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的“范式”，是从宏观的角度，以传达原文本意义的忠实度为衡量基准，而不是以所使用的翻译方法，例如直译、意译，形似、神似等进行界定。因为这些所谓“对立”的方法或策略，并不是影响忠实度的关键，甚至没有多大影响。纵观中外翻译史，几千年的翻译实践的范式，泛而概之，可归纳为两类，即以文本为中心和相关性两种范式。中西翻译理论传统突出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在翻译活动中倡导“信”或“忠实”。翻译基本上以作者和原文为中心。这一点从对翻译活动的形象比喻就可窥见一斑：“嚼饭与人”(鸠摩罗什)、“葡萄酒之被水”(道安)、“美而不忠的女人”(梅纳日)、“译者是仆人”(法耶特夫人)、“译者是奴隶”(德莱顿)等等(许钧、穆雷，2009:131)。20世纪后半叶，随着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翻译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化，“相关性”翻译研究范式开始出现，尤其是在阐释哲学、解构主义等思想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下。由于翻译活动、翻译目的、翻译功能等本来就是多元的，因而，“相关性”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事情。它弥补了传统翻译研究的不足，使翻译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就广义的“翻译”概念而言，也许两种范式各有千秋。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的外译，因其性质、功能的特殊性，应该遵循“以文本为中心”的范式。
2.对两种范式的界定
所谓“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范式是指译文把原文本的作者意图和价值观放在翻译活动的中心位置，主张文本含义为原文本所固有并被作者所賦予,以忠实反映原文本历史上的内容、含义和特质为首要任务。“相关性”一词在后现代的文化学和翻译学研究中都有学者使用，但在翻译领域，尤其是在典籍英译领域尚未有人将其用来界定为一种范式。这里所谓“相关性”翻译范式，是指翻译活动超越对文本本义的兴趣，转向关注一个文本可能产生的意义范围。
3.“以文本为中心”辩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应该以文本为中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必然。
3.1哲学典籍的历史功舷使然
众所周知，那些伟大的、杰出的艺术品被称为“经典作品”，而它们的作者则被称为经典作家、思想伟人。我国传统哲学发展史中“经学”更是典型的“经典崇拜”，甚至到了唯经是从，唯经是尊的地步。按照朱熹的说法，“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也，但患人不仔细求索之耳。”(朱熹，1986:187-188)在经学家眼中，圣人的言论可以说句句都是真理，经典中不可能存在谬误，所谓“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同上：431)。因此，对经典应“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通乎前，则不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同上：433)。为了准确理解经典的“微言大义”，注解经典的“训传之书”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后代学者注解经典的各种“传”、“注”，逐渐也成为历史上的经典。人们认为道之在经，尽列其中。无论是元典还是元典派生出来的经典，被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千古传颂，因为这些经典有其固定的意义和营养供人们汲取和吸收。所以，怀着敬畏之心、认认真真地从文本中挖掘精奥义理。如罗钦顺所说，“有志于学者，必须熟读精思，将一个身心入在圣贤言语中，翻来覆去，体认穷究，方寻得道理出，从上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1936:25)无论古代学者是在考证元典的词义还是在阐释义理，无论意在还原原义，还是在发明新意，他们的著作均构成了我们面前的经典，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这种典籍的译文具有以下基本的功能：
1)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族文化身份维护者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典籍，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典籍，是这一文化传统和精神的文本型固化和凝结。
2)为了更好地参与文化竞争，使中华民族文化成为多元文化之一，就必须凸现民族文化的特色，包括原汁原味地翻译出版中国传统典籍。有些人鼓吹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的强势文化向世界其它地区扩张的过程，且在不同地区已经产生不容忽视的结果，比如不少群族已经有文化上的无家可归之感和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情况无非是在西方文化“殖民化”的强力挤压下，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必然结果。提倡全球文化多元化，实质上，就是提倡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实际上就是把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个性的文化介绍到世界上去，保护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以避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湮没。我们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我们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和差异性，才能实现多样性。
3)具有正本清源，向世界呈现真正的中国哲学思想的义务和责任。我们知道，西方相当一部分哲学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所以，前几年中国哲学界也相当热烈地讨论起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看似荒唐可笑，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背后蕴藏着深刻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西方不少哲学家多多少少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认为发源西方的哲学才是哲学，之外的任何哲学都不是哲学。在他们看来，哲学仅仅诞生于古希腊，任何被称作哲学而又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东西都不算是真正的哲学。上起黑格尔，下到当代的德里达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形而上学体系，充其量算是一种宗教。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讲义》中认为中国文化代表历史的幼年时期，仅表现出实体性而尚未进入主体性，换言之，根本尚未进入反省的阶段。他甚至轻蔑地说：“中国民族的性格之特点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资源的伦理、道德、心灵、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均远离他们。”(Hegel,1969:174)他虽然未提及哲学，但显然认为中国人不可能拥有哲学，因为哲学是民族精神的源泉和表现。因为他始终相信“依本义而言的哲学始于西方。”(同上：121)孟德斯鸠是一位更典型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认为西方以外的文化只能是陪衬，只能纳入西方学术框架，用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先进和正确。
4)具有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为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供资源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能彰显文化力量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核心要素：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例如“重天道”、“法自然”、“尚人道”的人本主义。西方启蒙运动正是吸收了希腊和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才形成西方的人本主义。中国文化反省自求、提升自我的内省、尚中贵和、崇尚礼仪、强调秩序的社会和谐等思想均是当今世界急需且易于接受和吸收的思想资源。而这些精神均是在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体现的。更根本的是通过哲学典籍的翻译，使其他群族了解中华民族的思维主体性。任何具有自己文化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主体性。失去这个主体性，思维一旦被西化，中国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当然也就无所谓拥有国家文化软实力。思维的成熟度是衡量一种文化是否成熟，是否具有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鉴于此，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性质应该是：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全球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各种文化平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
作为译者，我们的任务则是根据经典的历史功能、特征、性质，还原历史，译出经典的原义，从根本上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而做到这一点，白根到底，我们的翻译活动理所当然应该以文本为中心。
3.2大本的客观意义使然
我们知道，在当代，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范式不断地遭到质疑和挑战。其影响来自西方哲学和文化学，尤其是主观哲学阐释学、解构主义哲学和文化学的“相关性”研究范式的影响。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认为，一个文本并非释放了一个唯一“神圣的”意义，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共存。文本的意义乃是读者解释的结果，而不是作者意图的产物，文本并未提供恒定的信息，语言符号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解释。文本的生命在于阅读，读者的诞生不得不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作者之死”让读者诞生，使读者能进入被作者所禁闭的文本空间，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生产具有参与权，甚至“生命”决定权。他们强调作者不是一个个体，而是由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环境所限定的一个概念。主观阐释学认为，人决不会生活于真空中，在他具有自我意识或反思意识之前，他已置身于他的世界。因此，他不是从虚无开始理解和解释的。他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精神和思想状况、物质条件、他所从属的民族的心理结构等等，是他一旦存在于世即已具有并注定为他所有的东西，是自始至终都在影响他、形成他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前有”、“成见”、“前判断体系”。不同的“视域”对应于不同的“前有”、“成见”、“前判断体系”。理解者和他所要理解的东西固然都有各自的视域，但理解并不是抛弃自己的视域而置身于异己的视域。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域就进入他要理解的那个视域，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地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我们的视域是同过去的视域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域与传统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所有前见，那么，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接触，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没有一种我们误认为有的历史视域一样，也根本没有一种自为的现在视域。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
对于伽达默尔而言，所有解释都取决于具体语境，由特定文化的那些具体历史相对性标准所形成并受其制约的，并无所谓可能“如其所是”地认识文本。一切阐释都是生产性的;理解总是“别有所解”(understandingotherwise)，亦即去实现文本中新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意义从未被其作者的意图所穷尽;当一部作品从一种文化与历史语境传递到另一种文化与历史语境中时，人们可能会从作品中演绎出新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也许从未被其作者或其同时代的读者预见到。
中国古代的经学研究，尤其是“今文经学”和“宋明理学”的研究基本上符合这种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哲学具有强阐释学的特征。冯友兰先生曾一针见血地以西方君主立宪制下被架空了的“君主”与握有实权的“内阁总理”，来比喻《四书》原著与朱注《四书》之间的巨大差别。他说，在朱熹注释的《四书》变成官方的注解，尤其是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后，“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儒家的经典，实际上只是读《四书》，对于《四书》的了解实际上只限于朱注。就像现在西方的君主立宪国家，君主被架空了，实权在于内阁总理。在元、明、清时代，孔丘虽然还是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但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内阁总理’，一般人都尊称他为朱子。”
然而，有一点我们务必清楚，不管是西方的阐释学，还是中国古代的义理性经学，尽管它们采用“相关性”研究范式，尽管西方阐释学和解构主义中较激进的学者从某种观点出发否定文本含义的相对客观性，但文本含义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一方面，中国义理性阐释经学学者从未否定过元典和早期经典的客观含义，如朱熹等。他们的普遍做法是继承性发展。另一方靣，西方相当一部分，或者说大部分学者在肯定“相关性”研究范式的同时，并不否定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他们并不赞成“作者原意”对于理解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的观点，不赞成本体论途释学和解构主义把作者和原文本边缘化的观点。美国途释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E.D.赫施(EricDonaldHirsch)等就力图接续和张扬施莱尔马赫(FriedrichErnstDaniel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WilhelmDilthey)的认识论诠释学理论。赫施在其途释学的代表作《解释的有效性》in中明确提出了“捍卫作者”的□号，重新把追寻“作者意图”和“文本含义”作为理解和解释的基本目标，并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上重申了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倡导了一种新方法论诠释学。
3.3文本的重要性使然
纽马克(PeterNewmark)在其主要著作之一Arexrfwo*o/7>*ans/ario/i中提出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理论，被认为是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语义翻译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而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廖七一，2000:180)纽马克认为语义翻译比较客观准确，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原文本的文化特色和原作者的创作意图。而交际翻译较主观，多注意译文读者的反应，甚至用译语文化代替源语文本的文化，即我们平时说的把源语文化归化到译语文化。因而，原文本越是重要就越是应该采用语义翻译的策略。无疑，纽马克是正确的。按照本文的观点，语义翻译就是“以文本为中心”，而交际翻译则相当于“相关性”翻译。
如前面所述，中国哲学典籍文本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文本，采用“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策略显然应该是首选。
当然，有“首选”就意味着还有其他选择。犹如说任何译文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忠实一样，如果从各个层面苛求，百分之百地做到以文本为中心的译文，即百分之百忠实的译文也是屈指可数的。况且，时代不同、读者层次不同、要求不同、文化传播的策略不同，相关性译文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效果更好。因此，本研究并非排斥相关性译文，但从经典的性质和功能等特定的层面考虑，以文本为中心的译文不但是首选，而且是历史的最终选择。
4.结语
翻译范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翻译范式是由翻译理念、文化立场和文化传播观所决定的(篇幅所限，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阐述)。历史上的所有翻译活动均与此有关，是个绕不过去的理论问题。其次，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的历史已有几百年的时间，其中，外国人翻译的居多。纵观这些译本，“五色斑斓”，各种各样，作者捜集到的一百二十余种《道德经》的英译全本中有五分之四以上是西方译者所译，其中相当多的是相关性翻译。有些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些恐怕起到的是负面作用，因为它们只是相关的相关，与原文表达的意图和内容相距甚远。因而，在建构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认真研究典籍的翻译范式对指导翻译实践、建构文化多元化、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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