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小说《天行者》是一部描写中国乡村民办教师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学者周新民评“刘醒龙的小说有一个常见的叙事模式，就是他经常会以一个乡镇或某一个单位作为相对完整的叙事空间，在一部作品中非常集中地书写其中的种种情事。”整部小说分为《凤凰琴》、《雪笛》和《天行者》三部分，以西河乡界岭小学为叙事空间，围绕着民办教师“转正”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情节展开叙述。
民办教师是中国教育领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亦教亦农”的身份上，“民办教师的性质长期处在模糊状态，是教师却要种地，是农民却还要教书”。民办教师是农村基础教育的主力军，但他们始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终生存在身份与地位的夹缝中。《天行者》用平实质朴的语言描绘出了民办教师尴尬艰难的生存状态，表现出以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为代表的民办教师之爱。爱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高级情感，小说中所传达出的爱包括赤诚之爱、男女之爱及反哺之爱。
一、赤诚之爱
中国人格的根基是什么？邓晓芒在《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一书中提出：中国人格最深的根基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诚”，就是诚实无欺的意思。“中国人一般都认为，人的能力可以有大有小，处境可以差别，但一个人对自己‘本心’的诚实无欺，总是一件随时可以做到的事。”在《天行者》中，“赤诚”成为了作者刘醒龙笔下民办教师形象的底色。界岭小学是西河乡条件最为艰苦的山区小学，不仅自然条件恶劣，当地的山民也因“苕”而闻名，是很多人避而远之的地方，书中精辟的称“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然而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却坚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大致可以分为三代：万站长和明爱芬是元老，余校长、邓有米和孙四海是第二代民办教师，也是小说的灵魂人物，张英才、蓝飞等属于第三代民办教师。在小说开篇，万站长与明爱芬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万站长利用不光彩的手段赢得了“转正”的机会，成为了乡教育站站长；而明爱芬则为了给自己争得尊严，勉强参加考试，导致瘫痪在床，成为了“废人”，界岭小学就由明爱芬的丈夫余校长、邓有米以及孙四海接管。
余校长是复员军人，因为妻子当民办教师太辛苦了，就回到家乡也当起了民办教师。余校长对学生的爱是赤诚的，家有瘫痪在床的妻子、有正在上学的儿子，家庭负担很重，但是为了学生们都能受到教育，便让离家太远的学生寄宿家中，除了正常的教学，还要照顾学生们的饮食起居，如此艰难的生活条件，还“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即便“村阀”余实拖欠民办教师工资，依然尽心帮其儿子发表文章；即使校舍被巨石砸坏，依然坚持传播知识的步伐；即使几次被命运捉弄，“转正”无望，依然保持着那份赤诚之爱。
副校长邓有米是土生土长的界岭人，他对界岭小学的爱是赤诚的，他有着农民的质朴与小算计，也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穷酸气，看起来很“世俗”，其实是最没有心机的人；显得很“矫情”，却是最仗义的人；为了托关系“转正”，竟然去盗伐红豆杉；为了能帮余校长和孙四海“转正”，竟然想到用工程回扣款来帮二人交“工龄钱”。邓有米是个面冷心热的人，嘴里说的永远是“转正”之事，心里想的永远是界岭小学的利益，他将自己的赤诚奉献给了界岭小学。
孙四海的职务是教导主任，他是从外地流浪到界岭的孤儿，因老村长的支持，在界岭当上了民办教师。虽然是一个“外来者”，但孙四海对界岭的爱是赤诚的。界岭有他热爱的学校、有他牵挂的人，李家表哥因教室的修缮费用来学校闹事，孙四海明知李家表哥针对的是自己，依旧慷慨地将自有地所产的茯苓折算成维修款项，看着李家表哥得意洋洋的表情，余校长气愤地问：“你们晓得孙老师为什么如此慷慨吗？”李家表哥当然不晓得，余校长郑重地说：“因为爱！”孙四海的爱最深沉，他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他爱的人，用赤诚之爱温暖着贫瘠的界岭。
在民办教师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赤诚之爱，让作者刘醒龙找到了文学的价值所在，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小人物、尤其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一类人，尤其是一类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状态，从来就是一条贯穿我的全部小说的命定线索。”相较之下，支教生夏雪和骆雨的爱不够赤诚，所以他们待不长，夏雪来到界岭是逃避感情的失败，而骆雨则是为了保送上研究生。作者刘醒龙曾明确表示：“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法，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带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一个字”。换言之，作者认为能够来乡村任教的人都是有高尚良知的人，因此对夏雪和骆雨的人物塑造上，也表现出了他们的爱，但是这份爱承受不了山里严寒的雪，更比不了民办教师的赤诚之爱。
二、男女之爱
刘醒龙将民办教师称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英雄”也有七情六欲。“《天行者》中所要确立的天地心魂，还包括对人情之美的发现与展示。”书中人物的男女之爱作为一条副线贯穿于小说之中，使得情节更加丰富，形象更加饱满。
孙四海与王小兰的爱情，最初在张英才的眼中“浪漫得像个诗人”，就是这份“浪漫”的爱情使得两人爱得格外艰难。王小兰是有夫之妇，丈夫多年来瘫痪在床，在王小兰生活最困难、精神最压抑的时候，遇到了孙四海，很快成为了情人关系，张英才曾提出王小兰和孙四海结婚然后一起照顾前夫的办法，但很快就被否决了，原因是这份爱情违背了乡村原则，他们都肩负着自己的责任，不能随心所欲。后当孙四海决心竞选村长时，“村阀”余实挑拨离间，最终使得王小兰命丧瘫痪丈夫之手。孙四海与王小兰的爱情是一个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悲剧，两人每一次幽会后，孙四海都会吹起笛子，笛声愈发悲凉，最后沦为沉默。
万站长与李芳的婚姻最初带有极强的功利性，为了“转正”，万站长抛弃了初恋蓝小梅，迅速和李芳结了婚，最主要的原因是李芳有一个在部队当将军的叔叔做靠山。万站长和李芳之间起初并无爱情可言，婚后生活也极不和谐。但得知李芳身患白血病后，万站长显出了“男人的品质”，将家里存的钱全部取出，陪着妻子到省城最好的医院治病，妻子也变得温柔了。爱的基础是奉献与付出，万站长与李芳婚姻也慢慢产生了温暖的爱情，突显出了男女之爱的责任与担当。
余校长的爱情给人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他是最重情义的人，妻子明爱芬瘫在了床上，余校长既要照顾学生，还要照顾妻子，毫无怨言。张英才因在报纸上发表《大山·小学·国旗》一文为界岭小学争得了一个“转正”指标，当大家决定将“转正”名额给余校长时，余校长立即将“转正”名额让给了自己将死的妻子，圆了妻子的心愿。明爱芬去世后，余校长“意外地”与蓝小梅走在了一起，蓝小梅是万站长的初恋，后成为了寡妇与儿子蓝飞一起生活。蓝飞私占界岭小学的“转正”指标，蓝小梅气愤地揭发了儿子的行为，责骂儿子“无耻”，却没想到余校长主动替蓝飞解围。此后，心有愧疚的蓝小梅时常来帮忙，慢慢地，在众人的撮合下，余校长与蓝小梅走到了一起，平平淡淡，没有婚礼仪式，只是像寻常人家过日子一般，这份爱并不浪漫，却也甜蜜。
三、反哺之爱
小说《天行者》的出色之处，在于表现出了民办教师的赤诚之爱，更在于传达出了这份赤诚之爱的辐射与传承。父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母抚育儿女，儿女反哺父母，以血缘为纽带的反哺是人类最基本的功能关系，而在小说《天行者》中，反哺观念已经超越的血缘。界岭小学的灵魂人物用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影响了所有与他们接触过的人。
张英才是高中毕业的落榜生，最喜欢读县文化馆干部写的小说《小城里的年轻人》，幻想着自己就是书中的主人公，高考落榜后，在舅舅万站长的安排下，当上了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在界岭小学，张英才发现了一些秘密，比如：只有四位民办教师，教育站却发五个人的补助金；为了应付检查团，余校长等人弄虚作假等等，他看不惯便偷偷写信举报。当他发现自己的行为给界岭小学带来了八百元奖金的损失后，他悔恨却又不知所措。当大家推举他获得“转正”名额后，他感动又愧疚，不敢回界岭小学，直到接到上级关于民办教师“转正”文件，他才带着这一喜讯回来。但现实是残酷的，张英才目睹了“转正”政策的荒诞，决意回到界岭小学任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哺这片培养过自己的土地。
同是落榜生的蓝飞喜欢读宣扬厚黑和官场谋权的书籍，支教生骆雨离开后，蓝飞来到界岭小学，这是母亲蓝小梅的意愿，想要“趁儿子还年轻，跟着余校长好好学习做人”，没想到蓝飞居然趁着余校长不在，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占有了“转正”指标，但他自己都没想到余校长等人轻易地就原谅了他。于是，他离开界岭小学后，一心想找机会为界岭小学做些实事。蓝飞很清醒，他认识到“教育拯救不了教育，民办教师也拯救不了民办教师”，认识到界岭小学的发展困境在于“村阀”不重视教育，所以他选择离开，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报答。当他带回夏雪父母的捐赠，当他巧妙地惩治了“村阀”余实，这份反哺之爱显得如此沉甸甸。
界岭小学民办教师高尚的人格对下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潜移默化地留存在生活的情态之中。叶萌、叶碧秋等学生都是从界岭小学走出来的，虽然没能考上大学，但都依靠着诚实守信、勤奋进取的精神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叶萌辍学后，在酒店当清洁工，因拾金不昧得到了客人的青睐，成为了一家公司的总出纳；叶碧秋放弃考大学后，来到城里当保姆，工作勤快，业余时间勤奋学习，考上了自修大学，并准备毕业后回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到界岭小学任教。还有支教生夏雪、骆雨等人，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反哺着界岭小学。这份反哺之爱对于余校长等人的付出，也是一种安慰与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小说《天行者》所传达出来的精神，民办教师这一身份地位尴尬的群体，却不乏奉献的精神，那份赤诚之爱感动着无数读者，男女之爱牵挂着读者，反哺之爱着实令读者欣慰。
参考文献：
[1] 刘醒龙.天行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 邓晓芒.人之境—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3] 莫瑞芳 于萍.民办教师现状问题思考及对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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