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研究选取1998-2018年，20所国内“一流”高校中获得职称晋升的308名教授及314名副教授为研究对象，从论文、项目、著作、合著者数量及博士毕业年份与职称晋升年份之间的“差距年”等维度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相比20年前，目前管理类高级职称晋升所需科研绩效成倍增长，在平均论文量上，新晋教授与副教授在国际顶级期刊论文方面分别实现5倍、18.6倍增长，而国际一流期刊论文则分别为1.09倍、1.72倍增长；就平均项目量而言，增长量主要体现在国家面上以及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教授与副教授均实现4.6倍增长。该分析结果从科研数量上揭示了高校教师高级职称晋升难度与科研绩效压力，对于指导高校教师正确对待职称晋升与科研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高校教师：高级职称晋升；科研绩效；统计分析
近20年来，高校教师科研绩效与职称晋升紧密相关，无论国外的“publishorperish”［1-2］，还是国内“非升即走”［3］的高校教师管理制度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许多高校教师选择“学术蛋炒饭”来增加论文发表量［4］，国外最新社会学系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在2015-2017年间新晋教授与副教授平均出版物分别是8.0篇/人与18.2篇/人，而在1991-1993年间此数据仅为3.1篇/人与14.7篇/人［5］。数据结果表明，现在获得高校高级职称晋升需要更多科研成果支撑。而国内针对管理学界论文数量与质量、职称晋升需求与科研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至今未有，基于此，该研究选取1998-2018年期间，20所国内“一流”高校中获得职称晋升的308名教授及314名副教授为研究对象，通过学校官网、中国知网及其他外文数据库等途径搜集他们近20年的论文发表量、项目申报量、著作出版量、晋升“差距年”及论文合著者等信息，深入探讨是否存在伴随时间推移高级职称晋升与科研绩效之间的倍增关系？相比于20年前，高校青年教师需要完成多少科研绩效才能够获得高级职称晋升？20年的论文发表量、项目申报量等的变化趋势给这种关系带来什么影响？以期刻画出高校教师高级职称晋升的规律，从而为引领该项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样本选择
首先综合近10年来管理类专业排名，选取20所国内一流管理类专业院校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其次从20所高校的官方网站管理学院系师资队伍中找出现任教授与副教授人员，收集并整理出1998-2018阶段内每年获取教授及副教授职称晋升的人员数量，剔除不在此区间晋升以及不能明确晋升年份的教师人员，最终确定308名新晋教授、314名新晋副教授；最后通过调查对象所在院校官方简历、中国知网及其他外文数据收集并整理出他们从博士毕业至晋升为副教授、从副教授至晋升为教授期间论文发表量、项目申报量等其他科研成果数量。依据在线简历信息输出这些教授与副教授人员的姓名、性别、博士毕业年份/院校、晋升教授/副教授年份、博士毕业至晋升为副教授的时间差、副教授至晋升为教授的时间差等信息，整理构建出统计分析的基础数据。
二、科研绩效统计标准
教授的科研绩效，指他们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例某高校教师2003年晋升为副教授，并在2010年晋升为教授，则需要统计该教师在2003-2010期间的科研成果。同时由于论文发表滞后问题，在此将教师官网简历中已列出被期刊接受但未见刊的论文也算作有效论文，副教授同此处理。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只有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才算作该教师的有效论文量，该标准适用于国内外所有文章。同时为使统计结果更有利于分析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压力，在此按照期刊级别将论文分为四类，分别为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国际一流期刊论文、国内外核心期刊论文及其他类论文；项目则分为国家自科/社科基金重大及重点项目、国家面上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其他类项目四类。针对高校教师参加的各种学术会议论文，以及其他公开发表的博客文章、新闻通讯、未发表的手稿、书评、社论等都不计入有效论文量中。
三、结果分析
（一）论文级别分析。如图1（a）（b）展示，314名新晋副教授从博士毕业至晋升为副教授期间、308名新晋教授从副教授至晋升为教授期间，论文类型分布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随时间推移，职称晋升所需发表的不同级别论文量均在逐步增加。（三）著作分析。如图3（a）（b）所示，总体上新晋教授平均著作量高于副教授，但二者平均著作量趋势相似，即在20年前著作量整体较高，并均在2001-2003期间达到峰值，分别为0.36本/人、0.33本/人，之后均普遍下降。对于新晋教授来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2016-2018年间的平均著作量仅为0.06本/人，相比于1998-2000年间下降了79.3%，而新晋副教授在2010年后经历一个增长期后基本保持不变。著作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校高级职称晋升及其他评审标准中，著作出版物相对于论文发表量不是“硬性指标”，导致该“非标识性”科研产出成果较少；其次新晋教授平均著作量的大幅下降还与“已获教授职称”有关，教授职称已是高校职称的“塔尖”，许多高校教师学术研究热情与科研精神在获教授职称晋升后开始减退。0.20.330.190.110.060.160.1400.050.10.150.20.250.30.350.4图3（a）：按年份分列新晋副教授平均著作量0.290.360.340.160.190.120.0600.050.10.150.20.250.30.350.4图3（b）：按年份分列新晋教授平均著作量（四）“差距年”分析。为更加全面量化高校高级职称晋升难度，在此引入“差距年”分析。所谓“差距年”，指在博士毕业至晋升为副教授、副教授至晋升为教授之间的年份时间差。1.副教授职称晋升中“差距年”分析。为更直观分析近20年来管理学科中副教授职称晋升“差距年”状况，在此分别选取20年前后获得晋升的23、43位新晋副教授发现：近20年来，伴随高级职称晋升难度加大，高校教师从博士毕业到副教授职称晋升的“差距年”越来越长。通过图4（a）（b）近20年对比，在1998-2000期间，存在57%的副教授在晋升之后才获博士学位；其次在博士毕业1-3及4-6年内获得副教授晋升占比分别为35%、8%。相比于20年前，近几年获高级职称晋升的高校教师群体中不存在负值“差距年”，说明目前获副教授职称晋升前提是必须拥有博士学历，直接反映职称晋升对于学历硬性标准的更高要求；同时对比发现，现在职称晋升“差距年”主要集中在1-9年，相比于20年前的1-3年以及“负差距”来说，晋升“差距年”在增大，意味晋升难度加大，晋升考核更加严格及需要更多科研成果支撑。2.教授职称晋升中“差距年”分析。同理，我们选取15位在1998-2000年期间及50位2016-2018年期间共65位新晋教授，相比于副教授，新晋教授“差距年”跨度更长且所占比重更大，均主要集中在4-9年，变化趋势不明显。（五）论文合著者分析。1.副教授论文合著者分析。图6（a）（b）展示1998-2000期间及2016-2018期间，新晋副教授不同合著者数量下论文占比情况，可看出20年前后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量大致相同（现在的1.9人/篇与之前的2.1人/篇相比）。2.教授论文合著者分析。新晋教授论文合著者在20年进程中变化趋势不如副教授明显，不同合著者数量下论文分布较为平均。但相比于20年前，2016-2018期间获晋升的教授发表的文章往往有更多合著者（平均值从2.1人/篇增加到2.6人/篇），同时只有一位作者的论文比例从35%下降至21%。表示伴随时间推移，高校教师协作与互动性增加的同时也带动论文总量增加，即协作带来更高论文产出。
四、结论与建议
中国高等教育在近几十年迅速发展，伴随科研成果成为高校综合实力重要衡量指标［6］的同时，科研绩效也成为教师职称晋升的关键因素。通过针对20所“一流”高校中在1998-2018阶段获高级职称晋升的308名新晋教授与314名新晋副教授的论文发表量、项目申报量、著作量、合著者数量及“差距年”的统计分析得出，在1998-2018阶段，（1）职称各类论文量急剧增长。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新晋教授与副教授分别在国际顶级类期刊实现平均论文量5倍、18.6倍增长，在国际一流期刊方面实现1.09倍、1.72倍增长；同时新晋教授与副教授在国家面上/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方面均实现4.6倍增长。（2）专著及教材呈现严重下降。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非标识性”科研绩效指标如学术著作及专业教材伴随时间推移呈现严重下降趋势，其中新晋教授著作下降率达79.3%，反映高校教师迫于职称晋升压力专注科研工作忽视管理学知识传播等教学工作，出现教学边缘化现象。（3）教师之间协作性明显增强。在高级职称晋升“合著者”分析中发现，伴随时间推移，高校教师之间协作性更强。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新晋教授中独著者论文比例下降11%，论文作者数量大部分集中在2-5位。（4）晋升“差距年”逐步增大。在“差距年”分析中，高级职称晋升“差距年”逐步增大，由之前1-3年，甚至“负差距年”增大至现在的4-9年。反映伴随时间推移，高级职称晋升标准与难度的提升；其次“差距年”的增大意味着博士毕业后至职称晋升之间有更多科研时间，进而完成更多学术研究，这也部分解释高校科研绩效倍增现象。通过分析高校教师高级职称晋升所需科研绩效在1998-2018间的变化趋势发现相比于20年前，证实目前获得高级职称晋升难度倍增、科研绩效压力更大。结合本研究数据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1）注重科研成果“质”与“量”的双轨前进。科研成果量与质的双高要求是获得高级职称的前提，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是高级职称晋升的关键指标。作为学术研究者必须顶住“非升即走”“publishorpurish”等科研与晋升压力，拒绝“学术快餐”“萨拉米片”等低质科研产出，紧跟学科前沿，对于学术研究不能单纯追求量的累积，而是更加重视质的提升，促进学术创新和学术发展。（2）加强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是取得高科研绩效的重要途径［7］，高校教师间的协作网络有利于学术智力互补，思维碰撞与学科交叉，能够结合不同学者研究方向与优势展开创造性交叉研究，带来更多高质的科研产出。因此高校教师应增加学术交流，打破研究领域界限壁垒，寻找不同领域的创新结合点，为学科发展做出更大贡献。（3）提高科教研效率。科教研高效率是改变高级职称晋升“差距年”的关键，研究表明，职称越高的教师其教学效果越好，并认为教师的科研成果与其教学效果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高校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与研究者，可结合教学工作于科研中，与学生探讨中发现新问题，发表新成果，使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实现科教研高效率［8］。
作者:袁云云 张徳然 刘斌 单位:1.阜阳师范大学 2.亳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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