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争源起
汪琬发起和参与古文论争，无疑有着借以创立一代“清文”的动机，但古文论争还有其具体的历史、文学及学术动因，在具体描述汪琬与古文家论争之前，有必要理清它的源起。
明清易代，士人反思明亡，将亡国之由归结到文道之衰上来。所谓文道之衰，大抵指明代前有七子拟古，后有公安、竟陵之文流行，七子是假古文，公安、竟陵既无法度，又与载道无关，有害于世。这一思维是清初文人反思历史变革之能事，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钱谦益将文道之衰与兵燹、阉祸等同视之。在这一点上，汪琬看法相近，有志一扫“今文陋迹”，“卓然思起百数十年文运之衰”[2](P630)。古文家复兴古文，以求有补于世，却将亡国归罪到一些文人身上，本末倒置，自然引起不少异议，遂构成一桩聚讼公案。
清初士人在新朝与故国之间的选择，本来就是容易引起激烈争议的话题，尤其是明清易代还有其历史特殊性：异族统治取代汉人政权，民族矛盾尖锐。“夷夏之辨”是汉人士子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明遗民规模空前，清初二十余年间居为文坛主流，此后新朝士大夫始渐取代之。在汪琬这类仕清文人看来，遗民之文非适应世变的文字，不合世用，而遗民对适应世变的文字多不屑一顾。严迪昌先生《清诗史》将诗人的不同选择概括为“朝”、“野”离立。这种离立态势同时存在清初古文运动中，成为论争的一大动因。
易代后文学思潮多元变化，值得注意的就有七子、公安、竟陵余风犹存；遗民文学居为主流，而馆阁文学日益崛兴；小品风气犹盛，而古文呈现“中兴”。从历史概念上说，明人余风、遗民文学、小品风气指向一个朝代“明”，馆阁文学及古文“中兴”指向一个朝代“清”。所谓“中兴”，是以“明文”为参考的。汪琬等人倡导“清文”，自然也是对“明文”的一种反驳。有关“明文”、“清文”的不同批评态度，成为论争的核心问题。如何评价“明文”，已足以引起纷然争端了。
文学与学风关系密切，不可割裂，清初学风变革也是古文论争的一大源泉。明、清学术差异是相当清晰的，清人之学被龚自珍等称为“清学”，笔者将明人之学称为“明学”[3]。清代以来主流批评观点是“清学”为实，“明学”为虚，清人有学，明人“不学”。其实，明人并非“不学”，只是其学与清人有异而已。“清学”作为对“明学”的一种反动，交锋最激烈的时期就发生在清初。“明文”与“明学”共生，“清文”与“清学”连体。如何认识“明学”与“明文”、“清学”与“清文”，是清初的焦点问题。如学术宗汉，还是宗宋？说者不一。又如或以文章之“醇”专指儒学为宗，“不醇”谓染指释、老；或谓“醇”不离于“肆”与“博”，释、老不当排斥在外。再如小品，或谓脱离六经，非载道之文；或谓亦明道之文，不当排斥在古文之外。复如八股与古文的关系，或谓经学与古文之衰，八股难辞其咎；或谓八股从经传中来，附比经传，虽非古文正宗，但也是古文流亚。诸如此类问题，都反映了当时古文运动与学术思潮的密切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明人的好论议标榜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政治史上党争之炽实已超过两宋与汉唐；学术史上论争的激烈程度不逊党社之争；文学史上论争涉及诗文、戏曲、小说等各个领域。明人这一习气未随明亡而终止。我们说汪琬借论争的形式推毂古文“中兴”，还只说得主要的一面，他与归庄、叶燮、阎若璩等人的交锋不乏负性使气、书生争是非的因素在内。
二、八大论争
汪琬自顺治末起，三十余年间先后发起和参与古文论争多达十余次。其中大型论争有八次：与周容之争，与陈僖之争(牵入计东)，与魏禧之争(牵入计东、施闰章等)，与归庄之争(牵入金俊明等吴中文人)，与叶燮之争(牵入横山门人与尧峰门人)，与吴殳之争(牵入钱谦益、计东、梁熙等)，与阎若璩之争(牵入李因笃、徐乾学、陆陇其等)，与黄宗羲之争(牵入阎若璩、侯方域、钱谦益、王猷定)。以下大抵按时间先后次序，考察八次论争的起始、内容、旨趣及结果。
(一)与周容之争：与明遗民第一次交锋
鄞县周容，字鄮山，一字茂三，擅长诗古文辞。著有《春酒堂文存》。顺治十六年(1659)客都门，汪琬与晤，以未及论文为憾，作《与周处士书》相责未告以“古学者之道”。书中忆及近年“气盛志锐，好取韩、欧阳诸集而揣摩之”，谓周容宜施以“规切教诲”，却“反用浮词相推誉，非仆所望于足下也”[4](P466-467)。但他的热情遭到冷遇，周容《复汪苕文书》：“何足下好学之至于是也！而书旨澹渺，善于取姿，即其用微语以自占地步者，亦若欲令人不觉，何足下行文之至是也！”驳斥所谓“用浮词相推誉”，接下明确告诉汪琬：自少有志学古，见汪文有古大家之范，不免嗟叹，然并非赞汪文甚佳，而是“特自为咨嗟叹息耳，乃不意足下闻之”[5]。
这次书信往来未细论文道，对汪琬参与论争却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周容是著名的明遗民，性虽孤傲，尚不至对后辈求教热嘲冷讽。给汪琬当头浇一盆冷水，不无缘故。首先，周容文名早播东南，汪琬当有耳闻，尺牍却说听闻“士大夫”韩诗、刘体仁赞赏，始有意结交。与叶燮鄙视汪琬动辄称“士大夫”一样，周容生平憎恨这种口吻，故答书反唇相讥。其次，汪琬性亦孤傲，既为求教，却辞气逼人，周容故漠然冷语答之，嘲笑他自作多情、自负太高。汪琬初登文坛，欲与遗民耆旧商讨文字，陡遭冷讽，忸怩愧悔可想而知。这使他后来不愿直接与遗民商证文字，即使相商讨，也力避遭遇前辱，与吴殳、魏禧之争即是如此。周容答书不为汪琬所喜，二人未及深交，旋成陌路人。
(二)与陈僖之争：以崇法与明道为中心的论争
清苑陈僖，字蔼公，荐试博学鸿儒，不第。著有《燕山草堂集》五卷。顺治十六年(1659)岁暮前后，在刘体仁京邸结识汪琬，未几返里，以未及细加商讨文章为憾，作《与汪比部论文书》、《再与汪比部论文书》、《三与汪比部论文书》。汪琬有《答陈霭公论文书》二篇。拙文《汪琬的古文理论及其价值刍议》已指出这是清文史上第一场引人瞩目的论争，讨论的核心问题即倡法度还是主明道，重寄托还是尚才气，法古还是重今，陈僖主于明道、寄托，汪琬强调文法、才气，意见颇不相合[6]。这里仅补充两点：其一，在与遗民第一次交锋中，汪琬完全处于下风。与陈僖之争，一变此前谦恭态度，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其二，这次论争，汪琬最大的收获就是表明了对古文复兴极看重的一点，即文法。考察清初文法说之兴，不能不关注这场论争。
(三)与吴殳之争：以《正钱录》为中心的与明遗民第二次争锋
太仓吴殳，字修龄，崇祯诸生。著有《舒拂集》、《围炉诗话》、《正钱录》等集。邓之诚先生注意到汪、吴之争，《清诗纪事初编》卷三：“诋《正钱录》不中要害，致吴殳‘类稾类死’之嘲。”[7](P322)论争起于汪琬作《与梁御史论正钱录书》。康熙初，吴殳北游京师，尺牍盖作于此际。汪琬读《正钱录》，以为“其例甚严，其词甚辨，诚有功斯文不小”，然尚乏“和平之心”、“周详博大之识”，“若但盛气以相攻击，而商榷未安，则必有偏驳之病；考证未悉，则必有卤莽疏漏之病”。盖谓吴殳还不能将钱谦益一概驳倒，如要彻底驳倒，就应像官吏缉获大盗那样，考求赃证，推原踪迹，各得其实，“然后杀之而不敢为异词”[4](P471-472)。因此央请好友监察御史梁熙将意见转告吴殳。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汪琬发起论争主要目的在于“倒钱”，书中明确说：“夫琬之于钱，非有门墙之雅，杯酒殷勤之欢也。平时所以刺讥其文章，殆不遗余力，而于此反为异论，岂有左右袒于其间哉”，“琬尝恨文章之道，为钱所败坏者，其患不减于弇州、太函。钱氏门徒方盛，后生小子莫不附和而师承之，故举世不言其非。幸而有一吴氏，不量气力，以与之争，而又不得其要领，岂不大可惜哉！故琬之言此，亦欲护持斯文，而助吴氏之不逮于万一也。”论争由此称得上汪琬与钱谦益的一次间接交锋。钱氏为明末清初文坛领袖，汪琬说文章之道为所“败坏”。问题是钱氏如何“败坏”文道的呢？他私淑归有光，提倡本之六经、经经纬史，汪琬亦然，其攻讦依据又是什么呢？《读初学集》已揭示一端：钱氏唾弃朱、吕，指斥“南宋以后之俗学，如尘羹涂饭”，“以腐烂为理学，其失也陋”；钱氏不知理学，所作难攀六经，“以此排诋朱、吕之学，目之曰俗陋，吾未审其孰为俗，孰为陋也”[4](P936)。盖汪琬研经治史，兼采汉、宋，不屑钱氏出入儒、释、道，学问博杂，尤不赞同訾议宋儒。他又自拟韩愈，有志扫绝“今文陋迹”，鄙弃近人，钱氏难入其法眼。
梁熙将汪琬的意见转告吴殳，吴殳盛怒，反唇讥讽汪琬学问不博。《钝翁类稿》梓刻，吴殳作书嘲笑“稾”字为谬，并说：“‘稾’同‘薨’。薨者，死也，类稾者，类死也。”汪琬《幽居》诗云：“老至遭人贱，书成被俗轻。”[4](P334)因此潜心研讨小学，校刻《钝翁前后类稿》多用“古文”，令人难以卒读，遭到王士禛嘲笑，刻《钝翁续稿》时又放弃多用“古文”，前后莫衷一是，从中亦可见吴殳批评的影响。
牵入这场论争的人物有梁熙、计东、归庄。梁熙作为传话人，倾向赞同汪琬的看法，计东、归庄不然。计东以为汪琬所论欠公允，攻讦钱谦益自不量力。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六：“计甫草深为不平，因语钝翁曰：‘仆自山东来，曾游泰山，登日观峰，神志方悚栗，忽欲小遗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潜溺峰之侧。恐重得罪，然竟无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众，泰山不知也。’钝翁跃起大骂。”[8](P209)归庄为钱门弟子，即汪琬所说“后生小子莫不附和而师承之”者之一，对汪琬盛气掊击其师，愤然不平。这也为后来二人交恶埋下伏笔。康熙三年(1664)钱氏殁，汪琬“倒钱”告一段落，且出于对死者之敬，不复攻讦不已。
(四)与归庄之争：与明遗民第三次论争
昆山归庄，字玄恭，有光曾孙。明亡，佯狂于世，与顾炎武并称“归奇顾怪”。著有《归玄恭集》。尝刻有光《震川先生集》，改“金梳”为“金梭”，改“阁下”为“閤下”等字面，又合《何氏先茔碑文》二篇为一篇。汪琬私淑有光，谓归庄妄加删改，康熙十一年(1672)致书与辩，误信流言，以为归庄盛怒，连书辩诘，《与归玄恭书二》至有“人主尚不能监谤，足下区区一布衣，岂能尽箝士大夫之口哉”之语[4](P513)。归庄愤恚，《再答汪苕文》：“今执事不过一郎官耳，遂轻仆为区区一布衣，稍有辨难，便以为咆哮抵触，人之度量相越，乃至于此。”[9](P344)汪琬《与周汉绍书》自辩说：“又闻指摘最后札中‘布衣’二字，谓仆简傲而轻彼，于是诉诸同人，播诸京师士大夫之口，则玄恭亦甚陋矣！……则仆生稍晚，自世祖章皇帝以来，即从事本朝，为郎官、为小吏于京师，是故只知本朝官秩而已。若玄恭所历，诚不能知也。以此罪仆简傲，又奚逭焉？仆知过矣。”[4](P515-516)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云：“琬以善骂著名，与归庄争《震川集》校字，而有《归文辨诬录》、《归诗考异》之作。争而不胜，遂谓仆生稍晚，玄恭前朝所历，诚不及知，隐抵其曾仕唐王也，危语中人，直欲置之死地。”[7](P322)后世多指责汪琬用心险恶，不免误解。
这一桩文史重案确有必要重新发覆。首先，汪琬所争不只是刻集是否可改原作问题，还关涉到古文用意、用字。如释“金梳”，体现了他对“文从意顺”的讲求；不赞同合碑文二篇为一篇，可见对文法的推重。文法是论争的一大重心。汪琬以文法为复兴古文第一要义，时人也熟知他矜重文法。归庄《再答汪苕文》讥刺说：“执事每言作文无他妙诀，惟有翻案。”[9](P345)归庄的批评引起文坛不小的反响。叶燮《汪文摘谬引》所说“隔纸画印，寻一话头发端”，即指斥“翻案法”。复次，汪琬与归庄本是旧友，商证文字，负性使气，从而引出明遗民与新朝士大夫身份之争。邓之诚说汪琬“危语中人”，实无依据。汪琬不过在与门人周旦龄书中发泄私愤，《与周汉绍书》刻入《钝翁前后类稿》时，归庄已谢世三年。再次，汪、归之争牵涉对钱谦益的评价。汪琬“倒钱”，而归庄师钱，《简堂集序》称其为归氏古文正传，重刻曾祖之集还得钱氏之助。可以说，汪、归由论文不合演化为一场激烈的冲突，有着复杂的内容。
(五)与魏禧之争：与明遗民第四次论争
宁都魏禧，字凝叔，一字叔子，明遗民古文大家。著有《魏叔子文集》。康熙十一年(1672)自易堂游吴门，过访商讨文字，作《与汪户部书》、《又与汪户部书》。魏禧称道汪文得古人之简，碑版叙事之文尤工，前书坦诚论文，时传为文人相倾，后书专作辩解，并以《蔡忠襄公传》请正。《愚山堂诗文合叙》载云：“予病废三十余年，不敢怀一刺一启事干贵人，独往好户部文，欲有所商确，先之以书，而世不察也，以为相訾议。”[10](P448)汪琬集中未存与魏禧论文尺牍。笔者以为，他批评侯方域、钱谦益、王猷定，不言魏禧，当亦推服之。之所以不传论文尺牍，盖是年春与归庄交恶，出于前车之鉴，不愿再添一段闲话。魏禧不赞同汪文“醇而未肆”，循守古人法度。关于文章“用实”、“立本”，二人看法无太多差异。至于其学，即魏禧《答计甫草书》所云“文章根本”，则有所不同。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是文章“醇肆”及文法之变，在当时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以至二人不敢刻传往来文字，怕流为口实。在汪琬一方，担忧更重一些。论争牵入的主要人物是计东。计东先是站在陈僖一方指责汪琬拘守文法太过，继而调笑他掊击钱谦益是蚍蜉撼树，这一次也是支持魏禧一方。尽管论文意见不尽相合，但计东与汪琬为推诚置腹的好友始终未变。
(六)与叶燮之争：以文法与八股为中心的论争
吴江叶燮，字星期，绍袁之子。康熙九年进士(1670)，十四年(1675)选宝应知县，未二年镌职归，隐横山，教授生徒。著《已畦文集》等集。与汪琬早定交，过从甚密，后恶交，传闻甚多，大都荒诞不经。二人交恶盖在康熙十年至十四年(1671-1675)间，起因则由论文不合。叶燮作《汪文摘谬》，批评他矜持古人法度，拾前人余唾，拘泥八股滥调，殊乏新意。钱谦益卒后，吴中风雅无定属。汪琬、顾炎武、归庄、叶方蔼、徐元文、徐乾学、计东、宋实颖、钱陆灿、顾苓、叶燮皆以诗文著称，就文章言，汪琬为一时翘楚。叶燮不肯下之，与相争衡，然无论才学，还是文章，均不足匹敌。叶燮批评言辞激烈，但在汪琬卒后亦喟叹失一畏友。这场论争在清文史上留下很深的印记，一方面体现了清初文法说分歧甚著，另一方面尧峰与横山门下各承师说，影响了一代吴中文坛的风貌。
(七)与阎若璩之争：以经学为中心兼及文章体例的论争
山阳阎若璩，字百诗，博学通经。著《古文尚书疏注》、《潜丘札记》等集。康熙十七年(1678)应荐博学鸿儒，翌年试不中格罢。居京间，与汪琬发生冲突。冲突始自论金石义例，若璩指出汪文不合处，汪琬不怿，但也有意改正。若璩又指摘《古今五服考异》之误，汪琬称若璩父母在不当谈丧礼，若琥愤然激辩。二人论争以经学为中心，扩及文法、文风、文章体例。若璩批评汪文不重训诂，考据未精，体例未备。《与戴唐器书》：“归读《陈处士墓表》，真正庸笔，铭尤不成说话。”《又与戴唐器书》：“钝翁不足攻，生平所心摹手追者，顾也，黄也。黄指太冲先生，顾指宁人先生。”[11]时人或谓汪文稍胜魏禧，若璩较其长短，以为魏胜于汪。《又与戴唐器书》又说：“弟于古文一道虽不甚深，然视近代作者，已洞若观火。承委直笔，敢不自竭其愚得？大抵此道最忌者，曰冗，曰稚。唯简可以救冗，惟老可以救稚。此须多读书，多讲贯，非可一蹴至者。”[11]言下之意，汪文“冗”、“稚”，距“简”、“老”甚远。这场论争旷时持久，牵涉一时著名人物就有李因笃、王士禛、徐乾学、徐釚、戴晟、陆陇其、陆元辅及黄宗羲等。李因笃与汪琬交厚，论学甚合，阎若璩嘲笑二人私造典礼，并以此为笑谈，遍告徐釚等人。黄宗羲后来也卷入这场论争，下文再作辨析。
(八)与黄宗羲之争：以本之六经、小说笔墨为中心的论争
余姚黄宗羲，字太冲，讲学东南，为故明耆旧、浙东文派领袖。与汪琬无交往，二人都曾应徐乾学之请为传是楼作记，所作并传，但宗羲颇轻视汪文，《戴西洮诗文题辞》：“以视今日之名士，摹仿得欧、苏一二转折语，自称震川正派者，见之能不自愧乎？”[12](P102)戴西洮即戴晟，阎若璩与书信往来剖摘汪琬学问、文章之弊，戴晟拜晤宗羲必细谈其事，宗羲因在题辞末流露对汪琬不屑之意。
汪琬集中未见批评黄宗羲文字，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称此为清初古文界一场重要论争，是因宗羲还作有《论文管窥》，对文章如何“叙事”、“用经”提出相异的看法，对侯方域、王猷定也持不同的评价。如“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近见巨子，动将经文填塞，以希经术，去之远矣。”[12](P649)“巨子”指汪琬，“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也有具体所指。康熙八年(1669)，汪琬与李良年论文，《跋王于一遗集》以侯方域《马伶传》、王猷定《汤琵琶传》为例，批评古文家“以小说为古文辞”，“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为俗学而已矣”[4](P907)。李良年《论文口号》述及之，其六云：“琵琶一足荒唐甚，留补《齐谐》、《志怪》书。”其七云：“人间不识侯公子，地下修文老更成。”[13]汪琬轻视方域之文，《题壮悔堂文集》历述其才子风流，枚举金陵挝杀膳夫豪纵事，言及文章，文末仅云：“末年来游吴下，欲刻其集，集中文有未脱稿者，一夕补缀立就，士大夫以此益奇之。”
黄宗羲所论切中汪文一些弊端，然黄、汪之争内涵远不止此。首先，黄宗羲轻视汪琬，除学问、文章不相合外，还另有他因。他与侯方域为复社旧交，与王猷定、归庄俱孤节遗民，相互推重，对钱谦益亦奉为尊长。而汪琬讥议侯、王，斥责钱氏，与归庄对骂。一定意义上说，论争体现了遗民与新朝士大夫的分野。其次，明中叶后，吴中之文与经学日益合流，演变至清初，形成以汪琬、顾炎武为代表的合经学、文章为一的潮流。浙东之文远承明初宋濂、王袆以来的文统，但因近接阳明一派，源流变化颇异。汪、黄之争也反映了浙东、吴中之文不同的风格旨趣。
三、古文史意义
清初激烈繁复的古文论争，体现了一代文学思潮的急剧变革与古文运动的复杂形态。兹结合清初古文“中兴”与明清古文发展史，略述汪琬与古文家论争的文学史意义。
清初古文“中兴”是一种文学史的客观存在。其源起有三：一是文学源起。清初文人远承唐、宋古文运动，取法韩愈、欧阳修等人；近承归有光与唐宋派及复社、几社复古风气，反思唐宋、七子、公安、竟陵诸派得失，倡导古文复兴。二是政治源起。明末清初政治与历史大动荡，促使古文家寻求变革，提倡六经为本、文以用实，疏离自适性情。三是学术源起。实学昌明构成“明学”的新变，经学崛兴成为“清学”创立的关键，二者都推毂了清初古文“中兴”。顺康之际涌现不同的古文创作群体，主要包括：复社、几社后劲群体；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为代表的贰臣群体；黄宗羲与浙东文派；顾炎武、归庄、王猷定、屈大均、周容、杜濬为代表的遗民群体；王士禛、王崇简、施闰章、魏裔介为代表的新朝士大夫群体；汪琬、叶燮、计东、尤侗为代表的吴中群体；易堂九子为代表的江右群体；侯方域、汤斌、宋荦为代表的中州群体；王弘撰、李因笃为代表的关中群体，董文友、陈维崧为代表的常州群体等。各群体、作家间的交叉与冲突，对清初古文理论与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清初古文运动中，古文论争、古文评点、朴学之兴，构成“中兴”的三大基石。论争的意义极其突出。如复兴古文应从文法始，还是从明道始？在文人、才士、学者之文中，何为古文正宗？如何处理古文与八股、经学的关系？都成为当时的焦点问题。通过对话交流，古文家鲜明地阐述了各自的古文观。文坛大家论争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对当时古文理论与创作的繁荣大有裨益。
基于此，我们再来看汪琬与古文家论争的文学史意义。
一方面，汪琬论争对象，如黄宗羲、魏禧、归庄、周容、陈僖等，皆一时古文名家，所论都关系着清初古文运动的大问题，包括对古文正统的反思，对文法的认识，对“明文”的反思，对古文与经学关系的理解，对八股文的评价态度等。针锋相对的辩说，甚至剑拔弩张的对垒，对古文“中兴”有着不凡的意义。如汪琬提倡文法、文经道合一；陈僖推重文以明道；魏禧主于自然元气，不以文法为第一要义；黄宗羲提出如何“叙事”、“用经”。所谓理不辩不明，通过论争，诸子建构了各自的古文理论体系，对存在的问题也有了一定的认识。《汪文摘谬》固深为汪琬不喜，但不失诤友之义，他在刊刻《钝翁续稿》与手定《尧峰文钞》时，对叶燮摘谬文字或删或留，作了较大改动。尧峰门下惠士奇等、横山门下沈德潜等，创作上也力避叶燮指出的问题。叶燮不长于经术，横山门下对汪琬经史之文多有借鉴。汪琬不喜阎若璩其人，但还是认同他所说的墓志体例，撰著力避体例之失。清代金石义例之学的兴起，汪、阎之争有发端之功。探讨清代金石义例之学，此一文史公案值得关注。
另一方面，“清文”取代“明文”，既非随朝代鼎革自然形成，又非一蹴而就。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汪琬与遗民周容、吴殳、归庄、魏禧、黄宗羲之争，前三次由汪琬主动发起，后两次由遗民主动发起。周、吴、归、魏、黄在明遗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文也几乎代表了遗民古文的最高成就。论争又牵入钱谦益、侯方域、王猷定等人，有着丰富的内涵。与周容之争，侧面反映了当时在野遗民居为文坛主流的史实。与吴殳之争意在“倒钱”，是针对“明文”、“明学”习气所发。与后来批评侯方域、王猷定一样，这是汪琬倡立“清文”、“清学”的重要一环。“倒钱”又成为与归、黄之争的导火索。汪琬以震川嫡派自视，然未得到吴、归、黄的承认。在许多遗民眼中，钱谦益失节降清，但仍是“明文”大纛，“明文”尽管存在种种弊端，但毕竟是故国之“遗”，非新朝所有，遗民可以批判它的弊端，如果以“清文”取而代之，他们显然是不尽肯的。黄宗羲编选《明文海》、《明文授读》，即可觇其意。这无疑含有十分微妙的“敝帚自珍”心理。所以，汪琬批评钱、侯、王，就遇到不小的阻力。随着时间推移，遗民社会衰落，“清文”最终取代“明文”的地位。“清文”创立有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文法之兴；经学昌明；适应世变。适应世变，不待详言而明。文法之兴是“明文”到“清文”演变的一个关键要素。这并不是说“明文”没有文法，而是说汪琬等提倡文法，重新认识古文正统，黜七子、公安、竟陵于正宗之外，从而变革了明中叶以来文章传统。经学之兴与之相辅相成。汪琬与阎若璩有关经学与文章的商证，鼓扬了合经学、文学为一的风尚，也奠立了“清文”尚经重学的基调，后来吴派、皖派经学家以及阳湖派古文，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这样看来，汪、阎之争对清代古文的发展，特别是古文与经学的合流，有着深刻的意义。当然，“清文”取代“明文”，并不意味古文完成了从“虚”到“实”的质变。无论是七子复古、阳明学人鼓吹良知，还是公安“独抒性灵”、竟陵“幽清孤峭”，都体现了明代古文的革新尝试。“明文”自成一体，有“清文”难以替代的价值。
综上，汪琬与古文家的论争对清初古文“中兴”深具影响。论争胜负不是最重要的，未分出胜负，并不影响其推毂古文复兴的作用。清初古文“中兴”富有创造性，存在诸多有待深入开掘的空间，如清初古文与唐、宋、明古文运动的关系；与明清学术的关系；发展轨迹与特征；古文的论争与理论、评点与传播；古文与小品、骈文及八股的关系；古文流派群体研究；古文运动的价值等。当前清初小品研究的繁荣自不能取代古文研究，只有对诸如此类问题深作探讨，始可进一步认识清初古文“中兴”在文学史上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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