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生态批评；理论基石；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反思

　　[论文摘要]生态批评的提出和建构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是在当下人与自然关系语境下介入人的问题思考的一种理论努力。其理论基石是“生态中心”原则，这是一种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它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人们价值观念的一种转型，但也有可能造成美学中“人”的光彩的暗淡甚至是缺失。生态批评的学理基础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生态批评的提出

　　生态批评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在70年代初出版的《生存的戏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美国学者约瑟夫·密克尔提出“文学生态学”(literary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1978年，威廉·鲁克尔特在《爱荷华州评论》第9期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的试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am)这一概念，认为应该把生态以及和生态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此后。生态批评迅速发展，并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到90年代，生态批评逐步成为了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显学。

　　目前，学术界对生态批评概念的界定所广泛采用的是美国文学与环境教授彻丽尔·格罗费尔蒂下的定义，“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按地球中心的方法人手来研究文学”。前者可以看作是对生态批评对象的界定，以文学和物理环境(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后者则意在说明研究的方法，“以地球为中心来研究文学”可以理解为站在地球生态的立场上来研究文学，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创作更多的生态文学作品，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从而建构一种更为合理的生态理念。

　　生态批评产生于后现代语境之中，属于后现代批评理论，受到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它挑战、揭露、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中心，颠覆传统。生态批评攻击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主流哲学文化价值观，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以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为前提，主张人是自然的主宰、世界的中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自然是人类统治、驾驭的对象，自然界作为“他者”没有任何“内在”价值。“人才是一切价值的主体，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和承担者”。这是一种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它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极度拔高，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严重扭曲了人与自然合理的生态存在关系。这种价值观在人类生产力水平不高、人类的生活活动还不足以对自然构成巨大威胁的历史时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于是，近代文艺复兴以来，出现了培根的“命令自然”、笛卡儿的“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以及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等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突出表述，这也表明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形成。

　　然而，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制造灿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饱尝着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苦果。对此，人们不禁感到困惑，人类拥有比以前更为强大的科技力量，但面对当下困境却束手无策，人类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生存?人与自然到底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关系之中?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生态生存理念?文学是人学，理应思考当下人与自然关系语境下人的问题，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可以认为，生态批评的提出和建构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努力。它旨在挖掘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从根本上来说，生态批评主要是一种生态危机现实迫切需要的思想批评，是以生态整体观、系统观、动态平衡观作为主导思想的，以文学作品为媒介的文化批评。应该说，这样的一种批评形态和方法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视角，它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将自然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使得自然的地位、特性和价值得到了张扬和突显。

　　二、生态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批评理论基石的生态存在论审美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历史性话题。人来源于自然，与自然万物有着起源上的一致性和依存性。于是，在历史上就有一种天人合一、人与万物同生、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思想，主张田园式的回归自然的生存哲学。但人与自然万物又不是等同的，不是一个层次的生命存在体。人类文明的历史往往又是一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是与人类为了维护和满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自然物种在不断消失，自然资源在不断枯竭，甚至，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那么，如前所说，人类与自然之间到底应该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方式呢?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者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中，“生态中心主义”思想被提出。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反拨，它被认为是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是对传统价值观的一次超越。

　　需要认识的问题是，“生态中心”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对“生态平等”原则的理解。当然，“生态平等”只是一种相对的平等，而不是人与万物处于一种绝对的平等地位，是万物所具有的在“生物环链”中的平等以及在“生物环链”之中所享有的生存发展的权力，同样，人类也享有自己在“生物环链”中的吃穿住行等生存发展的平等权利。因而，它倡导的是一种生命相对平等价值观。自然万物的生命存在都应得到尊重，人与自然不仅有冲突、斗争的一面，更有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一面。人与自然应遵循“普遍共生”与“生态自我”的原则。“生态中心”原则试图用这种生命的对等性实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这种价值理念明显有别于传统的主客二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主体性哲学价值观。主体性哲学突显人的主体地位，将人与自然相分离，认为人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一切价值的裁判者。而“生态中心”理念认为人只是“生态环链”中的一个环节，人与自然理应和合与共地生存。

　　这种生态存在论审美价值观构成了生态批评理论的基石，“将这种生态存在论审美观运用于文学艺术的批评实践即是著名的生态批评”。

　　三、对“生态中心”原则的反思

　　“生态中心”原则提出之后也遭到了许多批评和质疑。有论者指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切换必然会导致美学中“人”的缺失；而且，这一转换也并不是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彻底转型，在“生态中心”理念中人类自身的利益和价值依然是考虑的最终目标，不管怎么表述，这一点还是掩盖不了的。人们之所以用“生态中心”代替“人类中心”是认识到了人类一贯对待自然的态度已经对人类自身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必须对人类自身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和对待自然的行为进行反思。但“生态中心”仍然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因为它依然明晰地意识到人与周围环境的区别，并且分别构成了问题的两极。只不过以往的哲学观凸显了“人”这一极的重要性，而如今强调的则是另一极——整体的生态系统(包括人在内)而已。这种生态理念突出了人与自然万物(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性和起源上的元差别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造成了人在自然中地位的暗淡和缺失。

　　如上所说，“生态中心”的最终目标仍然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和价值，人还是被考虑的最终目的。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只可能有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只对于地球才适用并因而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如果认真地对待这一点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都停顿下来。所谓‘以地球为中心’，也就是以人生存的环境为中心，也就是以人为中心。取消了‘以地球为中心’就取消了一切科学，否认了‘以人类为中心’就否认了人类的活动，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因此，现在学界有人从维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出发，批评“人类中心化”尽管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危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也是因为只有协调才对人类有利，仍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当然，在生态中心视野下，把人依然作为被考虑的最终目的，与学界习惯性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种新的“人类中心主义”。如前所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生态中心主义”者所要建构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存在论审美价值观，而并非是一种新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尽管它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和自身更好地生存，它所主张的是人与自然万物在“生物环链”(生态环境系统)之中生命的相对平等性，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也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相对平等对话的关系。可以认为这是人类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一种诗意的栖居；尽管在实际的层面上缺乏可操作性，但作为一种审美价值观的提出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标志着人们价值观念的一种转型。生态理念、生态文明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而近代确立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则是人类的一种非审美的生存方式，对自然采取一种主宰式态度，凭着目的理性、工具理性对自然进行任意的奴役和过度的开采与利用。这两种生存价值理念显然是具有明显差异的。

　　尽管生态批评的学理基础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但它在当下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意识的存在却是不可否认的。当代，人类社会正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生态危机产生环境文化，环境文化的核心是生态文明。环境文化即是今天的先进文化”。因此，应该说，生态批评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