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城市化水平作为衡量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加快社会转型具有推动作用。对于这一研究课题国外理论界给予了持久且热切的关注，如Cheek Land(1964)对英国城市化问题的早期研究[1]，Anthony(1982)对英国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过程问题的研究[2]，Marianne Fay(2000)等对非洲和拉美国家城市化建设的路径和过程的探讨[3]，等等。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及围绕城市化所引发的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变化、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解读。然而国内在对城市化模式的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只是浅要解析，主要是刘爱梅的《均衡型城市化的实际操作与现实因应》[4]和盛广耀的《城市化模式及其转变研究》[5]，面对这种研究的空缺性，我们更有必要对城市化的均衡化做出解释。面对中国目前城市化所呈现的“非均衡”模式明显加剧状况，寻求城市化的合理发展线路成为应然。近几年来，我国不断采取各种措施来加速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而这种提高的背后却隐藏着更多的“非均衡”。中国城市化到了由非均衡战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先行)向均衡战略(空间一致性结构)转变的时代，这一转变已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问题。所以，认真分析我国城市化所处环境并提出“均衡型城市化”模式，并对其动因做出简要分析，提出其发展策略是我国均衡型城市化的重要课题。
二、均衡型城市化的模式
城市化经济运行的均衡态，是一种复合的均衡状态，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城市空间维的城市土地和作为城市经济主体共享条件的城市土地，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的“公共产品”的经济活动，构成“城”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表现在时间维的城市商品交易和作为提供和需要“私人产品”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活动，构成“市”的经济活动，它们分别有自己不同的供给和需求函数，因而分别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均衡点。[6]所以，均衡型城市化的模式主要是“城”均衡、“市”均衡和“城与市”共同均衡三种主要模式。
(一)“城”均衡
城均衡作为均衡型城市化的主要模式，是指城需求和城供给相等时的情形，即城需求曲线和城供给曲线的交点。所谓城需求是指企业和居民某一特定时期，在每一城市地租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城市土地的数量。城供给就是对城特殊土地的供给。二者的均衡点就是城均衡态。城均衡如图一所示。
(二)“市”均衡
“市”是由经济流量和方向，经济主体行为和交易结构以及相应的经济制度、组织和经济政策所表现的、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处于一定空间方位的买卖场所或市场交易中心。市均衡作为均衡型城市化的主要模式，是指对城市非“城”产出有需求欲望并能够对其支付的货币量，与在城市市场上打算出售的非“城”的商品价格量相等的状态。市均衡如图二所示。
(三)“城”与“市”同时均衡
作为均衡型城市化运作模式，“城”均衡和“市”均衡都能展现各自的优缺点，对城市经济运行也有相应的经济影响，现实的部分城市就存在单独的“城”或“市”的均衡。而作为第三种均衡型城市化运营模式就是两者的同时均衡。
图三 城与市同时均衡
如图三所示，横轴为城市人口，纵轴为城市地租。U代表的是城均衡线，Y表示的是市均衡线，二者的交点E就是代表的城与市同时均衡点。对于我国实行均衡型城市化更多的应当是实现“城”与“市”的同时均衡。
三、均衡型城市化的动因
均衡型城市化作为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非均衡城市模式对立存在。作为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均衡型城市化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理想追求。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区域差异明显，“城市病”也相继显现，农村的“空壳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些都显示了我国城市化的“非均衡态”问题突出，远没有达到“城”与“市”的同时均衡。
(一)中国城市化水平“非均衡态”突显
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 Northam, 1979)将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轨迹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并将城市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0～30％为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期阶段；30％～70％为中期加速阶段；70％以后为后期阶段。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6.59％，按照这一标准，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中期阶段(如图四所示)。
图四 诺瑟姆的S型曲线
相对于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偏低。而且在偏低的同时，中国内部区际差异也较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之间的差额呈递增的趋势，金字塔状态的分布状况，存在极化问题。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化水平2009年分别为85％和88.6％，处于城市化的高级阶段，而我国最低的城市化水平是西藏，2009年的城市化率为23.8％，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说明我国城市规模的中坚力量少，集中度增强化现象显露，这显示了伴随经济发展层级的跃迁，各区域城市化水平在稳步前进中呈现出发展的不平衡。
目前从我国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配备方面考察，配置并未均衡，在我国，等级规模较高和位序靠前的城市拥有较为先进的医疗设备、优质的服务和教育、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专业人才以及超优越的基础设施，能够满足居民的各类需求，然而在中小城市或者是位序靠后的城市，居民并不能享受到高等级规模城市人群所享有的资源，这种城市中正负外部效应的存在造就了我国集中型城市化的“非均衡态”的突显。
(二)“城市病”的显现
“城市病”是对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病的一种形象化比喻，通常是指城市化进程太快，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严格管理或城市规划失控情况下的种种问题，如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人口密度过大、交通堵塞、住房拥挤以及房价过高、失业率上升、生态环境恶化等。目前，在我国大型城市中，“城市病”问题越来越突出，给城市发展带来消极的外部性，尤其是环境污染(污水、噪声等)和交通拥堵日益成为城市面临的两大典型的消极外部性问题，导致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的失衡。而合理的适度的城市规模对于“城市病”具有缓解作用。基本适度城市人口规模的分析，主要采用城市规模效益分析方法。
如图五所示：横轴代表的是城市规模，纵轴代表的是城市效益，曲线R代表的是城市收益曲线，整个坐标系反映了一种理论的综合，旨在说明理论上存在适度的城市规模。
图五 城市规模效益图
图中的M点代表的是城市规模一定的情形下能够实现城市效益最大化的组合点，在这点上合理的城市规模能有效避免城市病的发生，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解；在N点上，由于此点位于M点的前方，说明此点并没有达到效益最大化，同时，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L点类似于N点也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目前，我国部分大城市人口不断突破城市设定的“容量限制”，例如，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达1972万人，已经超出了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的目标。①在城市规模没有合理选定的情况下，“城市病”问题不断涌现，大城市人口聚集化导致极化型城市化的“非均衡”增长。
(三)农村“空壳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种地谋生的生活方式在农村呈下滑走向。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民种地除去种子费和农药费最终的结果是亏损的，更不用说农民种地的机会成本，最好的结果也就是种些利益见效期比较长的经济作物，如果树等，以至于大部分的农民进城打工，另一方面，由于江浙一带农民工的匮缺导致工资的上涨，以及各种保障措施的完善，也激励着农民进城打工，因为这样计算下来的结果是种地收益的多倍，从而导致目前大部分农村的田地出现撂荒现象，更多的农村家庭甚至出现“两个老人四只狗”的现象。下面我们以农村剩余劳动力阶梯式转移分布图来对此进行说明。
剩余劳动力转移分布图(见图六)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划分为三个等级(包括农村共四个等级)，图中的箭头代表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当部分劳动力在农村放弃种地这一谋生方式开始打工生涯时，主要是在一般城镇务工，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和实践总结，他们会向中小城市迈进，掌握一技之长然后迈向大城市；或者是部分劳动力直接走向大城市开始打工生活，并且通过各种途径努力留在大城市，长此以往，农民通过各种信息的交流，都会涌向大城市，这种现象的不断延续形成了阶梯式转移的分布图，最终结果是出现农村的“空壳化”，并且使得部分大城市人口聚集，出现极化，导致我国“非均衡城市化”的显现。
图六 剩余劳动力转移分布图
四、均衡型城市化的发展策略
通过对“均衡型城市化”动因的简要分析，我们得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非均衡”、城市病的出现以及农村“空壳化”问题的存在，我们必须扭转这种发展态势，使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向“均衡型”演进，实现“城”与“市”的同时均衡。
具体策略如下：
(一)实现城市的网络化
目前，中国的“非均衡型城市化”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并不能很好的实现衔接，同时由于遮蔽效应的存在，使得部分中小城市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发挥，或者是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大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先进科技以及有用人才都不断向大城市涌进，这就造成了中小城市发展的“短路”——没有先进的科技、没有高科技人才、没有充足的资金、没有足够的公共资源。同时在GDP为考核政绩的当下，大城市又不愿把这些资源流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发展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不同位序城市的城市居民不能享受到相同的待遇，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偏差增大。面对这种情况下的城市化，我们要实行政策推动型城市的网络化，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网络化”的实施，既能够实现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单个城市盲目扩张带来的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7]通过大城市的扩散效应来带动腹地城市化，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腹地内的中小城市要充分发挥自身城市功能，吸引部分大城市人口向中小城市转移，尽量简化大城市的其他功能，为大城市居民的居住和就业腾出空间。中小城市要肩负起为转移人口提供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住房和先进的医疗等公共资源的艰巨任务，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各种需要。各中小城市之间要实现功能互补，完善城市的网络化，为不同位序城市居民提供均等化服务，同时也要发挥政府公共管制的作用，完善城市体制，为“均衡型城市化”建立网络化的平台，这样可以使得城市居民和地方政府都能实现预期。
图七 城市化网络简图
如图七所示，图中实线箭头表示的是大城市为城市居民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虚线箭头表示的是中小城市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医疗、教育等。
(二)寻求最佳城市规模
城市规模的最优化是城市化进程中各类城市所追求的理想规模，然而目前我国的城市规模差异较大，而只有寻找到适合自身的城市规模才能实现城市效益的最大化。图五显示出，只有M点才是城市规模和效益的最佳组合点，所以各类城市都要从自身优势出发，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寻求最佳组合点，使集聚效应和集聚成本均等化。只有寻找到适度的城市规模才能有效避免由于城市人口聚集所带来的“城市病”，同时也可消除“城市病”的遗留问题。对大城市中的过度集聚人口要进行分区转移，并给予特定的优惠政策，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减小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实现“均衡型城市化”。
(三)农村“就地城市化”
截止到2010年初我国的乡村人口达到71288万人，人口基数过大且乡村人口比重过高，把大部分农民集中到城市是不现实的，况且部分农民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他们更愿意在自己的家乡安排自己的事业，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与此同时，由于农村“空壳化”问题的存在已经造成大城市人口集聚现象的发生，“城市病”愈演愈烈，因此合理引导并鼓励部分农民工回乡自主择业，部分程度上解决了耕地抛荒问题，同时还能够消除城市极化问题，因此，伴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就地城市化”成为实现我国“均衡型城市化”的有效举措。一方面，农村“就地城市化”可以大批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提高就业率；另一方面，可以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大力调整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实现“均衡型城市化”发展目标，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据统计，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推动经济增长两个百分点，可见城市化贡献巨大。[8]农村“就地城市化”过程中应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小城镇建设是推进“均衡型城市化”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多数小城镇设施简陋，功能单一，设计水平不高，所以应有重点、有选择的发展那些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小城镇，以发展较快的小城镇(例如：河南省的新乡刘庄)建设经验为指导，充分利用各种资金和资源，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使小城镇成为我国城乡之间的纽带和大中城市的发展腹地，成为农村“就地城市化”的主要出路和现实选择，成为消除农村“空壳化”的重要亮点，为实现“均衡型城市化”做基础铺垫。
(四)优化产业空间，促进产业升级
一国或一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协调是形成“均衡型城市化”发展的内在机制。目前，我国的产业空间与区域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紧密相联，因此应发挥国家政策的分区指导作用促使我国的产业空间进行不断转变。在农民工匮缺的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需要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而中西部地区要根据区域特色，承接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使之发展和完善。应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让不同类型的密集型产业根据市场和区域来定夺自己的位势，发挥优势产业的带动作用，注重关联效应，培育和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围绕区域资源优势、经济发展的方向及城市的特点合理进行战略规划，科学确定城市产业的发展方向。产业结构空间的优化，可以完善城市产业空间的空间效应，根据区情和城情来选择适合城市发展的产业，而不是盲目地去模仿，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非均衡城市化”问题，实现其均衡。要促进产业升级，让部分产业从低端型向高端型演进，蓝领型产业向白领和金领产业的转化，不但能够提升城市的品位和形象，而且能消除不合理产业，促使部分弊病产业向完备产业升级，这样城市化的质量内涵就得到了升华，这样的“均衡型城市化”才是理想中的城市化，只有突破自身产业缺陷，才能为实现城市化从“非均衡”向“均衡”模式发展奠定基础，实现“城”与“市”的共同均衡。
收稿日期：2011－10－05
中国论文网(www.lunwen.net.cn)免费学术期刊论文发表,目录,论文查重入口,本科毕业论文怎么写,职称论文范文,论文摘要,论文文献资料,毕业论文格式,论文检测降重服务。 返回经济论文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