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集群行为、群体性事件和群体犯罪往往被视为阻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据有关部门的数据表明，1993年至200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长至2003年的6万起，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平均增长12％，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从发生数量看，一直保持上升势头(靳巍巍，鲍瑛茹，2009)。”近几年来，随着各地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警民冲突事件等的不断增多，集群行为、群体性事件和群体犯罪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规模上都呈现出上升与扩大的趋势。很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者对这些事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探讨，认为导致这些事件产生的一个重大心理基础是个体和群体的心态失衡和相对剥夺感提高(马皑，乐国安，2004；张书维，王二平，周洁，2010)，但很少有实证研究对此进行检验。另外，上世纪30年代 的“失范理论”认为，“失范”的社会适应方式是导致群体性犯罪的重要原因(Vold，Bernard，& Snipes，2005；Shoham，Knepper,& Kett，2010；马皑，2010)。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探讨相对剥夺感与社会适应方式的关系及其关系之间的影响因素，从而理清集群行为、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犯罪心理基础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1.1 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方式
应对是个体面临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做出的认知和行为的努力过程，个体的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个体的稳定因素与情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黄希庭，余华，郑涌，杨家忠，王卫红，2000)。因此，对应对方式的看法往往存在两大取向，即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叶一舵，申艳娥，2002；封丹珺，石林，2004)，但在研究中，这两种取向往往都难以有效区分开来。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取向，不同的研究者会编制或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问卷(向晓蜜，张进辅，韩菁菁，2007；黄希庭等，2000；肖计划，徐秀峰，1996；姜乾金，祝一虹，1999)。不过与自我效能感一样，应对方式也存在领域一般性和领域特殊性，且研究一般认为具有领域特殊性的应对方式的预测作用更大(Struthers，Perry,& Menec，2000；Cooper，Russell，& George，1988； Carver，Scheier，& Weintraub，1989)，但在国内的研究中，测量应对方式的工具基本属于领域一般性范畴，因此，研究者应注重领域特殊性测量工具的编制和使用。
社会适应方式是犯罪学家、社会学家在其“社会失范理论”中所提出的概念，所谓“失范(anomie)”，是指文化目标与社会结构(制度)之间存在的矛盾而导致的张力与紧张。所谓文化目标，是指社会文化为社会成员提供的用于满足个体生存、发展需求的目标、意图和旨趣，这些目标意图和旨趣来源于社会文化本身，对个体具有整合的功能。社会文化目标的实现需通过制度性手段(即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文化生活，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实现目标的合法化手段，并以此进行社会控制)，而制度性手段的分配对每个阶层而言是不同的。另外，不同个体对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存在不同的态度(即接受和拒绝)，这些态度的不同组合就产生了五种不同的社会适应方式，即创新(innovation)、遵从(conformity)、形式主义(ritualism)、逃避(retreatism)以及反叛(rebellion)。在Merton看来，遵从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适应方式，而创新和反叛则是大多数犯罪和越轨行为的表现形式。创新的特点在于个体认同社会提供的文化目标，但却没有能力运用社会认同的手段实现之，于是个体往往采用制度化手段之外的方式实现社会文化提供的“主流”价值目标；而反叛的特点在于它在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之间同时表现出肯定和否定的双重态度，即一方面表现出对社会结构和文化目标本身予以认可，另一方面却试图祛除文化目标的原意，以新的价值观来回应自己在社会中遭遇的挫折，它常常会导致一种意识形态的“革命”(Vold et al.，2005；马皑，2010)。从理论内涵及其特点上来看，Merton所提出的五种社会适应方式实则就是五种应对方式，而且这些应对方式所针对的文化目标主要是财富和权力的获取，因此它们属于领域特殊性应对方式。
不同的应对方式对心理和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研究发现，积极性的应对方式具有保护作用，而消极性的应对方式具有破坏作用(王玲凤，2006；聂衍刚，刘伯兴，梁君倩，2010；王龙，陈纬，张兴利，施建农，2011；Ingram，Trenary，Odom，Berry,&Nelson，2007)。作为两种消极的应对方式，创新和反叛在犯罪行为特别是帮派犯罪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重大的理论作用(Void et al.，2005；Shoham et al.，2010)。
1.2 相对剥夺感与应对方式
相对剥夺感是指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或群体对自身不利地位的感知(张书维等，2010)，这种不利的感知并不是来源于绝对条件劣势，而是来源于与他者对比的结果。因此，相对剥夺感是社会比较的结果，且常常是与类似群体进行比较(Wood，1989)。相对剥夺感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在研究中已被大量使用，且大多显示了其负面影响。作为集群行为有力的预测变量，相对剥夺感通过群体弱势与不公的感知(而非个体水平)对集群行为产生影响(Smith & Ortiz，2002)，而且，愤怒等情绪的唤醒在其中有着重要的动机作用(van Zomeren， Spears，Fischer，& Leach，2004)。另外，作为集群行为的典型形式，群体抗议行为也受到相对剥夺感的显著影响(Grant，2008)。
另外，相对剥夺感还与对集群行为有重要影响的群体偏见有着紧密联系。大量跨文化研究表明，相对剥夺感与群体偏见存在显著正相关(Dambrun， Taylor，McDonald，Crush，& Méot，2006)，Pettigrew， Christ，Wagner，van Dick和Zick(2008)的研究还表明，相对剥夺感能导致群体偏见的产生，且群体相对剥夺感的效应尤为明显，并且，在控制了其它个体心理变量(如认同威胁、社会支配取向等)之后，其预测作用依然显著(Dambrun，Maisonneuve， Duarte，& Guimond，2002)，更为重要的是群体偏见与群体间的冲突和竞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Jackson，2011)。除了群体偏见之外，相对剥夺感还会引发群体敌意(Grant & Brown，1995)。
相对剥夺感除了会对群体和社会层面产生消极影响之外，还会对个体产生负面影响，而此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于其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绝大部分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会导致不健康的行为应对，如酗酒、吸烟(Subramanyam，Kawachi， Berkman，& Subramanian，2009；Kondo et al.，2009)，以及非安全行为，如不系安全带、不运动等(Eibner&Evans，2005)。
综上所述，相对剥夺感不管是解释集群行为、群体敌意和偏见，还是解释个体的不健康行为，都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但遗憾的是，在相对剥夺感与犯罪行为、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上，研究者们多停留于理论分析层面，实证研究非常稀少，且基本在群体层面进行(Stiles，Liu，& Kaplan，2000；Blau，J.R.，& Blau，P.M.，1982)。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作为与犯罪有着重大关联的两种消极应对方式，创新和反叛也可能受到相对剥夺感的显著影响，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一：相对剥夺感能正向预测创新和反叛。
1.3 归因方式与应对方式
作为一种认知风格，归因方式不仅会对情绪(李旭，钱铭怡，2002)和主观幸福感(余鹏，宿淑华，李丽，2005)等变量产生影响，同样也会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不同的归因方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积极的归因方式会产生良好的、积极的应对，如问题解决、认知重组等(Welbourne，Eggerth， Hartley，Andrew，& Sanchez，2007)，而消极的归因方式则会导致不良的、消极的应对，如逃避(Welbourne et al.，2007)、自杀(Barker-Collo，2001)以及离职(Harvey，Harris，& Martinko，2008)等。敌意性归因作为一种重要的不良归因方式，受到了研究者们的重视。大量的研究发现，敌意性归因会导致更多的攻击性行为(de Castro，Veerman，Koops， Bosch，& Mon-shouwer，2002；Halligan，Cooper， Healy，& Murray，2007；叶茂林，杨治良，2004)，而攻击性行为往往是越轨和犯罪的有力预测因素。不过，敌意性归因所导致的攻击行为是个体对其它个体的认知结果，而与个体攻击行为更直接相关的是内外归因。研究发现，犯罪个体比普通个体更倾向于使用外在归因，且个体的归因方式能有效预测其应对方式(郑建君，杨继平，2008)；另外，Eslea(1999)的研究也发现，归因方式会影响应对方式。因此，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可以预期，当个体将自己的利益损害做外部归因时，他就更可能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如创新和反叛，由此，我们提出本研究的假设二：归因方式能预测创新和反叛，具体为社会归因倾向越强，创新和反叛程度越明显，个体归因倾向越强，创新和反叛程度越低。
1.4 相对剥夺感、归因方式与应对方式
另外，大量研究还表明，归因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常常在其它变量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如吴文峰、陈世英和卢永彪(2011)的研究发现，儿童的归因方式在应激事件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另外也有研究发现，个体的归因方式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在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也发生变化，有时会表现出既存在中介作用，也存在调节作用(Gibb & Alloy，2006)。虽然对归因方式的中介作用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其在相对剥夺感与应对方式之间的作用的研究却非常少，不过在现有的研究中已有结果表明了归因在相对剥夺感与行为反应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Walker， Wong，& Kretzschmar,2002)。因此，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我们提出本研究的假设三：归因方式对相对剥夺感和创新、反叛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
1.5 相对剥夺感、反叛与创新
另据前文所述，反叛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表现出与创新相同的失范特性，但另一方面，这种失范的适应方式是在现有制度内实现的，而这种实现方式的典型形式是价值观与群体意识形态的改变。在Merton看来这种价值观的改变可能会出现极端的现象，如认可暴力革命的手段，但更多时候这种价值观的改变会导致群体认同水平的提高和群体归属感的增强，从而在体制内暂时缓和失范所带来的极端后果(Vold et al.，2005)。基于反叛的这一特性，我们提出本研究的假设四：反叛对相对剥夺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反叛削弱了相对剥夺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程度。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通过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在全国东北、华东、华北、中南、西南以及西北六个地区的城乡家庭中抽取17岁以上的居民，同时采用面访和留置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总共发放问卷7000份，回收问卷6664份，最终得有效问卷6320份，在本研究中，删除了部分人口学变量不全的被试，最终获得样本量6175份。其中男性3345名(54.2％)，女性2720名(44.0％)，信息缺失110名(1.8％)；本研究将17岁以上的居民划分为6个年龄段，在最终的样本中，低龄段(17～25岁，11.3％)和高龄段(56岁以上，10.8％)所占比例较小，中间年龄段(36～45岁，50.9％)所占比例最大；在主要的7个受教育水平中，初中和高中约占60％，受教育水平低和高的样本量分布都较少；根据陆学艺的十大阶层分类，在样本中，除专业技术人员(11.7％)和农业劳动者(26.4％)以外，其它阶层样本量分布都小于10％。
2.2 工具
2.2.1 主观阶层感知 采用单项测量方式，询问被试：“与周围的人相比，您认为自己目前在社会中处于哪个阶层等级?”，以此了解被试主观上的阶层认同。针对被试的主观阶层的划分包括5个等级，即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分别赋值1～5分，分数越高表明被试主观认为自己的阶层等级越高。
2.2.2 归因方式问卷 自编的归因方式问卷，测量个体对社会现象产生的归因方式。该问卷有3个项目，其中一个反向计分。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3个项目收敛于一个因子，解释方差总变异的46.1％，3个项目的负荷值分别为0.73、0.76和0.52，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45。该问卷采用1～6六点计分方式，总分越高，说明对个体归因倾向越明显，分数越低，说明对社会归因倾向越明显。
2.2.3 相对剥夺感问卷 自编的相对剥夺感问卷，测量个体在与相应的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对两者之差异的主观感受。该问卷有4个项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4个项目收敛于一个因子，解释方差总变异的47.8％，4个项目的负荷值分别为0.50、0.78、0.79和0.66，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63。该问卷采用1～6六点计分方式，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相对剥夺感程度越强烈。
2.2.4 社会适应方式问卷 自编的社会适应方式问卷，用以测量Merton理论中的5种社会适应方式，即遵从、创新、反叛、形式主义和逃避，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30个项目收敛于5个因子，解释方差总变异的42.4％，问卷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72。在本研究中，使用其中的两个分问卷，即创新和反叛。创新问卷包含6个项目，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64，该问卷采用1～6六点计分方式，总分越高，说明个体采用创新这种社会适应方式的可能性越高。反叛问卷包含6个项目，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51，该问卷采用1～6六点计分方式，总分越高，说明个体采用反叛这种社会适应方式的可能性越高。
2.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采用面访和留置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对文化程度低以及年事已高的被试，由调查人员提问，被试回答，然后由调查人员填写问卷的面访方式，对其他被试，则均采用问卷留置家中，统一回收的方式。
采用SPSS 13.0对数据进行管理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创新、反叛、归因方式与相对剥夺感的关系创新、反叛、归因方式与相对剥夺感的相关如表1所示。
表1显示，创新、反叛、归因方式与相对剥夺感四者之间的相关都非常显著，且归因方式与其它三者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其余相关都呈显著正相关。
3.2 归因方式在相对剥夺感和创新之间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鉴于归因方式在其它变量与应对方式之间的作用研究很少，且研究结果不太一致，因此有必要对归因方式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都进行检验。首先对调节作用进行检验。依据温忠麟、侯杰泰和张雷(2005)提出的调节作用检验方法，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对归因方式与相对剥夺感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的预测能力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收入这一变量后，相对剥夺感×归因方式的 △=0.000，△F=1.184.p=0.227＞0.05。因此归因方式不调节相对剥夺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首先构建中介效应路径图，如图1。然后依据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和刘红云(2004)提出的对中介作用的检验方法，分别对各个路径进行回归分析。第一步，以创新为因变量，相对剥夺感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归因方式为因变量，相对剥夺感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以创新为因变量，归因方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四步，以创新为因变量，归因方式和相对剥夺感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采用Sobel检验方法对归因方式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z=9.02(p＜0.01)，显示中介效应显著。
3.3 归因方式在相对剥夺感和反叛之间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同样采取上述方法，首先进行调节作用检验，分层回归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归因方式对相对剥夺感和反叛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即归因方式能增强相对剥夺感与反叛之间的关系。
图1 归因方式对相对剥夺感和创新之间关系中介模型路径分析图
图2 归因方式对相对剥夺感和反叛之间关系中介模型路径分析图
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与上面相同，首先构建中介效应路径图，如图2。然后分别对各个路径进行回归分析。第一步，以反叛为因变量，相对剥夺感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归因方式为因变量，相对剥夺感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以反叛为因变量，归因方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四步，以反叛为因变量，归因方式和相对剥夺感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采用Sobel检验方法对归因方式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z=10.91(p＜0.01)，显示中介效应显著。
3.4 反叛在相对剥夺感和创新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由于反叛具有双重性质，我们认为反叛很可能在相对剥夺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而且是一种关系减弱的调节作用，因此需做分层回归对反叛与相对剥夺感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的预测能力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收入这一变量后，相对剥夺感×归因方式的△＜0.001，△F=1.53， p=0.216＞0.05，因此可认为调节作用不显著。不过我们发现，虽然结果不显著，但却显示出减弱调节的倾向，即相对剥夺感×归因方式一项的β=-0.013。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种调节作用进行深入研究。
鉴于大量的先前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阶层相对剥夺感存在很大差异(马皑，2010)，因此我们根据主观阶层报告，把被试分为三组，即社会下层(包括下层和中下层，被试量为2781名)、社会中层(被试量为2914名)和社会上层(包括上层和中上层，被试量为480名)，分别探讨这三组被试中的调节作用。分层回归结果显示：对社会上层而言，调节作用不显著，△=0.003，△F=2.461，p=0.117＞0.05；对社会中层而言，调节作用不显著，△＜0.001，△F=0.243，p=0.662＞0.05；对社会下层而言，调节作用显著，结果见表5。
表5显示，反叛对相对剥夺感与创新之间关系起调节作用，即反叛削弱了相对剥夺感与创新之间的相关程度。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相对剥夺感、归因方式以及社会适应方式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相对剥夺感对创新和反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支持了研究假设一；归因方式能预测创新和反叛，社会归因倾向越强，创新和反叛程度越高，支持了研究假设二；归因方式在相对剥夺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在相对剥夺感和反叛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支持了研究假设三；本研究还发现，归因方式在相对剥夺感和反叛之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而在相对剥夺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中没有调节作用；在总体样本中，反叛在相对剥夺感和创新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一结果不支持假设四，但我们发现，在下层阶层中，这种调节作用显著，而在中层阶层和上层阶层中这种调节作用不显著。
4.1 相对剥夺感对社会适应方式的预测作用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相对剥夺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解释由于个体身心失调而导致集群行为和群体暴乱等等事件发生的原因(Walker & Smith，2002)。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个体或者群体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个体和群体就自己投入和产出比进行社会比较。而不管是上行比较、平行比较还是下行比较，都有可能产生消极的心理后果(邢淑芬，俞国良，2005，2006)，其中之一就是相对剥夺感。在 Merton看来，制度性手段在各阶层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社会中层和上层通过合法的制度性手段获得财富的机会大大高于社会下层(Vold et al.，2005)，这其实是从根源上阐明了相对剥夺感产生的社会基础，也解释了下层的相对剥夺感高于中层和上层(马皑，2010)。因此对下层而言，他们就更可能出现“失范”的社会适应方式，如反叛和创新，更具体而言，他们更容易出现越轨、犯罪、群体性事件，甚至革命。由此看来，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基础，是能很好地预测“失范”的社会适应方式，本研究也验证了这一假设。
4.2 相对剥夺感对社会适应方式的预测作用：归因方式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对行为和心理结果的不同归因会导致个体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Kelly，Nichela，& Wang，1986)。内外归因是一种最朴素的归因方式，当个体对事件进行内归因时，就会将事件所带来的后果归责于自身，而如果进行外归因，则将后果归责于外部环境；事件后果的性质(积极或者消极)以及个体的归因方式共同决定了个体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对于群体亦是如此。社会归因作为一种典型的外部归因，它会将导致相对剥夺感这种消极的心理状态的原因归责于社会，即Merton理论中的制度性手段分配的不公，因此这种归因方式往往可能导致个体或者群体采取“超越制度性手段”的方式来扭转现有的局面，以恢复一种心态的相对平衡，而这些“超越制度性手段”就是Merton所认为的“失范”的应对方式，特别是创新和反叛。个体归因则不同，它将导致消极状态的原因归于自身，认为自身的先天条件、能力、投入等存在问题，这种归因方式更可能导致消极的情绪状态、低自尊，甚至出现逃避的适应方式。由此显而易见，相对剥夺感可以通过归因方式的中介作用来影响创新和反叛。
不过本研究还发现归因方式在相对剥夺感和反叛之间起调节作用，而在相对剥夺感和创新之间则没有。很多研究表明，一个变量在其它变量之间的关系中可同时起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James & Brett，1984；Wei，Mallinckrodt，Russell，& Abraham，2004)，而且由于对归因方式在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研究的已有文献很少，因此，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归因方式只存在中介作用。另外，反叛与创新虽然都是“失范”的社会适应方式，但两者有巨大差异。前文已述，反叛具有双重属性，往往表现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失范”，这种“失范”更多地体现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并非像创新一样更多地表现在“失范”的行为上，这可能是导致归因方式调节效应出现差异的原因。就显著的这一结果来看，归因方式对相对剥夺感和反叛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在相对剥夺感高的情况下，若个体越倾向于社会归因，那么个体反叛的倾向就越明显；反之，在相对剥夺感低的情况下，若个体越倾向于个体归因，那么个体反叛的倾向就越低。这一增益和抑制的效果给我们的提示在于，有益的归因引导和有效的归因训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相对剥夺感所导致的反叛应对程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集群行为、群体性事件甚至群体犯罪等发生的可能性。不过，根本途径还在于消除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基础。
4.3 相对剥夺感对社会适应方式的预测作用：反叛的调节作用
反叛的特点体现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转变上，这种转变会导致群体认同水平的提高和群体归属感的增强，从而在体制内暂时缓和失范所带来的极端后果(Void et al.，2005)，在本研究中，这种调节作用仅体现在下层阶层中。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为：(1)下层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先赋地位的劣势，导致他们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大大少于社会中层和上层；(2)而且，在Merton看来，由于制度性手段在阶层间分配不均，这就导致他们获取资源和财富的机会远少于其它阶层；(3)从进化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合作是生存竞争劣势者获取资源的有效手段。因此，综合这些因素，社会下层的个体比社会上层的个体更有可能结成同盟和团伙，这也解释了团伙犯罪的成员更多地源于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因为“在这类群体中，他们找到了与自己有共同目标或价值观念的人群，在行为上心甘情愿地接受群体内规范的制约(马皑，2003)”，这便是群体的认同和归属感。但需要明白的是，这种调节作用只是暂时的，当新的群体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缓冲作用消失，或者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越发激进时，该群体的创新水平会再次提高，甚至超过先前水平。因此，可以说这种调节作用是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这一结果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应正确地引导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的价值观的转变，及时地疏导相对剥夺的消极心理，以降低集群行为、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4.4 研究意义与研究局限
本研究以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对社会学中“失范”的社会适应方式——创新和反叛进行了实证研究，首次探讨了相对剥夺感、归因方式、创新和反叛四个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同时也首次提出且初步检验了相对剥夺感与创新、反叛的归因方式中介模型，相对剥夺感与反叛的归因方式调节模型，以及不同阶层相对剥夺感与创新的反叛调节模型。因此本研究一方面从实证上验证了以往学者们对相对剥夺感在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以及群体犯罪中之作用的理论分析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了影响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其它因素，从而在实践上为国家制定政策以减少群体性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的依据。同时，本研究还为以后的研究者从实证上研究群体性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变量，即社会适应方式。另外，本研究的样本涉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以及各个群体，作为一种大样本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在国内也是少有的，这也为本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及其推广提供了坚实基础。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就本研究的研究工具而言，其内部一致性程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普遍都不高，这就可能导致本研究的结果在推广上受到一些限制。其次，本研究所使用的社会适应方式问卷都是单维测量，这就使得我们无法深入了解社会适应方式各方面的差异以及其它变量对社会适应方式不同方面的不同影响程度。因此，就研究工具而言，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更加深入分析Merton的“失范”理论，编制涉及各方面、各维度且信效度更高的测量工具。第三，在我们对结果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反叛在相对剥夺感与创新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更直接的联系变量可能是归属感与认同感，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把这些变量纳入进来，进一步探讨这些变量的作用机制。最后，本研究并不是直接研究群体性行为主体，而是以普通人群为研究对象，因此研究结果在推广到目标群体时也可能受到限制，所以，今后的研究应有针对性地注重对目标群体的研究，使研究结果更具生态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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