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关于“创新”，有这样一句话：“马克思恐怕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把技术创新看作为经济发展与竞争的推力”有利于指导我国创新实践。马克思创新思想来自国外，对我们来说，是“舶来品”，但是国外对马克思创新思想的研究却较少，笔者查阅资料时发现，在能够搜集到的文献中，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创新思想的研究大多是在研究其他方面时的一笔带过、简单提及，专门研究的文献罕见。
二、国外马克思创新思想研究动态
（一）创新探源：以熊彼特、保罗·斯威齐等的研究为代表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对“创新”概念给予了经济学的系统阐述，还指出创新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在1939年的《商业周期》一书中他比较全面的提出了创新理论。1942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进一步把“创新”解释为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熊彼特对创新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被称为“创新理论之父”。
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坦诚自己对马克思的尊敬，他承认马克思的创新思想对他的创新理论的启发，并认为自己的研究不过是马克思创新思想里的一个小部分。“从这种看来无足轻重的源泉，产生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经济过程的一个新概念…我的结构只包括他的研究领域的一小部分”[2]。可以说，他的创新理论与马克思的创新思想具有很重要的渊源关系。就这一点来说，保罗·斯威齐、金指基、谢勒等学者与熊彼特所持的观点一致，都认为马克思最早提出了创新思想，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只是对马克思创新思想的传承。如保罗·斯威齐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3]此外，认为创新理论研究始于马克思的学者还有Scherer· Frederic M，Cassidy·John等学者。
（二）马克思技术创新角度：以乔杜里、布劳格等的研究为代表
关于马克思创新思想的研究，技术创新是一个被探讨的比较多的方面。主要代表人物有乔杜里、马克·布劳格、本.法恩、F·M.谢勒、熊彼特等学者。
印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乔杜里（Roychowdhury）（1979）在技术创新层面，将马克思的创新思想分成技术进步和技术转移两种类型，表现在：一是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合理化，包括与总体技术变化不一致的成本降低的各种情况，如技术进步等;二是一种技术向另外一种技术的转移，如生产方式的革命、发明、机器改良等③[4]。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等人将马克思的技术创新分为劳动节约型创新与资本节约型创新[5]。美国经济学家谢勒（1999）在《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一书中评价马克思的技术创新思想时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动力[6]。
熊彼特在继承马克思创新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实证研究，于1911年创立了“技术创新经济学理论”，主张技术创新不仅是解释经济周期的关键因素，更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学术界称之为“熊彼特主义”。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弗里曼（n）等“后熊彼特主义技术创新理论”的代表人，也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创新思想及熊彼特的技术创新思想，但这种对马克思创新思想的研究，没有摆脱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框子”，也没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因此，仍然是不够深入的。
（三）马克思制度创新角度：以制度学派的研究为代表
除了对马克思技术创新思想的研究给予较多关注，国外学者对于马克思创新思想的制度研究表现出较大兴趣，而其中属制度学派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制度创新学派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创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对马克思的创新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从制度层面进行的。
制度创新学派主要包括以加尔布雷斯等学者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和以诺思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两支。以加尔布雷斯等学者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抨击现存制度，认为要促进创新，就应该应从根本上改变现存制度，该派被学术界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派。而以诺思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在研究制度时，主要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过程的研究主要是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他指出：“再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7]。
（四）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弗里曼、伊特韦尔等的研究为代表
马克思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新思想，他对于创新推动生产力或者说经济发展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马克思非常重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伊特韦尔、弗里曼等学者为代表。
约翰·伊特韦尔等人指出：“马克思（1848年）恐怕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把技术创新看作为经济发展与竞争的推动力……然而到了20世纪上半叶，著名经济家中差不多只有熊彼特自己一个人还在继承和发扬这一古典传统”[8]。弗里曼认为只有19世纪的马克思和20世纪的熊彼特，确实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将创新放在中心地位。谢勒（1999）在其书中写到马克思“察觉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结合”。[9]David J Teece也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赋予了技术创新核心地位”[10]。
三、评述
总的来说，国外关于马克思创新思想的研究成果不多，而且还缺乏全面性、系统性，比如说外学者更可能倾向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而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动机的研究却没有;国外马克思创新思想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也仅仅只是经济学领域，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他们记载了国外学者辛勤探索的足迹，为后研者提供有益的启示。通过对国外马克思创新思想研究动态的把握，可以为后研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有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把握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岱孙、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第925页。
[2]约瑟夫·熊彼特著.何畏，易家详等译：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68页。
[3]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英文版）[M].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2年，第94-95页。
[4]K·K·Roychowdhury，The 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The Macmillam Company of India Limted，1979.
[5]Mark Blaug，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Fifth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6][9]F·M·谢勒：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英文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7]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8页。
[10]David J Teece，Essays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policy，Selected papers of David River Edge， Scientific，2003，第448页。
作者简介：杨进（1988-），女，湖北来凤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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