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法律逻辑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初期，起步较晚，而且国内学者对国外法律逻辑的研究状况也了解较少。在我国法律逻辑研究的初期阶段，法律逻辑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如何把形式逻辑的知识应用到法律当中，法律逻辑的任务在于把形式逻辑的一般原理运用于法学和法律工作中。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学科理论的发展，不少学者认识到把法律逻辑限制在形式逻辑的框架下，不仅阻碍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也没能使这一学科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国内的法律逻辑学教材多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以形式逻辑为框架穿插法律案例，以形式逻辑的推论来解决法律案例中的逻辑问题；①另一种是不局限于形式逻辑，而是采用了更多的非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解决法律实践中遇到的难题。②在这样的背景下，便产生了法律逻辑学的研究方向的转向。有的学者更多的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把法律思维分为立法和司法两个领域，司法领域中所涉及的推论分为事实推理、法律推理和判决推理。③也有的学者更多的是从逻辑学角度出发，认为法律逻辑学研究的主要趋向应该是非形式逻辑的方向。④本人认为法律逻辑学是法学和逻辑学的交叉学科，它既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又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它运用的是逻辑工具，它需要解决的则是法律领域的问题，因此法律逻辑学有着它固有的逻辑基础——形式逻辑，但仅有形式逻辑明显不足以支撑起法律逻辑学的大厦，法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多还要留给非形式逻辑去解决。
一、形式逻辑与法律逻辑学
法律推理是指运用“情境思维”的方法或“个别化的方法”来解读或解释法律，从已知或假定的法律语境出发判断出法律意思或含义的推论，是一个在法律语境中对法律进行判断或推断的过程。法律推理旨在为案件确定一个可以适用的法律规则即上位法律规范，为判决确立一个法律理由或法律依据即裁判大前提。形式逻辑可以为法律逻辑学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解决法律逻辑问题的案例在法律逻辑学教科书中也屡见不鲜：
侦查机关通过一番调查，初步判断：
被害者的上级（B）、妻子（M）、秘书（G）中至少有一人是凶手，但他们不全是凶手。
仅当谋杀发生在办公室里（A），上级才是凶手；如果谋杀不发生在办公室里，秘书不是凶手。
假如使用毒药（C）那么除非妻子是凶手，上级才是凶手；但妻子不是凶手。
毒药被使用了，而且谋杀未发生在办公室里。
问：侦查员的这些判断都是真实的吗？⑤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把四个命题用形式化的方法表示出来，然后运用自然推理系统PN进行推理，推理过程中如果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果则说明这些判断不都是真实的，如果得出的结果没有相互矛盾，则证明这些判断都是真实的。这是运用形式逻辑来解决刑事案件的典型例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形式逻辑是研究推理的，是一种证明的逻辑，传统法律逻辑运用的是传统逻辑即形式逻辑，可见它解决的是法律推理问题。所谓推理是指由一个推论的序列组成的推论链，其中一个推论的结论是下一个推论的前提；所谓推论是指一组命题，其中一个命题是结论，其他命题是前提；而一个推理序列则组成了论证，其中一个推理的结论充当了下一个推理的前提。可以说，一个论证包含了多个推理，一个推理包含了多个推论。形式逻辑虽然解决了法律推理问题，但是未能解决法律论证问题。
另外，法律推理理论的研究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法律的形式推导，二是法律的实质推导。法律的形式推导是指基于法律的形式理性或逻辑理性进行的法律推理，是基于法律规范的逻辑性质或逻辑关系进行的法律推理。法律的形式推导的结果是法律规范的逻辑后承，是对法律规范进行逻辑判断的结果，是对法律规范进行“形式计算”或“概念计算”的结果。如果要进行法律形式推导，则必定是建立在法律规范含义明确清晰，案件事实确凿清楚，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是确定无疑义的情况下的，这样一来就可以根据法律规范本身的逻辑特性，按照相应的逻辑规则进行推理，这种推理可以运用形式逻辑的的方法，但是这种法律形式推理只适用于较为简易的案件判决。从这里可以看出，形式逻辑确实可以为法律逻辑学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虽然形式逻辑可以为法律逻辑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但是仅仅有形式逻辑时无法满足法律逻辑学发展的需要的。众所周知，能够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就被确认的，控辩双方经常会在法律规范的模糊意义下摆出自己的道理，控辩双方对于案件事实的描述也往往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则需要运用法律的实质推导来处理案件。法律的实质推导是指基于实践理性或目的理性以及价值理性进行的法律推理。它是基于法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用或社会效益、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等实质内容对法律展开的推论。在法律出现空隙，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互抵触，“合法”与“合理”相悖的困境等问题上，法律实质推理作出了法律形式推理无法给出的回答。
形式逻辑也有传统和现代之分，传统形式逻辑主要是指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和斯多葛命题逻辑为主体的形式逻辑，现代形式逻辑主要是指皮尔士、弗雷格、罗素、希尔伯特等人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从形式逻辑本身性质来看，它自身的一些特点决定了它无法完全满足法律逻辑学发展的需要。
首先，我们知道形式逻辑主要研究的是演绎推理的有效性问题，如果想要得到真实可靠的结论，则需两个条件：前提真实并且形式有效，而形式逻辑关心的则是人工语言论证和逻辑系统的有效性，它对前提是否真实则关注不够。一个论证的形式是有效的并不能保证前提是真的。“形式逻辑对论证的评价是从真前提开始，但如何判定前提的真假，这已经超出形式逻辑所讨论的范围。”
其次，在法律事务中遇到的问题往往不像上述例子中那么简单，某些不确定的因素总是包含在法律论证的大、小前提（即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当中，在由前提到结论的推论中，不是单纯的形式逻辑的推演活动，因而这样的推论不可能是像书本例题中的那种简单形式逻辑的操作。作为法律论证大前提的法律规范是基于自然语言的产物，因此难免会受到自然语言多义性、模糊性的影响，导致法官、律师在运用法律规范的过程中产生困扰。
在实际操作中，作为法律推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并不总是清晰地摆在人们面前，法官、律师也总是面对不完整的案件事实而进行推理、推论，而形式逻辑所进行的演绎推理必然是在前提充分的条件下进行的，它关注的更多是程序化的论证及人工语言的论证。从这点来看，用形式逻辑来进行法律推论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再次，形式逻辑所研究的命题都是事实命题，是有真值的对象，形式逻辑对事实命题做出的非此即彼的评价是形式逻辑二值性的充分体现。但是在法律文本中有较多的命题并非事实命题，而是如“外国人入境，应当向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交验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签证或者其他入境许可证明，履行规定的手续，经查验准许，方可入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二十四条）”这一类的规范命题或价值命题，这类命题的性质无所谓真假，它们也不充当演绎推理的前提和结论，这类命题显然已经超出了形式逻辑的研究范围。形式逻辑并不专门以法律领域中的推理与论证为对象，没有涵盖法律思维领域里的全部推理与论证。
第四，《牛津法律大辞典》指出：“法律推理是对法律命题的一般逻辑推理”，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法律思维中涉及了大量的归纳推理、类比推理、语境推理等，这些都属于非演绎推理的范畴，而形式逻辑对非演绎推理的研究十分粗糙，无法满足法律思维的实践，因此形式逻辑无法有效地评价、规范全部法律思维。
二、法律逻辑学的研究方向——非形式逻辑
非形式逻辑兴起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公认的概念，现任《非形式逻辑》杂志主编拉尔夫·约翰逊（n）和安东尼·布莱尔（yBlair）提出：“非形式逻辑是逻辑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讲述日常生活中分析、解释、评价、批评和论证建构的非形式标准、尺度和程序”。这个定义被认为是当今流行的定义。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非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的语言，也就是自然语言，这一点恰恰迎合了法律逻辑学以自然语言为文本的的特性。
非形式逻辑之所以是“非形式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不依赖于形式演绎逻辑的主要分析工具——逻辑形式的概念，也不依赖于形式演绎逻辑的主要评价功能——有效性。非形式逻辑在这方面与形式逻辑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形式逻辑研究论证主要是基于语义的研究，即真假命题之间的关系研究；而非形式逻辑研究论证主要是基于语用的研究，即从语境和论证目的角度进行研究，正是这一点成为了法律逻辑学与非形式逻辑的完美联姻。在法律逻辑学中，与法律形式推导对应的是法律实质推导，法律实质推导是指基于实践理性或目的理性以及价值理性进行的法律推理，是基于法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用或社会利益、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等实质内容之间的关系对法律展开的推论，可分为法律的目的推导和价值推导。法律实质推导是基于目的蕴涵和价值蕴涵，而不是基于形式蕴涵，因此它应当有不同于法律形式推导的框架，而非形式逻辑从语境和论证目的角度进行研究就为法律实质推导提供了工具。
如果说传统逻辑是研究如何区分正确推理与不正确推理的科学，那么非形式逻辑则是研究如何区别好的论证与不好的论证的科学，可见，形式逻辑是一种证明的逻辑，非形式逻辑是一种论证的逻辑，二者的研究对象发生了从“推理”向“论证”的转变，这一转变导致了从人工语言形式推理领域向自然语言的现实生活论证领域的转变，非形式逻辑在这一点上对形式逻辑的克服与发展成为了法律逻辑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方法和工具。
形式逻辑可以用真、假来描述事实命题，但是在法律逻辑的语言中，以价值命题、规范命题居多。价值命题反映了人对于某一对象的价值偏好，和客观事实本身的关联是一种观念上的关联，这些命题本身不存在真假的问题，它不是真假的适用对象。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属于道德价值命题。价值命题有应该和不应该之分，随着对事物好坏的评价它会产生某种认同，这种认同有的形成了习俗惯例，有的则形成了强制性的法律和规定，这种认同的命题形式就是规范命题。在法律规范、条文中这类命题比比皆是，把这类命题留给非形式逻辑来处理将会比形式逻辑收到更好的效果。
注释：
①吴家麟主编.法律逻辑学.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黄伟力编.法律逻辑学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⑤王洪.法律逻辑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③王洪.法律逻辑研究的主要趋向.哲学动态.2009（3）.
④张晓光.非形式逻辑框架下的法律逻辑研究.社会科学.2010（12）；孔红.法律逻辑的研究工具与对象.中山大学学报.2003（43）.
参考文献：
[1]王洪.逻辑的训诫——立法与司法的准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2]熊明辉.从法律论证到诉讼论证——谈谈法律论证逻辑研究对象的转变.求是学刊.2007.
[3]周祯祥.事实命题、价值命题、规范命题及其逻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
[4]熊明辉.非形式逻辑的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中山大学学报.2006.
来源：法制与社会 2013年25期
作者：张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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