人也就成了“最后的人”，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末人”。于是生活变得很无聊、很乏味。
有一位哲学家叫做马丁•布伯，有一本书叫《我与你》，后来中国人又写了《我与你》和《我与它》。这个它表示“物”，我和人的关系和我和物的关系。如果我们意识到人与人的关系真的是一种相遇的关系，是一种不期而遇的伙伴关系，绝对不是对手，不是工具，不能把人当作工具来看，当然也不能把“物”仅仅当成工具来看，包括我手里的眼镜也不仅仅是工具，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些自然物，一些制成的东西我们也在追求美感，追求效应，这个效应是很宽泛的，为了让人得到享受，而且是精神享受。比如看日落、看日出、看大海，比如看月亮，它是自然的东西，这种自然的景观，我们在自然的景观里，感到美好的东西，这种美感的东西就不是把自然当成物来看，刚才说的高考的四句话（世界是物质的），是把物当成认识的对象、征服的对象和当成工具来看的。当我们把物当成工具来看的时候，最后结果是什么？是把人也当成了工具。当你面临周围都是工具的时候，那么以你为中心，其他人是无所谓的，真的是工具性的存在，先把物当成工具性存在，于是不爱惜物，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严复当年把《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就是意识到对中国人来说，“群己关系”最重要。人是群体动物，离开了“群”，没有单独的个人。这都是常识。但无论是以抽象的、概念化的“群”(如“民”这一概念）来压抑个人，还是个人独大，自我中心，都是灾难，而且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在座的各位都是他人，人与人之间都是他人，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他人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西方哲学一直强调个人的存在，后来就大讲“主体间性”，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成一种实在；而在我们这里，成为实在的恰恰一直是概念化了的“群”，即所谓的“民”。孟子说过“民为贵，君为轻”之类的话，但这里的“民”与你我，与张三李四有关系吗？只有在网络上才能看到具体的个人，但又往往是匿名的，而且无法正经严肃地讨论问题。
当我们在反思的时候，把自我当成反思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还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是感觉不到痛苦和生活之艰辛的，但这个“自我”与实际生活中的“我”又构成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七种关系，即我与自我的关系，或者理解为人的自身关系。自我没有生活在柴米油盐当中，也正因为它没有生活在柴米油盐之中，所以才能理性地、逻辑地去思考问题，去梳理问题，去论证问题，所以一定要在反思中去思考问题，让自己跳出柴米油盐的羁绊，对问题做出一种逻辑的理性的梳理。自我就是一种思维的理性。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自我”让你开悟，一下子明白了柴米油盐的不屑。这跟思维，跟西方哲学家、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讲的那个“我思故我在”的“思”是不一样142社会科学瓶B的，那个思维、理性、逻辑的“思”，跟中国讲的那个“真我本我”的“悟”并不能完全等同，但却都涉及到“我”与“自我”的关系。这是文化走向的两个方向，西方讲的是逻辑论，中国讲的悟，对问题的悟，开悟、顿悟，不一样的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但就现实生活中的人而言，都生活在柴米油盐、生活在伦理道德与政治纠葛之中，只不过对问题的思考方向不一样而已。
这七种关系分别是：一是语言；二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叫历史；三是社会的制度性事实、社会结构；四是物，自然界；五是上帝；六是他人；七是自我查常平博士称之为“世界因子”，是构成“世界”这一概念的基本因素。所谓的哲学世界观，无非就是对这七种世界因子的理解；我更倾向于从人与世界的七种关系上去理解“世界观”。人与语言的关系，人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关系，人与一种制度性的社会结构的关系，人与自然界，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上帝，与理、与道、与天、与神、与帝、与命运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我们可以概括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旦被抛人这个世界之中，就受这七种关系的制约，这里面又有无情性事实与制度性事实之间的关系，有消极与积极的不同角度。最想表达的，就是请高度关注语言，不要把语言只理解为载体或工具；请高度关注过去发生的事以及有没有“历史真相”的问题，还有过去与现在、与未来的关系问题;请高度关注人神关系，也就是“超验存在”“终极关怀”的问题；请高度关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关注公共空间问题；还有“他人”与“自我”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大约也就等于从“世界观”的角度回答了“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
以上，我讲的大概就是这么多问题，重点是把影响着我们的某种制度性的东西是看成制度性事实，还是看成无情性事实？当然还有我提到的情感性事实。如何把它引导到公共生活、公共平台，使之公开化为一个理论问题。人们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公开争论但又相互尊重，共同表达出对哲学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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