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人只占新加坡260万人口中的14.6％，然而马来舞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成为作为主要文化符号的国舞的三种构成要素之一。另一个少数族群——印族人，在1980年新加坡的人口普查中仅占6.4％，然而印度舞、华族舞与马来舞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反殖民运动高峰期的反黄运动中得到发展，这种舞蹈三合一的特性自此被政府、教育机构、学校、社会文化团体和所有草根组织广泛运用。
马来遗产中心(MHC)于2005年6月由前总理李显龙正式创立，极大提升了国民对遗产重要性的认识。自成立以来，它组织了大规模的马来舞蹈活动以帮助促进其艺术形式的发展①。
要全面理解马来舞的特点，就得仔细研究这种艺术形式产生过程的本质、灵感来源与审美价值、表演的社会意义、不同文化团体之间的互动以及马来社区不同舞蹈团体的具体实践。
一、新加坡马来社区的文化背景
马来人指来自东南亚地区并定居在新加坡的一个较大的群体。不管是米南加保人、瑞将人、巴塔克人、马来西亚原住民、爪哇人、巴威人或其他海上游牧民族，他们都被认为是“马来人”。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是作为单独的个体而移民的，大多数人没有亲戚关系，不像中国移民总是以宗族为单位帮助彼此移民。随着来到新加坡的众多移民，如米南加保人、瑞将人、巴塔克人、马来西亚原住民、爪哇人、巴威人或其他群体独特的文化特征逐渐褪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的传统文化逐渐融合。但是至少这些早期的马来移民共享相同的马来语和相同的宗教—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少数族群和没有经济实力的主要社会群体，马来人没有几个能与芭蕾、欧洲音乐会、印度舞蹈及中国戏剧相提并论的表演形式。马来传统戏剧Bangsawan与它们相差甚远，并且没有舞蹈的呈现。
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加坡马来舞蹈的演变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马来舞主要被非马来人视为“游乐园”里的一种娱乐形式。“舞厅”提供现场音乐和舞伴，有兴趣与她们共舞的公众只需支付很少的入场费就能入场。虽然这些舞者大多是即兴表演，但他们让公众了解马来音乐与舞蹈。不过倒是经常在马来社区的庆典上看见马来舞，在婚礼舞会上，在清理林地或在打渔季开始时，等等。
与新加坡其他族群相似，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促进了马来舞和表演艺术的发展。新加坡在50年代中期推动了蓬勃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人们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文学创作、音乐、戏剧和舞蹈中表达着自己，众多的文化团体、学生团体、艺术团体甚至工人的工会，都积极参与创建包括含有中国、马来、印度文化元素的“新马来亚文化”和“新文化”活动。
一个新成立的文化机构Sriwana赋予了马来舞蹈新的生命。Sriwana成立于1955年7月24日，它的最初目标是推广Keroncong音乐，但很快就扩大其范围并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马来文化组织。与其他马来人协会一起，Sriwana组织马来歌曲和舞蹈的舞台秀，这些慈善演出为交不起学费的穷人筹集资金，鼓励年轻人学习马来舞蹈。
这段时间舞蹈的编舞形式以圆形、椭圆形和三角形为主。Sriwana意识到马来舞蹈要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准就得寻求周边国家的专业帮助，邀请了印尼的Tengku Yuhanis和Liauw Tjen Yan(又名Liu Chun Wai)两名编舞师，他们对马来舞产生深远的影响。复杂的舞步和音乐风格有力地扩展了马来文化表演的范围。而后来自印尼的Supenah Somod女士和马来西亚的Zainal Abbas先生也加入其中，培训Sriwana有志向的年轻成员。
三、国家文化的重要元素：60年代的马来舞
1959年，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导下获得完全自治，它急切地推出了积极的社会改革和国家建设方案。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高级领导人tnam回应了新加坡和马来亚人民想要创造一种“新马来亚文化”的号召，在他出任国家第一位文化部长期间，发起实施了许多旨在加快创造所谓“新文化”的项目，这些项目为的是动员华族、马来族、印族和“西方”文化机构在全岛共同举办免费演出，它们一方面鼓励马来团体更加频繁并精致地呈现他们的舞蹈，另一方面促进马来族裔与非马来族裔对跨文化的理解。Liauw Tjan Yan女士在新加坡期间，很多华族舞蹈爱好者学习了马来舞蹈，甚至在华族学校、艺术团体或工会的文化表演中，通常都是由华族人表演马来和印度舞蹈。马来舞蹈团体也是一样，在由文化部组织的表演中，他们将舞蹈融合了华族舞、印族舞和芭蕾舞的特色，愈加重视其他舞蹈文化的审美价值。1962年，Sriwana舞者为新加坡政府主办的东南亚文化节精心设计了新节目。在跨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Francis Yeo，一位于1963年由新加坡芭蕾舞学院培训的业余芭蕾舞蹈家编出了融合芭蕾舞步的马来舞“收获”，观众出人意料地对此给予了积极评价，这更激励了Sriwana编舞家尝试更有创意的编舞。
四、70年代草根阶层的马来舞
除了Sriwana，也有其他一些马来团体积极参与推广表演艺术，这些组织包括：马来青年文学协会(Perkumpulan Seni Melayu)，观察组(Pasukan Kawalan)和新精神(Semangat Baru)。同时，两个主要由政府支持的以促进基层舞蹈表演的舞蹈公司成立，并在国家职能层面上向外国政要展示新加坡的才华。1970年文化部成立非专职国家舞蹈公司，1971年成立专职人民协会舞蹈团(它在1968年时以非专职公司的性质成立)，再加上每年举办的由教育部主办的青年艺术节和许多社区中心的舞蹈团，马来舞像新加坡其他的舞蹈形式一样，在十年中培养了新一代的观众，其三位一体性(华族、印族和马来族特质)从此深入人心。
在各族群普及“文化舞”的过程中人民协会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其积极的外扩计划将免费露天表演传播到岛上各处的组屋社区中。社区中心的关系网及其下属的舞蹈班/团也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为了确保想学舞蹈的人都能得到学习的机会，社区中心举办的舞蹈班只收取一点象征性的学费，事实证明，人民协会的附属组织通过这一成功的政策吸引了一千多人学习舞蹈，其中一些得到社区中心行政和财政支持的团体，在年轻且才华横溢的编舞家的带领下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多数青年艺术节上，很多学校的孩子们能够在表演马来舞、印族舞和华族舞时享受华丽的服装 和舞台灯光。这些虽然是常规的舞蹈表演，但也是重要的教育工具，以激发这些年轻人的创造力和文化认同。民族舞蹈三位一体的特点不断提醒学生们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主义。
如果马来舞蹈的普及是20世纪70年代的成就，那艺术的停滞是一种需要得到改善的顽疾。在那段时间，马来舞蹈表演的意味着在熟悉的形式里重复几个熟悉的步骤。马来舞固定的动作，音乐和装扮模式在反复表演时虽然是表达民族和文化认同的有效手段，但很难持续吸引观众的兴趣。幸运的是，此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1981年东盟表演艺术节和1982年广为宣传的新加坡舞蹈节举办以后很快得到改变。
五、80年代新的学习资源
1981年2月在雅加达举行的首届东盟表演艺术节是该地区的一次舞蹈盛会，它让舞蹈爱好者得到同时看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顶尖舞者的难得机会。
新加坡年轻的马来舞蹈家和编舞家第一次看到来自印尼群岛的丰富多彩的舞蹈，他们认识到他们可以利用马来舞蹈的丰富资源。五个晚上的时间里，艺术节呈现了来自27个本地舞蹈团的39件作品。跨文化的演出促进观众和参与者跨越民族的壁垒，并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进行互动。大多数编舞家和舞者在这次历史性的文化盛会上都处于他们的巅峰状态，各界强有力的支持给予他们自豪感，同时让他们认真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明显的是，相比其他的民族舞蹈，虽然马来舞的表演质量通过改良服装和舞步得到提升，但是大多数马来舞编舞家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认识到自己的短处以后，他们开始积极寻找新的表达路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国家大剧院舞蹈团、Sriwana、新加坡凤凰舞蹈团、人民协会和其他马来文化组织在不同阶段邀请了几位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编舞家到新加坡举办工作坊或培训计划，地方的编舞家也组织了儿童舞蹈比赛和舞蹈班。
六、国家艺术理事会与马来舞蹈公司的专业化
1990年11月28日，通信与信息部(MCI)信息司和社区发展部(MCD)文化事务司、与新闻司与其他相关的部门和法定机构合并组成信息与艺术部(MITA)，MITA之后重组其法定机构和文化机构，建立国家艺术理事会(NAC)。1991年新加坡文化基金会、社区发展部文化司、艺术节秘书处和国家大剧院委员会合并。NAC推出了一项新计划，鼓励大量的业余艺术团转变为专业公司。
七、结论
马来遗产中心于2005年成立以来致力于保护新加坡的马来文化遗产。马来遗产中心(MHC)董事会的一位成员(2007年6月-2009年6月)Osman Abdul Hamid，是由Sriwana的Nongchik Ghani先生培养的资深编舞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人民协会马来舞蹈团的关键成员，并于1995年被委任为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舞蹈团的培训老师。他帮助启动MHC马来舞蹈项目，并得到马来舞蹈界的广泛支持。MHC重新点燃“gotong royong”式的旧式互助精神并蔓延到更广的社区，为新加坡人提供了解和欣赏马来文化和遗产以及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机会。
新加坡马来舞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如果社区认识到其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种艺术形式将得到蓬勃发展。组织机构的支持是有帮助的，并将为从业者提供更多的资源，但最终是社区发挥的力量最重要。
现在还不知道新加坡年轻一代马来舞编舞家们艺术实验将来的发展情况。无论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还是来自印尼的马来舞蹈，一定会继续发挥其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马来舞不仅与各种传统的仪式，如国庆、民族舞蹈节、青年艺术节、艺术节结合在一起，也与庆典仪式如婚礼派对结合在一起，演员和参与者在社会与文化层面上紧密相连，这些表演的社会环境也展示并加强现有的社会关系。马来舞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认同和马来人的身份认同，与印族舞及华族舞一起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社会这幕大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文为2012年中国贵阳·贵州大学“中国-东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12月3日-6日)会议论文。
注释：
①该中心位于Gedung Kuning的甘榜格兰皇宫与甘榜葛兰管理区之间，是马来人在新加坡的一个重要的遗产机构。中心希望通过它的展览、项目和活动，既铭记过去又为当下提供一种表达方式。马来遗产中心目前由国家文物局和马来遗产基金会共同管理。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重组后的法定机构即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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