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中国古代哲学是生态哲学
蒙培元先生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一书，提出“中国古代哲学是生态哲学”的命题，分析中国古代主要思想家的哲学生态观。他不只是“照着讲”，揭示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而且是“接着讲”，表达了对现代生态哲学研究很有见地的观点。这是值得珍视的。
一、中国“生”的哲学是生态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生成论、“万物化生”说、“天道生生”说，其关键词是“生”，即“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世界的本质是“生”“天道生生”；“天能生物”“天地者，生之始也”；人和世界万物都是由“天”化生，依靠“天”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起源于《周易》的中国哲学是“生”的哲学。
蒙培元先生在《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一书中指出：“‘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没有例外。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哲学就是‘生’的哲学。从孔子、老子开始，直到宋明时期的哲学家，以至明清时期的主要哲学家，都是在‘生’的概念之中或者围绕‘生’的问题建立其哲学体系并展开其哲学论说的。”①他认为，中国“生”的哲学主要包括三层含义②：
其一，“生”的哲学是生成论哲学，而不是西方式的本体论哲学。无论道家的“道生万物”，还是儒家的“天生万物”，说的都是世界本源“道”以及“天”与自然万物、生命和人的生成关系，而不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
其二，“生”的哲学是生命哲学而不是机械论哲学。“生”是指生命和生命创造，自然界是生命有机体，它不仅有生命，而且不断创造新的生命。中国哲学的“天道流行”“生生不息”是指自然界具有内在生命力，不断地创造新的生命。这是有生命的自然界的意义和价值。
其三，“生”的哲学是生态哲学。它从生命的意义上讲人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整体，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也需要人去实现其价值。自然界是人的价值之源，人又是自然价值的实现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价值关系，而不只是认知关系；它是一元的，而不是二元的。
中国生态哲学起源于《周易》“生生之谓易”哲学，包括儒家的“天生万物”哲学，道家的“道生万物”哲学，以及与《周易》密切相关的佛家的“万物是生”哲学。它们都以“生”为核心，以“生”为根本精神，以“生”展开它们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中国“生”的哲学是生态哲学，这是中国“生”的哲学的主要结论。
二、“接着讲”：中国哲学的生态智慧
“生”的哲学，处处闪耀着中国哲学的生态智慧，其中，“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是生态智慧的辉煌体现。《人与自然》一书第五至十八章主要阐述中国著名思想家的生态哲学思想，高扬中国哲学的生态智慧。从第五章开始，标题依次为：“仁与天命——孔子”；“天地人三材之道——《易传》”；“参赞化育——《中庸》”；“仁民爱物——孟子”；“节流开源——荀子”；“回归自然——老子”；“人与天——庄子”；“性即自然——玄学”；“民胞物与——张载”；“天地万物一体——程颢”；“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熹”；“良知与自然——王阳明”；“从‘体用不二’到‘万物一体’——熊十力”；“‘接着讲’与‘天地境界’——冯友兰”。它分析并揭示了中国主要哲学家的生态思想，是简要的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
蒙培元先生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的学生。冯友兰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非常有智慧地提出“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区别。他说自己并不是“照着讲”哲学史，而是“接着宋明理学讲”。蒙培元学他的老师“接着讲”。
蒙培元先生指出，“接着讲”着眼于哲学的发展、变化和新的创造，有两层含义：第一，赋予中国哲学以全新的现代理性精神，实现中国哲学现代化；第二，在中国哲学形式化、理性化的同时，要保留、继承其最核心的实质内容，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①。他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一书，是“接着中国哲学生态观讲”的，在分析著名哲学家的生态观时，继承其最核心的内容，以全新的时代精神阐述现代生态哲学思想。
三、“接着讲”：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
“人与自然统一”是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论。蒙培元指出：“天，就是指自然界，这一点是确定的；但这个‘自然界’不是西方人讲的那种与‘人’相对立的‘自然界’，不是让人去‘征服’的那个‘自然界’，这一点是很要紧的。”他还说：“自然界却是个不断的有生命创造的自然界。这是中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所以，‘天何言哉’固然是指天不说话，但天却以它的生命创造为言说，人不仅要倾听它，而且还要实现它。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要实现它。‘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从生命的创造，进而讲到生命的价值，这是孔子开创的儒学的关键所在。”又说：“天的根本意义是‘生’。‘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基本出发点。”②在这里，天和人的目的合一，人的价值就在于实现天的目的。
现代哲学研究存在，称为“本体论”，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任务是捍卫和阐发这一理论。后来，有的学者指出，物质或自然界不是哲学本体，应当“把人作为本体”，从人类主体的角度、人类实践的角度去看待世界。
生态哲学研究人、生命和自然界的生成和发展，是“生成论”，它认为人是指人的世界，包括人、生命和自然，是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世界。也就是说，世界的存在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世界本原（本体）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界，也不是纯粹的人，而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这是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
冯友兰先生提出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哲学的用处主要是提高人的天地境界。蒙培元先生指出：西方哲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实体的，而中国哲学追求的目标是境界的；西方式的超越是超越到那个绝对的实体，而中国哲学的超越就在此世——心灵的内在超越。他在《仁学的生态意义与价值》一文中说：“所谓‘天人合一’境界，就是与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易传》所说的‘大人’、‘圣人’，就是实现了这种境界的人。‘大人’之所以为‘大’，‘圣人’之所以为‘圣’，就在于他们能与‘天德’合一，充分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①这是对于生态哲学基本问题的精彩表述。
四、“接着讲”：生态哲学的主体论
现代哲学是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哲学。它认为人是主体，而且只有人是主体，人以外的生命和自然界是客体。生命和自然界作为客体，只是人的对象，是人认识、改造和利用的客体，它没有主体性、价值、主动性、目的性、认识能力、创造性和智慧。而生态哲学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哲学。它认为，人是存在主体、价值主体、认识主体和智慧主体，因而具有主体性，具有价值、主动性、目的性、认识能力、创造性和智慧；而且，生命和自然界也是存在主体、价值主体、认识主体和智慧主体，因而也具有主体性，具有价值、主动性、目的性、认识能力、创造性和智慧。只是人、生命和自然界处于不同的进化层次，这些特性表现了层次性，说它们有高层次或低层次的区别可以，但是没有本质的区别。否则必然有人会问，如果人的主体性、价值、主动性、目的性、认识能力、创造性和智慧等不是进化的结果，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只好求助于上帝。生态哲学拒绝这种解说，坚持生命和自然界的进化论，如蒙培元先生所说，这是“自然界‘内存价值’的创造性弘扬与实现”。
蒙培元先生指出：“儒家的主体性同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是不同的，其最大的区别是，儒家的主体性是以‘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为根本特征的，西方哲学则是以人与自然的分离、对立为根本特征的。在儒学中，人作为价值主体是对自然界‘内存价值’的创造性弘扬与实现，而不是从人的利益出发，赋予自然界以某种价值。”②“自然界以‘生’为德，也就是以‘生’为心。人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为天地立心’……天地（即自然界）有没有心的问题，是儒学中最有意思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③他总结说：“人之为主体是‘人为天地立心’的主体，而不是‘人为自然立法’的主体。其基本特征是承认自然界有内存的生命价值，但是必须通过人这一德性主体的实践活动、创造活动而得以实现……（在这里）天地以‘生’为心，人则以‘仁’为心，因此，仁学是儒家的核心。‘生即仁’之说，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内存的统一性，而‘为天地立心’之说，则揭示了人的主体作用。人不是靠‘自我意识’与自然界相对立，靠‘天赋观念’、‘先验范畴’逻辑形式‘为自然立法’，而是靠‘天命之性’与自然界相统一，靠自己的仁心、仁性‘为天地立心’，在实践活动中实现‘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就是儒学主体性的精神实质。”④这种生态哲学主体论完全超越了现代哲学的主体论，是一种新哲学的主体论。
五、“接着讲”：生态哲学的目的论
现代哲学认为，人是目的，只有人有目的，因而只有人有内在价值。生态哲学认为，人是目的，生命和自然界也是目的，因而它也具有内在价值，是值得尊重的。所谓“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和生命的目的，以生态规律自主自在地自己生存。
蒙培元先生“接着讲”生态哲学的目的性。他说：“自然的目的性是从‘生’的哲学得出结论，包含在‘生’的哲学之中……在中国哲学中，所谓目的是指‘生’之目的①。凡是生命都是有目的性的。自然界作为生命整体，当然是有内在目的的……从‘生’的目的性出发，解决‘天人之际’的问题，便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内在的目的性关系。善就是目的。”②“自然界有一种向善的目的性，实际上是说，自然界有一种有序化的秩序，这种秩序体现出一种方向性或可能性，并不就是人类所说的善，但是人类的善必须是‘继’之而后有，这个‘继’字说明，人不能脱离自然界生生之‘德’而存在，同时又说明人的主体性之重要。”③
生态哲学认为，这里“继”的意思是说，人、生命和自然界，作为存在主体、价值主体和认识主体，它所有特性，包括它的主体性、主动性、目的性、认识能力、创造性和智慧等，是有序地进化的，表现了有序进化系列，表现了它的层次性，表现了向善的目的性。
蒙培元先生指出：“儒家的目的理性，就是以仁为最高目的的实践理性，它和认识理性、工具理性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理性。”④“儒家将最高的善即仁视为自然界‘生生之道’的目的性实现，视为人的内在生命之动力和目的，从根本上说与自然界是统一的。”⑤
在《仁学的生态意义与价值》一文中，他认为，自然的存在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不是超越于此世的那个绝对实体，即“神”的目的，而是“天地生物之心”，即自然产生生命和生命向上发展的目的，这就是仁。人与自然有道德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只是认知关系，人不只是认识主体；人与世界的关系，还是情感交流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人是德性主体，承担着道德义务”⑥。在这里，他关于儒家的目的论分析，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向“仁”，这对现代环境伦理学是有重要意义的。
总之，蒙培元先生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一书“照着讲”，保留、继承了中国哲学生态观最核心的实质内容，讲述了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接着讲”，讲了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论和目的论，抱持当今的时代精神，为建设中国生态哲学贡献了力量，是可喜的哲学研究新成果。
作者：余谋昌
第2篇：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在日本古代文化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文化有何积极影响呢？学术界对此探讨甚少。依据史料，实事求是地探讨这一问题，对于认识由东西文化融合而成的日本近代文化，对于扬弃中国古代哲学，探索东方文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均大有裨益。本文将以几位对日本近代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日本哲学家、企业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为例，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探讨。由于属同一学科，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哲学的影响是直接而又显著的。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三人的哲学思想就颇具典型意义。
西周（1829一1897）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他的主要历史贡献是，将西方哲学（从哲学概论、哲学史到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系统地介绍到日本。而在译介的过程中，西周始终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媒介。西周6岁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12岁进藩学“养老馆”，接受严格的汉学训练，遍读《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近思录》等重要典籍，20岁左右先后入大阪的松阴塾、冈山的冈山学校学习中国古代经典。1862年至1865年西周在荷兰三年留学期间系统地钻研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学习了西方的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西方的思想文化开阔了他的视野，改善了他的知识结构。然而，西周在创建日本近代哲学的过程中，并未抛弃以前所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知识，而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媒介，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文化，融东西两种哲学为一体。西周认为，“东土谓之儒，西洋谓之斐卤苏比（”哲学“之日语音译——引者注），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
在知识论上，西周提倡“大知”即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反对“小知”即知识的零碎性和片面性。他说：“小知即平常的知识，在有限程度上高于凡庸者，如同某人立于稠众密群之中，看之视野不超过前后左右。”“大知与此相反，如立于一高台之上观台下稠众，对于数万人可以一目了然，视野不受前后左右所限，行动亦得当。”根据西周的《知说》篇所述，他的“大知”是以“文、数、史、地”为基本内容，以演绎和归纳为主要方法，以求得真理为最终目的。很明显，西周的知识论是以西方近代文化为参照系的，但西周所述的“大知”、“小知”概念及某些思想乃是取目庄子哲学。庄子曾曰：“小知不及大知”“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其中的联系显而易见。
西周把当时的新兴学科——心理学介绍给日本人民，其中借用了蕴涵着丰富哲学思想的中国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内经》的某些概念和思维方法。西周指出，“心理之分解首别三大部，智、情、意是也。”“意，是人心之主，即为心诚之君主，而智为采纳之官（又曰报告官），情为宣达之官，采纳之官司入，宣达之官司出，共居心诚，辅相心君，以开其属府于此身国”这种“智、情、意”的心理学理论虽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新知识，但其中的某些概念和思维方法与《黄帝内经》的医学哲学思想密切相关。
西周认真地翻译了一批西方近代哲学范畴，他的翻译不是生硬地直译，而是融合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创译。如“哲学”范畴，英文原词为“philosphy”，意为“爱智”。西周先参照中国宋代哲学思想，将“philosphy”译成汉文“性理学”、“理学”、“穷理学”。随着对西方近代哲学认识的加深，西周觉以上译语均不太妥，便作了进一步改动。他说：“斐卤苏比（philosoPhy）之意如周茂树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故亦可将斐卤苏比直译希贤学。”后来他又将“斐卤苏比”译为“希哲学”，这大概是受中国《尚书·皋陶谟》中的“知人则哲，能官人”思想的启示。经反复思考和进一步推敲，他在1874年刊行的《百一新论》中说：“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斐卤苏比译名哲学。”这样与英文原意的“爱智”十分吻合。由此可见，“哲学”一词是经过仔细斟酌才创译出来的，而西周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素养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西周在创译“理性”、“悟性”、“主观”、“客观”、“现象”、“实在”等哲学范畴的过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营养。这些哲学范畴今天仍在日本、中国等使用汉字的亚洲国家中频繁使用，为沟通东西哲学的交流，促进东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吸收中国古代哲学创建日本近代哲学的过程，中江兆民比西周更进了一步。中江兆民（1847——1901）是日本明治时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著名的自由民权理论家。他16岁时入著名的土佐藩藩校文武馆学习汉学，专心习读《周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尤其爱读《庄子》。据其周围的人说，兆民能把其中的某些章节倒背如流。随后，他还在奥官慥斋门下读过《传习录》，研习阳明学，兆民于1871年10月至1874年5月赴法国留学。归国后，他在大力介绍西方哲学文化的同时，仍拜著名汉学家冈松瓮谷为师，努力学习先秦诸子。他在建设日本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哲学的营养。如他对生死观问题的回答就具有鲜明的东方特点。1901年4月医生诊断兆民所患病症为喉头癌，并说只能再活一年半左右。听到这个消息，他不是悲观、消极地等待死亡，而是乐观、积极地工作。他说：“假如有事情可做，并且过得愉快，那么，这一年半岂不是足以充分利用的？啊！所谓一年半也是无，五十年，一百年也是无。也就是说，我是虚无海上一虚舟。”庄子在《大宗师篇》中说：“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庄子认为，人的生命之初是自然所赋予的，最终仍要回到大自然，因而人的生命实际上是以无为始，又以无为终。显然，兆民的上述思想是对庄子“死生存亡之一体”观点的继承和改造。兆民还说，“一个人假使七八十岁后才死，可以说是长寿。然而以后，却是永远无限的劫数。假使以七八十年去和无限作比较，那是多么短促啊！于是乎不能不把彭祖看作夭折。”可以看出，这是对《庄子·齐物论》中寿与夭观点的改造。正因为兆民能站在无神论的基础上，吸收和改造庄子生死观的思想，所以他能以顽强的意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写出《一年有半》和《续一年有半》，为日本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中江兆民还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民本论”思想与卢梭的民权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东方的自由民权论。他曾写下“民为重”的汉字横幅，这与孟子的“民为贵”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者，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柳宗元也认为，历史的发展，既非天意决定，也非圣人的意志所能左右，决定的因素是“生人之意”，即人民的意愿和物质需求，并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观点。中江兆民通过西方近代的自由民权论对孟、柳的观点作了新的阐发，指出：“民权是个至理；自由平等是个大义。违反了这些理义的人，终究不能不受到这些理义的惩罚。即使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也终究不能消灭这些理义。帝王虽说是尊贵的，只有尊重这些理义，才能因此而保持他们的尊贵。中国早已有孟柯和柳宗元看透了这个道理。这并不是欧美专有的”当时日本政治思想界中有一种论调，说“自由”、“民权”、“平等”等思想产生于西方，不适用于日本的近代化。中江兆民为了反驳上述论调，激励日本的自由民权主义者与封建主义势力和思想作斗争，所以重新诠释了孟子等人的“民为贵”思想，提出‘民权”、“自由”思想“不是欧美专有的”，使日本的“自由民权论”更具东方文化的特色更富号召力。中江兆民还用孟子的“浩然之气”观点为其自由观作了论证。他在《东洋自由新闻》的社论中，把自由分为“行为的自由”和“心思的自由”。所谓行为的自由，包括人身、思想、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从政等方面的自由。所谓心灵的自由，“就是我精神心思绝不受其它物之束缚，充分发达而无余地。这也就是古人所谓‘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
日本近代的文学也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这里以夏目漱石（1867——1916）为例。夏目漱石被日本学界称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巨匠”。他少时喜欢汉学，曾进入以中国古代经史为主要教材的二松学舍学习。上大学英文专业时，他继续表现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浓厚兴趣，写有《老子的哲学》一文。1907年，他进入《朝日新闻》报社，成为专业作家。日本学者认为：“漱石的思想可以说是在欧洲的近代思想与东方思想的接触过程中形成的。”从漱石的创作来看，他所接触的“东方思想”除了日本思想之外，主要是中国古代哲学文化。
漱石的文学作品融进了不少中国古代哲学成分。他在《七草集评》之诗中写到：“洗尽尘怀忘我物，只看窗外古松郁，乾坤深夜闻无声，默坐空房如古佛。”在《失题》之诗中写到：“往来暂逍遥，出处唯随缘。”在《春兴》之诗中写到：“寸心何窈窕，缥缈忘是非，三十我欲老，韶光犹依依，逍遥随物化，悠然对芬菲。”这里的“忘我物”、“忘是非”、“逍遥”、“物化”均是庄子《齐物论》和《逍遥游》的思想。另外，他的文学作品《我是猫》、《薤露行》、《趣味的遗传》和学术著作《文学论》等多次引用庄子的文辞、典故。他在《题自画》之诗中写到：“起卧乾坤一草亭，眼中唯有回山青，闲来放鹤长松下，又上虚堂读《易经》。”在《无题》之诗中写到：“眼识东西字，心抱古今优，廿年愧昏浊，而立才回头，静坐观复剥，虚怀役刚柔。”可以看出，漱石读过《周易》并接受了《周易》思想的影响。由于融进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成分，漱石的文学作品增加了思想深度和启迪意义，表现出较强的东方色彩。
以儒学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古代思想是日本近代“和魂”中的重要部分。自王仁于公元285年携《论语》入日本起，经过一千多年日本历代学者的吸收、消化，尤其是随着儒学在江户时代（1603——1867）的兴盛和普及，中国古代哲学的某些思想已深深积淀在日本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之中，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日本学者认为，“明治以后的‘和魂，则将过去的‘汉才’亦包括在内，形成一广泛圈的概念。”在这具有复杂成分的近代“和魂”体系中，与属于宗教思想的神道、佛教和崇拜古典、信奉神话的“国学”相比，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有其特有的长处，即它一方面是注重现实、关心社会、“积极入世”之学，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内容上涉及自然观、方法论、伦理观、社会观等领域，因而它对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影响颇大，成了日本近代文化的东方理论来源。
本文所列举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态度并非简单地套用，而是基于日本近代化的社会实践，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们在吸收与改造中国古代哲学以运用于日本近代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对于我们今天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进行文化建设，如何使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杜庆萌
第3篇：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人生
对待中国古代哲学的态度，有人认为应当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有人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咎为传统的哲学思想，主张全然抛弃中国古代哲学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正如古人所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哲学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在一定阶段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我们必须肯定它们的存在，以平等的眼光来审视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对待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应当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纵览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史，儒、道、佛三家的哲学思想不断地斗争、融合，其他如墨家、法家等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主流的哲学思想。对于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哲学思想，我们可以将其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而对于有些内容，我们亦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中有用的部分，使之成为对今天有所助益的思想要素。
一
纵观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我们基本可以理清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以下特征。
（一）注重人生。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往往从生活的实践出发，来研究各种哲学问题，所以特别注重对人生的研究。儒家哲学重所讲的心、性、情、意、良知等都表示出对人生、人性，以及对人的生命的一种认识；道家所关注的理想的人生境界——逍遥与解脱，向往着飘逸洒脱、高洁绝尘的风骨神韵；佛家追求成“佛”，将达到涅槃境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两千多年来，对人生的审视，对人的自我追求的关注，始终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孜孜以求的核心问题。
（二）注重践履。
知与行的关系向来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哲学成就不仅仅表现在理论方面，更体现在这些理论的践行上。诚如孔子所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所谓的“乐之”，就是依其所知以实践，从而获得一种乐趣。道家的退隐，墨者的身体力行……无不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不仅关注理论的构建，而且能做到言行一致。
（三）注重道德。
中国古代哲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道德哲学，儒家的“五伦”、道家的修身、佛教的向善都是以道德为第一要义的，封建社会的秩序也是通过道德来维系的。道德实践可以提高人们的修养，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
（四）注重和谐。
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且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道家创始人老子在追寻万物产生的本源时，体会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的就是要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各种关系，以达到“人和”的境界。中国古代哲学极力通过各种方式追求一种和合的境界。
二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哲学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形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心理积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许多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促进世界的文明与进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诚然，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其中自然存在着一些糟粕，至今仍会产生一些消极的作用。因此，有人曾质疑：21世纪，我们还需要接受这些传统哲学思想并使之作用于我们的行动吗？这些传统的哲学思想是不是已经过时，应该被扔入故纸堆中了呢？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很多思想，我们应当客观、理性地来看待，其中有很多精华部分与当今的时代并不相悖，只要我们能够赋予它们新的涵义，给予它们新的理解，那么它们仍然会给人们以启迪，对现实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今天，当我们重新翻阅中国古代的哲学典籍，细细品味，仍然会获得很多感悟，而这恰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魅力所在。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不断受到外来的冲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一再地受到冲击。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一些西方消极的、错误的思想也随之而来。
生活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1世纪，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当代大学生任重而道远。国家、社会、学校、家庭都给予了他们很高的期望，但很多社会现象却不得不让人警醒，很多大学生的现状不能不让人担忧：人本精神的缺失、精神文明的真空、公民意识的淡薄、生命尊严的淡漠、责任感的缺乏、社会道德的沦丧……这一切已为高等教育敲响了警钟。将中国传统哲学导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并非是一种倒退，而是希望能用传统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那一部分优秀思想和观念来震慑当代大学生的心灵，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三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精华部分的熏陶，会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养成、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中国古代哲学重视个人的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培养，对当代大学生塑造具有高尚品格的情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很多大学生进入高校后，便放松了自己，对未来感到很渺茫，于是把精力放在上网、恋爱上，白白地虚度了宝贵的光阴；有些大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取得荣誉，甚至不择手段……殊不知，大学时代正是一个人加强自身修养，培养理想人格的时期。未来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将自己定位于何处，这些都离不开个人修养，以及思想认识的提高。
中国古代哲学的各家各派都非常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的充实。在儒家看来，人只有具备完整的知识结构，才有完善的理想人格，因此就要努力充实个人的学识和涵养。孔子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孟子认为，人无论在何时，都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保持自身的操守，不因名利损毁个人的品格。道家哲学认为，虚假的名誉会给人带来伤害，庄子认为：“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只要名誉与实际相符合，善行与能力相适应，就可以了。墨家也非常重视“修身”，强调“察色修身”和“以身戴行”。
总而言之，当代大学生应当注意自身修养的提高，健全人格，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脚踏实地地学习，老老实实地做人，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也正是古人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今天被时代赋予的深意。
（二）中国古代哲学主张正确地对待义利之间的关系，对当代大学生面临义、利的矛盾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义和利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争论的焦点，在义利问题上，各家各派都有各自的观点。在义利问题上，当代大学生又当如何去抉择呢？当前，有的大学生为了赚钱，误入传销组织，为不法分子所利用，害人害己；有的大学生为了获取蝇头小利，向自己的同学兜售一些“三无”产品；有的大学生违反学校的相关规定，为了获取利益铤而走险……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在义利问题上曾做出许多不同的选择。儒家承认谋取物质利益和祈求幸福是人们的共同追求。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孟子也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但儒家哲人又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在他们看来，物质利益只是人们为了生存的一种基本的、低层次的需要，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那就是对道义的追求。在道家哲人的面前，名利富贵皆烟云，“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认为应当去掉过分的追求、过分的欲望和过分的企盼。庄子反对争利，特别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
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人都应当正确地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的关系。首先要肯定每一个人的正当利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难免会产生矛盾。当发生这样的矛盾冲突时，应当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个人应以大局为重，必要时，还应为集体利益作出牺牲。当代大学生如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赚取生活所需，这无可厚非，高校往往也鼓励学生勤工俭学，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择手段谋取利益，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中国古代哲学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当代大学生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的大学生往往都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是父母长辈关爱呵护的对象，这也就造成部分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特点。但是进入大学以后，远离父母，大学生开始了集体生活。如果还继续保持“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凡事只考虑自己，那么，这样的大学生将很难适应大学生活。
中国传统哲学崇尚“仁爱”的原则，强调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认为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应当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荀子强调：“仁者自爱。”墨子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的角度，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从仁爱精神出发，我国的古人主张“和为贵”，强调社会和谐，讲求和睦相处，倡导团结互助，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始终坚持与人为善。
今天的大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同样应奉行这样一种“仁爱”精神，努力搞好与同学、老师的关系，凡事多做换位思考，平等待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四）中国古代哲学注重道德的实践，倡导言行一致，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现象，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某些大学生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如在考试时违反考试纪律，与人交往时不讲诚信，面对父母长辈颐指气使……这不禁使人们在心中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今天的大学生就是如此不讲道德吗？”
中国历史上的儒、道、墨、法、佛等各家都认为，在塑造理想人格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道德的实践。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如廉洁自律、宽厚待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师敬业，以及刚健有为、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发愤图强、恪守诚信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深入人心。
而今，当代大学生仍应践行这些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道德传统，并要身体力行，做到言行一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在当代大学生的表率下，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和谐、美好。
中国古代哲学可以说是一个矛盾体，具有鲜明的两重性。有些哲学思想表现出积极、革新、进步的一面，属于精华的部分；有些哲学思想则表现出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属于糟粕的部分。当代大学生应注意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积极思想，并根据现实，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使这些思想能真正为我们所用，为我们自身的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丁燕 刑玲
第4篇：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角度解读李约瑟难题
一、什么是李约瑟难题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李约瑟提出了一个“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李约瑟本人从政治体制出发，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而欧洲是封建体制，这种体制相对自由，更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产生，而小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科学的形成；而中国的官僚体制重农抑商，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所以“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达·芬奇时代（经验型试错）向伽利略时代（现代科学）的过渡，或许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
《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书中则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这样的解释：中国古代虽然曾取得了欧洲所“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但发生科学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中国却不具备；相反，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内外环境却呈现出多方面的缺陷，极大的限制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这些缺陷主要体现在小农经济及其社会结构的落后性、科学技术的致用性和依附性、有机自然观的超前性、经验科技观的滞后性。
其中，科学技术的致用性与依附性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古代哲学，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又蕴含了有机自然观的“超前性”这一点。所以有必要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角度对李约瑟难题进行解读。
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忠实簇拥者。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提出“天人合一”的观点，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另一方面，它又有“知行合一”的特点。中国哲学的任务，是使人具有圣人的人格，圣人的人格是“内圣外王”的人格，即，中国哲学所追求的“完美”的人，是既出世又入世的。而出世和入世又恰恰代表了中国哲学两大家儒家和道家的对立。
儒家的“入世”更像是一种政治哲学，孔子“正名”、“仁、义”、“忠恕”的观点更像是一种教化的手段，“知天命”也更倾向于把人放在整个自然环境之下，“知行合一”的思想，强调知识、真理和行动的统一。“仁”的思想使人们更注重伦理道德、人际关系而不重视研究自然界客观的物质运动，仁爱也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是为了统治的稳定。很有意思的是，李约瑟本人将儒家与斯多噶学派进行了类比。斯多噶派认为世界理性决定事物的发展变化，“世界理性”就是神性，它是世界的主宰，个人只不过是神的整体中的一分子；在社会生活中斯多葛派强调顺从天命，要安于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宣扬人类是一个整体，只应有一个国家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也应由智慧的君主来统治，斯多噶学派的这种理论是为马其顿统治希腊服务的。而李约瑟虽然“不否认儒家思想中包含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却不起支配作用。”他尤其批判荀子对于科学的矛盾态度：“他一方面宣传一种不可知论的唯理主义，甚至否定神灵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强烈反对名家和墨家致力于探索科学的逻辑，主张技术的实际应用，否认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道家的“出世”过于将自然和人类社会分开，属于天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属于人者是人类痛苦的根子，只有将自己与整个自然即宇宙同一起来，才是圣人的精神修养。道家的思想以老庄为代表，提倡道法自然，无所不容，自然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李约瑟对道家思想予以肯定，他说：“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研究道家思想体系对于了解全部中国科学技术是及其重要的。”而且肯定了“道家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自然主义世界观”，他说：“从庄子关于‘道’的论述可见，生物也和无机物一样，都被纳于万物之‘道’的运转之中；而且‘必然性’像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的‘必然’一样，统治着一切”；但他也同样认为：“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迷恋于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达到长生不老是可能的”；“道家迷恋于肌肉坚实、肤色丰美的青春，他们相信可以找到能够用以遏制衰老过程或返老还童的技术。”
阴阳五行说认为五行和四季相生的顺序是一致的，阴阳二道互相作用产生宇宙一切现象，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运用于农业发展。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对阴阳学说有这么一种评价——术数的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是也往往是科学的起源。术数和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通过政府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术数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了科学。
中国古代的有机自然观的探索非常丰富，对世界的本原问题和对运动规律的思想十分先进，而且大都从整体的角度考虑了物质运动变化的问题。但是由于小农经济和传统文化的限制，这种有机自然观归根结底还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如皇帝的正式头衔是“奉天承运皇帝”，这里的“承运”就是五行之运。
三、结论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其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实用理性”。相反的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源头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一开始就对宇宙和外在世界进行抽象式的思考。也正因为此，西方发展出了“纯逻辑、数学以及建于其上的分门别类的近代自然科学。”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花在中国的土壤中没有孕育出近代科学之果，但是一部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仍然具有普世价值，现代科学也仍然需要借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追求实用能将科学技术与实际问题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作用；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单纯的经济发展更具有人文主义色彩，这对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两型”社会有重要意义；遵循“礼”之道使人们开始重视代际公平；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进步及全球化背景下，整体性思维在现代科技发展中的应用能在未来科技发展中大放异彩.而且更有利于解决复杂的国际社会经济等问题。
作者：金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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