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被称为“开创性的百科全书式的清代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重要的学术史著作。他所提出了学术史编撰的四个原则，并在此书的第二部分即第5到12章集中体现。本文试从这一部分入手谈谈梁启超的学术史编撰原则及其实践，以期能深入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文学史编撰原则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6-0000-01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史著作。其内容上溯到公元1623年（明天启三年），下至当梁启超著书时的1923年，共三百年时间。它实际上是一本清代学术史，为了便于叙述清代学术发展前后的情况，故取前后共取了三百年作为范围。
一、引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至4章，这一部分概括清代学术的总体变迁。第二部分为第5至第12章，为重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学说梗概。第三部分为第13章至16章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其中，第二部分在前四章勾勒出三百年来学界情况骨架的基础上，逐章添上其枝叶。若任公完成，猜想这一部分的体例应如第一部分所言的“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及衰落期”，分为三大部分。在每一时期，又按各学派各学科分章讲述人物。而每一人物，都先详其生平，引述其著作明其观点再加之详析。但可惜这一部分并未完璧，只涵盖清初即“启蒙期”的重要学派及学者。
二、四项编撰原则的提出及体现
关于梁启超所秉持的学术史编撰原则，可以看第二部分第5章他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时提出的著学术史的4个必要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絜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1］(p54)其实上，他这一超越以往旧文学史的编撰原则，就集中体现在此书第二部分的著述里。
从编撰原则第一点来讲，梁启超将清初各学派各重要人物几乎全部网罗，其实他是极不喜欢程朱学派人的作风的。他曾在第五章提到：“清代理学家，陆王学派还有人物，程朱学派绝无人物。”［1］(p57)他特别痛恨程朱学派中毫无建树又专盗取声名的所谓名家，他虽“不屑多污” ［1］(p113)自己的笔墨，但作为这一学派的重要人物他仍举出孙承泽、李光地等人，列其生平事迹。对于清初没有特定学派又有所创建的学者，他更在第十二章列为一专章讲述，并将有相似点的人一一归类，不至杂而无章，如吕留良和戴名世都遭遇文字狱大祸，故归为一类，又如唐甄、胡承诺都因著一书留名青史，因而置于一类。
从第二点来看，梁启超大体能对各学派各文人的学说，做客观公允的评价，并引用著述，提絜其特点。比如他在论述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时，先引用顾炎武先生所作的《与友人论学书》，不惜长段引入。这种做法使初学者如我们更能直观了解顾炎武先生的行文风格和观点本身。但只是引用容易使人不容易抓住头绪，故梁启超总结到：“亭林学术之最大特色，在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1］(p62)这就对顾炎武先生所说的“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1］(p62)等观点做出了总概括。又如，在第十章《实践实用主义》中梁启超在颜李思想上用了颇多笔墨，但他在一开头便总结其为“实践主义”和“实用主义”，强调了其多务实际的特点，并将之作为章名。梁启超还多次将有相似点的人物做比较，以明其特色。如他在谈王夫之时就讲他与顾炎武作对比：“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拿今日的术语来讲，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1］(p83)又如他比较全祖望和黄宗羲，认为全祖望在两点上不同于梨洲，一是他一点不作玄谈，二是他全无门户之见。
从第三点所说的“忠实传写”来看，梁启超也极力贯彻了他的主张。对各个学派和学者作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如对黄宗羲的评价，认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1］(p51)。因为黄宗羲之学本根源于阳明之学，但他却对“致良知”有一种新的解释，认为“致”是“行”之义，并非王学所传但却没有在此之上做突破的贡献。他认为顾炎武之所以为“清学开山之祖”，源于他开创性的贡献：“一在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物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如参验耳目闻见以求实证，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1］(p72)给出了一个公正全面的评价。再说他说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想，“条理和方法虽比初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已渐渐成为化石了”［1］(p189)。既看到乾嘉诸老在考证学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也看出这一时期思想渐渐僵化的弊病。
从第四点来看，梁启超在论述人物尤其重视其人格特征，在论述学术成就前几乎都前谈其人格特点。从他论述顾炎武也许可以窥探原因。梁启超在清代诸位学者之中最敬慕顾炎武。顾炎武曾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1］(p62)。后来梁启超提到这一话时说：“亭林所标‘行已有耻，博学于文’两语，一是做人的方法，一是作学问的方法。”［1］(p63)为什么将“行已有耻”放到前面来呢？他后面说：“亭林以为人格不立，便讲一切学问都成废话。”［1］(p64)可见他极赞同这一观点，所以论及诸家时大都叙述其生平经历，论及其人格特征，再论述其学术。例如，称孙奇逢“一面修饬武备抵抗寇难，一面从容讲学，养成很健全的风俗”［1］(p46)，论到陆稼书时，称他“人格极高洁，践履极笃实”，但“天分不高，性情又失之狷狭”［1］(p109)。论到他所厌恶的几位如孙承泽、李光地、方苞等依靠程朱做阔官的人，评到“越爱出风头的人，品格越不可问”［1］(p112)，认为他们都是假道学之辈，对其学术评价也是不高的。当然，梁启超也不全因为人的品格来褒贬学者的学术成就，比如他对阎若璩品格评价就不高，大约因为阎若璩爱追求功名，梁启超称“百诗人格之俊整，远不如亭林”［1］(p75)，但他并没有因为忽视他的学术成就，对于《古文尚书疏证》评价很高，对其价值分析极为详细，也因此称阎若璩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1］(p77)。
三、结语
从以上四点可看出，梁启超在第二部分中实际地贯彻了他所提出的编撰学术史原则，全面、客观、真实、直观地反映了清初各学派各重要人物的学术思想和风貌，开创了一种新的学术史编撰方法。当然，梁启超在第三部分中仍然秉持着这一理念，不过因为第三部分不以人物学派为纲，为一新的体例，故难以谈上人格风貌等。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0.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 杜蒸民.一本研究清代学术的入门书——重读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J］.史学史研究，1994，02.
［4］ 孙钦善.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J］.文史研究，1999.01.
［5］ 朱恒夫.学术研究的指路明灯——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J］.古典文学知识，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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