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郭沫若笔下的“天狗”已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狂奔了将近一个世纪，即便是在今天，“天狗”的形象依然鲜活，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总体来说，《天狗》是时代的产物，主体意识的觉醒唤起了诗人与诗歌的重生。在作家与文本的互动下，原始本能性与创造性同时迸发，《天狗》变成了诗歌中的摇滚乐。经过浪迹淘沙，在接受群体内形成了公共期待视阈，引起心理上的共鸣效应。另外，《天狗》的诗美追求与诗歌生命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整体。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当成我们所面临的诗歌重建任务的启示。
关键词：郭沫若；天狗；原始本能；生命
“五四”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滥觞，这股衍生在源头的文学潮流迅速发展成为一股激流，推动并渗透进中国文学的内部机制。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 探索的进程中，不管对其文学史如何断代（或许这种“断代史”本身的规制就是不合理的），各个断代史的内部话语形态（有时候表现为潜在话语）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五四”精神或“五四”气质。
郭沫若作为浪漫主义新诗的巨子，他的诗作《天狗》恰好能够准确地提炼出“五四”时期的精神风貌。而“天狗”这样一个时代缩影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飞奔”了将近一个世纪，以狂飙突进、把日月来吞的豪气引爆了现当代文学的创作风气，贯穿起十七年文学的“跃进”，文革文学的“激情”，乃至新时期文学的“重生”。即便是在今天，“天狗”这一鲜活的形象，依然蕴育着旺盛的生命力，散发出青春的气息，依然在现代人的接受视野里“歇斯底里”地“狂欢”。
一、主体的觉醒：诗人与诗的重生
“五四”时代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五四”文学通常被唤作是“人性文学”。几千年封建思想对人性的压抑，人的主体意识逐渐模糊成“陌生化”问题，人对“人”本身存在的追问也无意识地成为创作盲区。文学革命初期，周作人针对此种非人的文学就提出“人的文学”这一富于人道主义的启蒙思想。然而，“人的文学”仍然是被动的文学，文学仍然是人的附庸，是创作主体制造出来“为人生”服务的精神产品而已。与此同时，郭沫若提出了“生命底文学”，一开始就特别关注对文学本体的思考。他的思想触须直接进入生命与文学本质关系的确认。他认为：“生命与文学不是判然两物。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不仅使得文学家能够真正地“我手写我口”，更重要的使文学本身也有了生命。在诗歌创造上，表现为个性意识明显，主体情绪高涨，诗歌拥有了自己的身体，真正地活动了起来。这是诗歌艺术的觉醒，是诗人与诗的共同重生。
几乎与发表《生命底文学》同一时间，郭沫若创作了《天狗》，这篇佳作似乎是与自己的理论主张相互取证 。其时，郭沫若正在日本，诗作所表现出来的不只具有时代精神，更多的是一种生命体验。《天狗》中充溢着浓烈的主体意识，郭沫若借用中国民间“天狗吃月”的传说，抒发个性解放的思想，他把天狗从民间传说中的反面形象转化为正面形象，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五四”的精神气魄。开篇就以“我是一条天狗呀”把“我”与诗歌本身联系起来，“天狗”的生命仿佛就是“我”的生命。紧接着第二节，诗人连续用五个“我是”以表明我的身份，从哲学观来讲，“我是”即表示我存在，我生命；然后“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描述“我”的存在状态；“我剥我的皮”“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的所有狂野作为，都证明着有一股强大而独特的生命在涌动。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抒情主体以统领全局的姿态置于圣坛之上，随着内在情绪的波动自由施展个性，笔下的天狗也跟着沸腾着跳跃起来……这时，诗歌不再是单纯的文本呈现，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活动物。“我”与诗都获得了重生，“天狗”生命的喷发恰好归根于创造者主体意识以及诗歌本体意识的双重觉醒。
二、原始性创造力：诗歌中的摇滚
如果说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五四”时代的精神共象，那么原始思维支配下的“摇滚”品质则是《天狗》所特有的生命激素，不管是在横向的空间影响力方面，还是在纵向的历史传承度方面。《天狗》的“狂欢”没有前奏，开端即是高潮，即兴地高涨，那种歇斯底里地狂叫与蛮不讲理地破坏，是一种原始生态力量的展现，再配上诗歌自身紧张的快节奏，恰似一曲诗歌中的摇滚乐。
追溯到创作源头，这首先得益于郭沫若的“原逻辑思维方式”。“原逻辑思维”是一种诗性思维，有别于我们在理性状态下的逻辑思维方式。它更像一种混沌的心理机能，在这种心理机能中，人们欣赏相同的艺术所呈现出来的美却是千差万别的。笔者认为，这种差异源于人的原始本能，原始本能的延展性导致感受效果的“异化”，而这种原始本能正是诗性创作的原动力和诗作创新的生长点。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倡导的“新感性主义”理论，所谓“‘新感性’是指能超越抑制性理性的界限，形成和谐的感性和理性的新关系的感性” 。“新感性”的一个目标便是为了使现代人实现非压抑性的升华，解放人的原始本能，重建感性秩序，走向自由境界。这种“返祖”意识，我们可以到孩童的世界里寻找答案，原始人和孩童面对一切环境都是新鲜的，具有相同的感受性。孩子的每句话都像是一首诗，他们的思维是一块原生态的精神净地，没有经过理性判断的过滤，也没有现实世界的种种制约，那是纯粹的真性情的自由表达。所以，原始本能的诗情赋有无限发挥与生长的可能性。
郭沫若主张“诗是情绪的直写” 。情绪是感觉的积累与升华，他所说的情绪应该是一种感性的表达。郭沫若这位天才，似乎把握住了读者对原始本能的接受欲望。他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幻想出一个原始动物“天狗”，向现实中的理性原则发出挑战，要求否定整个旧制度，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要求。那种无理的爆发使得主体感性摆脱了压抑状态，获得了生命的极大解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天狗》以热烈的情绪怒斥时代，恢复人们对理想和精神的冲动，使人们有可能接近洋溢着希望的原始状态（或者说人类童年）的诗性大地，这对于当时生命力萎缩的白话诗坛来说，无疑是注射了一剂兴奋剂。
也许《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作品等同样是“原逻辑思维”的产物，可是它们不具备“天狗”自身的“狂欢化”特质。“狂欢化”是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提到的一个术语，在对拉伯雷小说的研究中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和论述。狂欢化理论源于西方的狂欢节，其中心就是“将狂欢式内容转化为文学语言的表达” 。“天狗”的狂欢，是“飞奔”“狂叫”“燃烧”的狂欢，是一种彻底毁灭甚至包括自我毁灭的狂欢。它是以狂欢化的思维方式来颠覆理性化的思维结构。在这个规范的世界里，“天狗”要颠覆自然秩序，并在颠覆陈规中走出一条非常规的合法化道路。这种反叛精神让我们很自然的联想到风靡在当下的摇滚乐，摇滚乐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激情，这个关键词迎合了“天狗”的狂欢本性。同样的，他们不仅是感性的释放，更是颠覆传统的革命。“天狗”像艾伦•金斯伯格那样的“嚎叫”，像鲍勃•迪伦那样的催人振奋，用狂欢的方式把内心真实的自我解放出来，重新审视这个现实世界。他们不是“垮掉的一代”，而是在不断的自我颠覆中挖掘最原始的本能冲动，引起读者灵魂的震撼和共鸣。
在作家与文本的互动下，共同演绎着“天狗”的生命乐章。“个性化”是潜存于郭沫若、天狗与摇滚乐之间的共性，使原始本能、“新感性”、“狂欢化”具有内在连贯性。个性是发掘人类原始性创造思维潜力的途径，通过个性化“表演”完成对现实规范的颠覆，从而实现自我救赎与重生。
三、浪迹淘沙：期待视阈里的共鸣
一部文学作品只有获得读者的参与，才能使其生命得以延续。姚斯区分了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存在两个期待视阈——个人期待视阈与公共期待视阈，“公共期待视阈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共同期待视阈，它以隐蔽的方式影响着个人期待视阈的构成并决定着文学接受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深度和广度” 。公共期待视阈的形成往往需要一定时间的接受段，像《天狗》在诞生之初，引起了诗界的哗然与文坛的非议，包括在今天，也有一些人对《天狗》的内容与形式存有不公平的看法。笔者把这些局部或暂时的阻力，看做是传统的期待视野跟不上诗歌形式与内在情绪的转变，那种“非诗”的反调只能变成大浪中的泡沫。郭沫若的《天狗》经历大浪淘沙，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即便是在诗歌衰萎的新世纪，“天狗”的影子也无处不在。
“天狗”是一个精神符号，代表着“五四”时代蓬勃乐观，昂扬向上而又不可一世的风气，展现了不光那一代包括每一代青年人的精神风貌。《天狗》又呈现出来史无前例的狂躁情绪：“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这种狂躁是每一代人尤其是青年人共有的焦躁情绪，这是时代苦闷的宣泄，是个人倦怠的无奈，是个人体验与时代环境的契合形成的公共期待视野。
现代社会里，当我们烦闷，失却了路标，陷于漂流无为，心理压抑或者情绪兴奋的时候，《天狗》是最适合捧来做冲浪式放纵的作品。作品与读者之间互动产生的共鸣效应，使得《天狗》生命永恒，因为我们把自己也参与在其中！
结语
时代，作家，文本和接受者共同完成了“天狗”的生命塑造。然而，这还不够，诗歌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美品格的构建，诗歌生命与诗美品格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诗美精神的追求，当代诗歌评论家干天全教授有过精辟论述：“真正的诗人不仅以博大的胸襟体现人文关怀的诗意，还会以追求诗美的执著精神来对待诗歌创作。诗人只有创作出内容和形式俱美的作品才会在读者中树立口碑，这样的诗歌才是有生命力的，自然也就可以流播和传颂。” 这也就回答了同样是郭沫若笔下的《三个泛神论者》《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却不能够像“天狗”那样一路狂奔，引吭高歌的疑问。当下，面对诗歌的边缘困境和诗歌精神的危机，对《天狗》旺盛生命力的深入追究与探讨，可以从中获得许多诗歌重建的启示。
作者简介：孙晓东（1989--），男，山东临沂人，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诗歌理论。
注释：
郭沫若：《生命底文学》，1920年2月23日《时事新报•学灯》
《生命底文学》发表于1920年2月23日，《天狗》于1920年2月初作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第290页
孙玉石：《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论探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5期
《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郭沫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干天全：《重建诗歌精神的当下阐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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