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犯罪罪过行式的判断标准在于判断犯罪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心理态度，即犯罪行为人对犯罪结果到底持过失或故意的心理态度。本文主要论述了刑法分则条文罪过形式以及其甄别。
论文关键词 刑法分则 罪过形式 甄别
一、分则条文罪过形式的分类
（一）分则条文规定为故意的情况
1.条文明确规定为故意
我国刑法分则条文只列罪状，没有单列罪名，有些条文的罪状对具体犯罪及主要构成要件的描述明确了故意及过失两种罪过形式，因此很容易加以区分。如《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这个条文则明确告诉我们，它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这种例子在刑法分则条文有二十余条，兹不赘述。
2.犯罪同类客体的概念阐明为故意
如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它的概念是“指故意……的行为。”表明此类犯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这一章所含条文的罪过形式均为故意，过失则不构成犯罪。此外，刑法分则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其个罪条文中犯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而刑法分则的其它几章所含的罪名，根据同类客体的概念来判断，则既有故意，也有过失，其中故意居多，过失占极少数。
3.刑法分则条文款项中阐明以“共犯”处，明确了故意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共同过失犯罪则不存在这种情况，既使各过失犯罪人对于同一事实具有共同认识，也谈不上相互之间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系，因为他们对于犯罪后果既然属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在此心理状态下自然就不可能有相互的利用和配合。因此，如果刑法分则中有“……的，以……的共犯论处”条文出现的，其罪过形式则肯定是故意，刑法分则中诸如此类的条款有：《刑法》第382条第3款、第156条、第198条第4款、第349条第3款、第350条第2款等等，不胜枚举。
4.罪数形态理论认为只能是故意
（1）牵连犯。牵连犯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目的性的犯罪现象，几个犯罪行为牵连在一起，是由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有犯一罪的目的，即数个犯罪都因为此目的而实施；各个行为共同地具有犯一罪的目的和主观意识，客观上才可能发生直接的不可分离的牵连关系。而过失犯罪根本不可能具有上述特征。即使行为人实施了数个过失行为，或行为者的数个行为过失地引起了数个危害结果的发生，触犯数个罪名，各犯罪行为之间亦不可能存在那种方法行为与结果行为、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之间的关系，因为行为人根本不存在一个特定的犯罪目的或意图。所以，过失犯罪不存在牵连犯的情况。因此，如果某个刑法分则条款规定是以牵连犯来处置的，那么，其条文的罪过形式肯定是故意而非过失。刑法分则中有关类似的条款有《刑法》第157条第1款、第171条第3款、第208条第2款、第241条第5款、第253条第2款、第329条第3款等等。
（2）结果加重犯。结果加重犯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基本犯罪行为，发生了基本的犯罪结果，同时又造成了法定的重后果，因而刑法对其规定了较重法定刑的犯罪。如《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2款又规定：“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认为，该条第一款属举动犯，是直接故意，第2款是第一款的结果加重犯，行为也是故意，但对于结果是过失。刑法理论通常认为，对于结果加重犯来说，行为人的基本罪过只能是故意，而对加重结果则可能是过失，从实质上看，结果加重犯仍然是一种故意犯罪，过失犯罪无结果加重犯。我国现行刑法条文中尚无过失犯罪结果加重犯的规定，而且尚无过失犯罪结果加重犯的典型立法案例。因此，如果某个刑法条文（款、项）是一个结果加重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故意犯罪。
5.犯罪形态的相关理论认为只能是故意
（1）举动犯。所谓举动犯，是指以着手实行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其特点是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犯罪的实行行为，犯罪即告成立，而不管事实上是否造成了危害结果。由于过失犯罪都要求必须发生了危害结果并且是严重的危害结果才能构成，仅有举动，仅实施了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而没有危害结果的，自然不能构成过失犯罪。因此，严格说来，过失犯罪中不可能存在举动犯的形态。因此，如果某个刑法条文规定的是举动犯，无须再作其他分析，罪过形式肯定是故意。如《刑法》第120条第一款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如《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类似的分则条文还有刑法第120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刑法》第121条劫持航空器罪、《刑法》第123条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第400条第一款的私放在押人员罪等等。
（2）危险犯。所谓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的危险结果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犯罪。如《刑法》第116条规定“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如《刑法》第141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这些都是刑法理论上的危险犯。在分则条文中类似的还有《刑法》第114条、115条第2款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第117条破坏交通工具罪、《刑法》第334条第1款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等等。
（二）分则条文规定是过失的情况
刑法分则中条文中过失犯罪的比较少，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条文明确规定为过失
刑法分则条文中有专门规定为过失犯罪的，分别是《刑法》第233条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和第235条规定的过失致人重伤罪。
2.刑法条文在前款规定的是故意犯罪，但在该条文后面款项中规定为过失
它们的主要特征都是“过失犯前款罪的，处……”。如《刑法》第124条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该条第2款规定：“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个条文表明其前款是故意犯罪，而后款是过失犯罪。
二、分则条文罪过形式甄别方法
在刑法理论中，罪过形式的辨别目前主要有行为标准说和结果标准说两种。行为标准说则以危害行为本身作为故意的内容，而不管其对危害结果认识与否，也无论其对危害结果的意志如何，即以犯罪行为人对犯罪行为本身的心理态度来认定；结果标准说则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与意志作为认定罪过形式的标准，即以犯罪行为人对犯罪结果是过失还是故意的心理态度来认定。我们认为，划分故意与过失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对不同罪过形式的犯罪使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将罪过划分为故意与过失两大类时，以行为还是以结果为标准，就看以那种方式作为标准能够更好地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相比较而言，结果标准说不仅表明了行为人对自身行为的心理态度，还表明了行为人对自身行为可能造成的结果的心理态度，比行为标准说仅反映行为人对自身行为的心理态度更加客观、全面，充分地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正如有论者所言，行为人对行为所持的心理态度与对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行为人虽然积极地追求某种行为，但对这种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却并不追求，甚至极力避免。如违章开快车，行为人追求高速开车的感觉，但并不追求因此可能造成的他人死伤的结果；同样是违章开快车，行为人也可能积极追求他人死伤的结果。对于这种情形，采取结果标准说更容易区分两种不同情形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更接近划分故意与过失的目的。从理论上说，将行为本身界定为故意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是可行的，而且据此得出的结论也是可能的，但据此种理论得出的结论的合理性却值得怀疑。因为依据这一观点，前述的违章开快车就可能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行为人对其行为是基于故意而对结果则没有希望或放任，甚至持否定态度；一种是行为人对其行为与严重均持故意的心理态度。显而易见，上述两种情形所体现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有很大差别，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也因此不同，但这一观点却将二者等而视之，实质是将对行为的故意与对行为、结果二者的故意混为一谈，无法也不可能清晰地界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此，我们认为应以行为人对结果的态度来判断行为人的罪过形式。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过失罪过形式的特征，应由犯罪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过失心理态度来决定，不论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的心理态度，也不论对犯罪行为是过失还是故意的心理态度，只要犯罪行为人对犯罪结果是过失的心理态度，就是过失犯罪。同理，故意罪过形式的特征，是指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的心理态度，对犯罪行为本身及犯罪结果都是故意的心理态度。一言概之，犯罪罪过形式的甄别标准在于判断犯罪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心理态度，即犯罪行为人对犯罪结果到底持过失还是故意的心理态度。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犯罪结果的心理态度”，是犯罪主体对实施的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心理态度。这里的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的直接的犯罪结果和法律条文所重点惩治的犯罪结果，而直接犯罪结果是指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是直接的因果关系的犯罪结果，而不是犯罪行为的间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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