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喜欢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诗歌，但是研究王维人格的文章却很少。王维在当时为什么能够写出如此优美的诗歌呢？俗话说： “文如其人”，我们想深入研究王维的诗歌，就要研究他的人格。本人重读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和老辈学者陈贻焮先生的《王维诗选》，为王诗极富空灵意境的佛理禅趣所惊叹！作者通过对王维生平进行整体观照，对其诗品、人品进行研究，发现王维的一生，是一种从佛到佛的回归。他晚年所奉行的，也是一种佛性指导下“半官半隐”的圆通处世哲学。
王维（公元701年——761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从小就多才多艺，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音乐家、书画家。其生平可考的典籍少，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中的《右丞年谱》只是记载王诗的创作年代及时代背景，对王维的生平并无详细记载。从《两唐书》及一些散史的记载来看，王维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状况大致可分为早年、中年、晚年三个时期，各个时期思想的不同特征在其诗作中亦可略见一斑。
早年期：受家庭影响从小奉佛。
王维出生于下级官吏家庭，其父曾作汾州司马，去世较早；其母博陵崔氏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其家庭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氛。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下，“王维与其弟（王缙）皆奉佛”（《王右丞集笺注》）。王维的名字摩诘就是取自佛典《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诘居士，可见佛教对幼年王维的影响极深。佛义佛理的影响及崔氏的言传身教，使王维幼小的心灵逐渐生发出对宇宙自然的朦胧观念：诗人从小所感受到的佛义佛理即是宇宙自然的特殊音律，宇宙中的一切都围绕这种佛性音律自然地律动着。这种佛义佛理对幼年的王维有一种明心见性的作用，使他能精确细致地感受到，并把握住自然界美好的色彩和神奇的音响。王维潜在的音乐、书画天才亦因此而得到启发。据《宋祁唐书本传》记载：王维“九岁知属辞”、“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我们说王维的多才多艺与他幼年受佛教影响有关，并非牵强附会，这在其早年的诗作中可以得到更好的映证。王维十八岁写的《哭祖六自虚》诗云：“念昔同携手，风其不暂捐。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说明诗人自幼就向往到大自然中像神仙样快活隐逸的生活。另外，幼年王维的奉佛信教，还表现在其对妇女的同情与仁爱上，他十九岁写的《息夫人》诗使饼师妇得以摆脱宁王的魔掌，重回饼师怀抱、过上舒心安适的幸福生活。
我们说王维从小奉佛，并不是说王维从小就信奉那种超尘脱俗、消极无为的佛，而是说佛义佛理所教道的物我相融的宇宙自然观，在幼年王维的心中扎下了根，继而在其脑中无形地植下了一根“佛义佛理弦”。
中年期：通过仕途生活认清了封建政治的黑暗现实。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维脑中幼年形成的“佛义佛理弦”（即自然宇宙观）不断与当时社会争功名夺利禄的入世思想相冲突。《桃源行》诗写道：“不疑灵镜唯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仅映诗人既向往幼年心中神仙样快活隐逸的生活，又想入世进仕，建功立业的矛盾心情。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入世思想战胜出世思想，诗人准备“济人然后佛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不遇咏》）。于是，王维就到长安、洛阳，凭其出类拔萃的艺术才能游历于诸贵之间，且为岐王李宁所眷重。开元八年，王维应京兆府试。在岐王的推荐下，王维扮乐师奏《郁轮袍》，满坐惊叹，受公主赏识，得中解头。开元九年，王维又中进士，以其杰出的音乐才能调太乐丞，正式开始了仕途生活。可是，好景不长，王维调太乐丞不几个月就因伶人擅舞黄狮子（这只能舞给黄帝看）受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刚作官就无辜被贬，这不得不使王维感到前途渺茫；在《早入荥阳界》中诗人发出了“前路白云外，孤帆安可论”的感叹。因此，诗人脑中幼年潜存的“佛义佛理弦”隐隐约约地奏鸣了，出世隐居思想又开始萌生。《送綦母潜校书弃官归江东》云：“微物纵可采，其谁为至公。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既抨击了时政，又表达了诗人归隐山野的愿望。
虽说暂时的官场失意使王维产生了归隐思想，但热心仕途的王维是不会甘心就此罢休的，他在《酌酒与裴迪》诗中说：“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虽然“春风寒”，但还是“花枝欲动”。这说明王维的隐居并非消极逃避，而是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开元二十二年，主张开明政治的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作为其开明政治的支持者写诗自荐：“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食梁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侧闻六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献始兴公》）诗中赞扬了张九龄“不卖公器”、“为苍生谋”的开明政治，也表达了诗人要求仕进的迫切心情。不久，隐居近十年的王维在张九龄的提拔下，被“擢为右拾遗”（《旧唐书》）。这以后，是王维仕途生活的顶峰时期。可正当诗人憧憬着开明政治的美好前景时，张九龄被口蜜腹剑、极端狡猾的李林甫排挤出朝堂，贬为荆州长史。张九龄的罢相，对王维是极大的打击，这不仅仅是王维个人政治靠山的丧夫，更意味着封建开明政治的幻灭。据《资治通鉴》记载：“九龄即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这种黑暗腐败的政治环境使诗人脑中幼年潜存的“佛义佛理弦”再次强烈轰鸣；既然是“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赠从弟司库员外絿》），倒不如“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寄荆州张丞相》）。这之后，虽说王维从未真正挂冠归隐；但诗人通过仕途辗转、官海浮沉彻底认清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更兼后来安史之乱的变故，诗人深深感到：在当时黑暗腐败的政治现实下，家国都不可保，何况个人！至此，王维早年入世仕进的治理想彻底破灭。
晚年期：半官半隐，奉佛愈加。
晚年的王维，虽说仍在作官，并且从左补阙到库部郎中，从给事中到尚书右丞，还时有升迁；但诗人却过起了“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为事”。（《旧唐书》）的佛教徒生活。其斋中“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他在长安还每天“日饭十数僧，以立谈为乐”。（《旧唐书》本传）。开元二十七年左右，王维拜荐福寺和尚道光禅师为师，试图用佛教禅理来进一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大约在开元二十八年，王维买下初唐诗人宋之问的遗产辋川别墅，经过修缮经营，把它变成了一个幽静恬美的修身养性的“胜地”。每逢休沐假日或其它闲暇之时，王维必到辋川洗涤胸中郁积的官场浊气，领略自然风光。在王母崔代去逝后，王维必到辋川洗涤胸中郁积的官场浊气，领略自然风光。在王母崔氏去世后，王维还曾表请施辋川庄第为佛寺，这一方面表达了诗人一片孝子之情；同时，也说明佛教对诗人有着极深的影响。《王缙进王右丞集表》亦说：“（维）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维临死）敦厉明友奉佛修心。”由此可见，诗人是愈到晚年奉佛愈笃了。
王维晚年奉佛愈加，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王维晚年已认清了封建政治的黑暗现实；另一方面，是由于诗人对人生的感悟。王维本来是个极重感情的人，他幼年丧父，中年又丧妻无子，这使诗人感受到人生的孤独与寂寞；其母崔氏的去世，更使诗人“柴毁骨立”。（《王右丞集笺注》）。这一切都使诗人感受到个人与社会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能为力。因此，王维晚年一边作官，一边又主张清静无为，他把思想全心投入到广阔的大自然中，去体味自然、生命的真谛与幽韵。逐渐地，诗人发现了宇宙自然的伟大与崇高，无限与完美。可相比之下，我们人类社会是多么的渺小与残缺不全！因此，王维晚年写了许多山水田园诗来赞颂大自然，来讴歌自己隐逸生活的恬适与安闲。如，《渭川田家》，《辋川集绝句》。
有人说，既然王维晚年奉佛识道，那么，他为什么不干脆挂冠而去，归隐田园呢？禅宗认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只要“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苦三昧。”虽说王维自身在朝庭，不得不与朝庭官员周旋往来，但诗人中年“识道后，就摆脱了现世人生的有无、生死、得失等功利的束缚，所以他同样能够获得精神上的自然解脱。既超脱人生，又能圆通地处理尘间世事，这正是佛理的玄妙！
我们分析了王维一生的三个时期，发现他的一生是从佛到佛的回归，其晚年所信奉的佛就是在其早年所信奉的佛的基础上的完善与升华。而王维中年的仕途经历，只不过是其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超脱人生，获得悟性，获得佛性的一个过程，也即是王维人格的完善与升化过程。
俗话说： “言为心声”，我们研究王维的人格就必须研究他的诗歌。王维的诗歌保存下来的共四百多首。王诗以其空灵洒脱和富有佛理禅趣为历来的研究家所重视。不过，以前的大多数研究文章都是肯定其高超的艺术成就，而否定其极富禅趣哲理的思想内容；至使王维的思想及人格也受到长期的曲解和不公正的责难。下面，我们就从内容、风格两方面分析王维的诗歌，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首先，我们分析王诗的内容。总体上说，王诗的内容是复杂的：既有早年的边塞，游侠诗，又有中年抨击黑暗政治的伤感诗，还有晚年奉佛识道的山水田园诗。
王维早年的边塞、游侠诗，或写少年的豪迈，或写大将的英武，或叙征戌之苦，或写凯旋之乐。其代表作有《从军行》、《燕交行》、《老将行》、《少年行》、《出塞作》等。诗人在《少年行》中写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写出了游侠少年的昂扬意气，流露了作者对游侠少年浪漫生活的向往。诗中还写道：“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反映了少年王维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出塞作》中也同样反映了这个主题：“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随着诗人对当时社会认识的不断加深，其诗作中愤懑不平的感伤情调不断增多。诗人在《济上四贤咏》中写道：“翩翩繁华子，多出金张门。幸有先人业，早蒙明主恩。童年且未学，肉食骛华轩。岂乏中林士，无人献至尊。”无情地讽刺了“繁华子”，有力地鞭挞了当时社会官出私门，权贵显赫和志士不平的不合理现象。“少年曾任侠，晚节更为儒”的崔录事、“使气公卿坐，论心游侠场”的成文学和“著书盈万言”、“饮水必清源”的郑霍二山人，都是胸怀才志，品德高尚的人物。但他们没有地位，无人提拔，不得不“解印归田里”，“谢病客游梁”，不得不“老泉石”本文转自 第一论文网，“安丘樊。”王维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也不时流露在他的许多送别、赠友诗中，“微物纵可采，其谁为至公？”（《送綦母校书弃官还江东》）。诗人除义正词严，直截了当地抨击当时社会黑暗外，还写了一些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诗歌反映这一主题。在《西施咏》、《洛阳女儿行》中，作者借“西施”、“洛阳女儿”微贱与尊贵时的不同遭遇来暗喻自己的怀才不遇。沈德潜亦曾评价说：“（《西施咏》）写尽炎凉人眼界。”诗人在抨击整个社会的腐败黑暗的同时，还对那些追名逐利，趋炎附势的世人表示鄙视。“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
王维晚年的诗作主要是些富有佛理禅趣的田园山水诗，其艺术成就为历来评论家所称颂。其中名篇有：《田园乐七首》、《渭川田家》、《过香积寺》、《鸟鸣涧》、《积雨辋川庄》等。《田园乐》诗写道：“採菱渡头风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树壇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萋萋芳草春绿，落落长松夏寒。牛羊自归村巷，童稚不识衣冠”，“再见封侯万户，玄谈赐壁一双。讵胜耦耕南畝，何如高卧东總。”诗中所描绘的农民，心情安闲，风度萧洒，富有隐士气息。这些形象无疑已深深打上了王维自身鲜明的思想性格烙印；这与其说是农民，倒不如说是诗人自己的理想生活。《渭川田家》更是脍炙人口：“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侯荆扉。雉鷄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诗写暮春傍晚田家的生活情景，秦补、亲切、富于牧歌情调，同时也反映出诗人对仕途生活的厌倦和对自然景色的眷恋。我们再看《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诗中写作者因“不知”而寻，闻钟声而悟，悟得“清凉安住”之境的过程。这深山中隐约传来的钟声象征着佛教的召唤，“过香积寺”实乃是一次求法得法的参禅过程。王维后期的一些诗更是大谈佛理：“了观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计苟不生，是身孰休咎”，“有无断常见，生灭幻梦受。即病即觉担，趋空定狂走。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难怪李梦阳在《空同子》中说：“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此乃得其三昧之言。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王诗的风格。一个诗人风格的形成，虽说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思想人格方面的因素是最重要的。俗话说：“文如其人”，诗也是如其人的。我们可以从意气风发的边塞、游侠诗中看到少年王维踌躇满志，豪迈进取的影子；可以从愤世嫉俗的伤感诗中看出中年王维不得志时的空虚与迷惘；更可以从极富佛理禅趣的山水田园诗中看出晚年王维的恬淡与安闲。
《出塞作》云：“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此乃王维才气极盛时所作，具有一种无所畏惧的气势。姚范亦说此诗有挥斥八方之概。《汉江临眺》中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也同样具有这一风格。而《济州送祖三》则具有另一风格：“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写出了天寒地冷，远山隐约，暮色四起，大河奔腾，而在这苍茫辽阔的景色背后，隐藏着的是中年王维对宇宙人生的感慨：宇宙如此静寂，人生多么倏然与苍凉！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最能反映王维思想及人格的山水田园诗，佛理禅趣诗。
我们先看《山居秋螟》：“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里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清光，石上清泉的声音，浣沙归来的女孩子们在竹林里的笑声，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有如一只恬静优美抒情曲，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有着独特清新的感受，并乐于与大自然恬淡地相融相处的心情。我们再看王维的名作《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本文转自 第一论文网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淡笑无还期。”诗中用自在安闲的口吻，表现了诗人与大自然、与山中人亲切交流的态度。一般人“行到水穷处”都会大为扫兴，连喜欢啸傲山林的阮籍都是：“连迹所穷，辄恸哭而返。”王维则不同，他“行到水穷处”，还要“坐看云起时”。禅宗南宗创始人惠能的四世法孙惟俨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即云动水静、任运自然）。《终南别业》正表现了这种任运自然的佛性思想：没有打算，没有目标；一切都看透了，一切都不在乎，只是随遇而安！行动悠闲、洒脱；心境恬淡，安闲，俨然一幅看破红尘的佛教徒形象。徐增的《唐诗解读》对之评价道：“行无所事，行到是大死，坐起是得活，偶然是任运，此真好道人行履，谓之好道不虚也。”至于王维后期写的《辋川集绝句》更是充满了空无寂灭的佛家哲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里描写的空山中的人声，青苔上的一缕斜阳，自然开落的芙蓉花，无不给人以清幽的美感，使人读后不得不惊讶诗人心灵深处的幽静与空寂。
通过上面对王王维诗歌内容与风格的分析，我们发现王诗的变化发展轨迹，就是王维思想及人格不断完善与升华的过程：从意气风发的边塞游侠诗，到愤世嫉俗的伤感诗，再到极富禅趣哲理的山水田园诗；王维的人格亦由豪迈进取到愤慨不平，最后升华为佛性的恬淡与安闲。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王维的一生是佛性指导下的一生，他的人格是一种从佛到佛的回归！少年王维虽说受家庭影响，也感受到了“佛义佛理”，但那只是一种朦胧的自然意识，并无具体实际内容；而通过仕途经历，官海浮沉，王维认识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认识到大自然的不可抗拒，了悟到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幽韵，便把早年朦胧的佛，升华为晚年明确的具有实际内容“半官半隐”的佛。难怪杜甫在《解闷》诗中称王维为“高人王右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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