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赠答诗是我国诗歌史中较为特殊的一类，由赠诗和答诗两部分构成，诗人来赠，友人相答，在一赠一答的交互中自然地形成一种情感交流结构，成为文人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形式。赠答诗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它肇端于先秦，发展于东汉，成熟于建安。自建安以来，赠答诗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开拓并对后世产生典范意义，表现在情灵摇荡、悲己怀人、感慨天命这三个方面。
关键词：赠答诗； 赠者；答者；新变
答诗是我国诗歌史中较为特殊的一类诗歌，诗人来赠，友人相答，在一赠一答的诗歌交互中自然地形成一种情感交流结构，这种情感交流最少需要两位诗人才能完成。因此赠答诗具备两个条件：文人自己创作（“我”，即赠者）、特定的倾诉对象（“人”，即答者），特定的情意传达则成为主要内容。赠答诗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它肇端于先秦，发展于东汉，成熟于建安。自建安以来，赠答作品就成为文人交际的重要门类，萧统《昭明文选》将诗分为二十二门，其中“赠答”一门收录自王粲至齐梁的诗作凡七十二首，成为最多的一门，而其中收录建安赠答诗16首，占五分之一多，足见建安赠答诗的重要性。
“赠”在先秦时期就是一种重要的礼仪，形式上有赠物和赠言两种，《晏子春秋》强调了赠言的重要性：“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如赠人以言。” 赠言也就是赠诗的前提。从现存的资料可以看出，《诗经》中就已经有了成熟意义上的赠答诗。如《诗经•大雅•崧高》、《诗经•大雅•烝民》，诗歌包含两个内容，一是颂美出行之人的才德足以担当大任，二是赞美军队的威武雄壮。国与国之间礼尚往来的交往原则使这两首诗流露出浓厚的政教意义。
汉代赠答诗得到较大的发展，数量虽少，内容已扩展至友人往来和夫妻情谊的表达。如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引《文士传》所载桓帝时桓麟与客问答之作，蔡邕的《答卜元嗣》二首、秦嘉夫妇之间的赠答诗是东汉时期较为重要的赠答作品。桓麟与客的问答之作和蔡邕的两首答诗均为四言，这两首诗从先秦时期国与国政治性的交往转变为个人日常生活文人雅士的交往，情感表达继承了先秦赠答礼尚往来的性质，措辞的运用上看不出文人内心的性灵摇荡。因此东汉末期秦嘉夫妇基于倾诉夫妇情感、个人性情的赠答诗就显得弥足珍贵。逯钦立《汉诗》收录秦嘉《赠妇诗》四首，内容上，除了倾诉与爱妻临行无法面别的憾恨以及殷殷思念和对爱情的忠贞笃始，还有独自一人他乡为官的孤独寂寞，人生苦短、世道艰辛的慨叹。徐淑的答诗借楚辞体以叙自己对丈夫的刻骨相思。二人赠答诗主题所表现的不是先前赠答诗流于政治表面和敷衍他人的礼尚往来，而是渗透了个人情感中那些灵魂深处的激荡，为赠答诗开拓出新的局面。真正为赠答诗树立典范的却是建安赠答诗。
文学史家一般认为从建安元年至黄初七年（196-226）这三十年为建安文学，因此本文论及建安赠答诗均以此一时间断限为据。这三十年间所存赠答诗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了前代。据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录的诗作来看，建安时期赠答诗共36篇（包括仅存残句者），作者有王粲、徐干、应玚、刘桢、曹植、繁钦、邯郸淳、曹彪八人。在建安赠答诗中，赠者与答者在沟通思想感情的同时，抒发了个人强烈的主观情绪，这也使建安赠答诗较之先秦两汉赠答诗具有新的内涵，“人”、“我”关系变的更为丰富：
一、“及子同寮，生死固之”、“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颂美真挚友谊和高洁品性。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诗人们往往四处迁徙，彼此间的笃厚情谊往往由于交通阻隔而难以继续，因此诗人们都非常重视友谊，在互赠的诗歌中往往表达情谊的真挚与可贵。如王粲现存完整的三首赠答诗都是作于流落荆州时期，这几首诗在体裁上继承了先秦临别赠诗的形式，皆以平典雅正的四言体出之，且皆为临别赠行之作，表面上与先秦赠答诗无二，但却饱含了诗人极为真挚的个人情感：“蔚矣荒涂，时行靡通。慨我怀慕，君子所同。悠悠世路，乱离多阻”（《赠蔡子笃》），诗人不仅担心路途遥远坎坷使友人行路更为艰难，更加怀念友人，忧伤友人的离别，因为“人生实难，愿其弗与”，对友人的怀念则以“君子信誓，不迁于时。及子同寮，生死固之”达到高潮。“我思弗及，载坐载起” （《赠士孙文始》），“临此洪渚，伊思梁岷。尔行孔邈，如何勿勤”（《赠文叔良》）等都是王粲在送别友人时忧愁情绪的外化。刘桢怀念与曹丕的敦厚友谊，“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盼叙忧勤”（《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其二），诗人饱含深情的写出曹丕探望病中的自己，而使自己精神得以振奋的事件来表现真挚的友谊；或以写景衬托出离别时诗人对友人的殷殷嘱咐：“瞻我北园，有条者桑。遘此春景，即茂且长。……日月其迈，时不可忘。公子瞻旃，勋名乃彰”（繁钦《赠梅公明诗》），诗人勉励友人应珍惜时间，建功立业。邯郸淳在《赠吴处玄诗》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情感。或铺展场面描写友人相会时的场面，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友朋的思念，“众宾会广坐，明灯熹炎光。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觞行无方”（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其一）。
东汉末期清议集团也促成了文人学士对高洁品格的崇尚，因此他们在颂美友谊的同时也歌颂了高洁的品性，这两者密不可分，高洁品性不仅体现了诗人对友人的赞美，也体现了诗人的交友原则。对高洁品性的提倡成为建安赠答诗的重要内容。他们或赞美友人的德行，“潜鳞在渊，归雁载轩。苟非鸿雕，孰能飞翻”（王粲《赠蔡子笃诗》）、“亮怀玙璠美，积久德逾宣”（曹植《赠徐干》）；或赞美亲友的正直品性，嘉美劝勉，如刘桢《赠从弟诗》三首，“首章以苹藻比，慰清修之必见用也；……次章以松柏比，勉劲节之当特立也；……末章以凤凰比，戒盛德之宜养晦也”，采用“纯乎用比” 的手法，颂美从弟品格高洁正直，卓尔不群，勉励他应修身立行，俟时用世。此外，丕植兄弟二人与邺下文人之间的交往也格外重视品性，刘桢在《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中就赞美了曹丕“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珍视友谊、平易近人的品性，曹植《赠徐干》针对徐干甘于淡泊的品性予以赞美，可是也批评了他“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的态度，劝其出山建功立业。
二、“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倾诉政治苦闷和人生遭际。东汉末年“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建安文士多怀济世之心，希冀建功立业，然而他们从四处流徙到齐聚曹操麾下并没有遂其所愿。尽管曹操多次下求贤令，实重用“治国用兵”之才，文士终不得在政坛上遂其青云之志，反倒是以翰墨辞赋的才华博得曹氏父子的青眼，久之文士便有不遂壮志的政治苦闷。这在赠答诗中有所反映，他们往往寄政治苦闷于乡关之思中，如应玚的《别诗》二首写远别在外，欲归不得的惆怅心情，“行役怀故土，悲思不能言”（其一），“远适万里情，归来未有由。临河累太息，五内怀伤忧”（其二），流露出凝重而真挚地思乡之情。王粲的《赠蔡子笃诗》，诗人借友人蔡子笃的归乡诉说怀乡之情，“我友云徂，言戾旧邦”、“慨我怀慕，君子所同”，却也表达了自己在荆州不被刘表重用的郁郁不得志，“瞻望东路，惨怆增叹。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既是赠友，又是怀乡，更是悲己。刘桢素被评价为“气褊” ，时人王昶称他“性行不均，少所拘忌” （《三国志•王昶传》），当他的抱负无法实现，而整日束缚于繁琐的公事当中，便有了“沉迷簿领间，回回自错乱”（《杂诗》）的怨叹。因此才会有不趋流俗平视甄氏的举动，入狱不久即写下《赠徐干》，“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仰视白日光，皦皦高且悬。……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赠徐干》），“沉心曲”、“不能言”者何?怕是他济世之心无从实现，在理想与现实痛苦挣扎的矛盾。
三、“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寄托世态人情和事理感慨。建安诗人在叙述政治失意时，往往上升至思考普遍的人生哲理，在情理结合中寄托了诗人在政治、人生受挫时的感慨。曹植《赠白马王彪并序》最具代表性。之前建安赠答诗的内容无非相聚之乐，离别之思，以及个人出处进退等话题，而在邺下文人集团风流云散之后，曹植的这首诗却为赠答诗的创作另辟门户，开拓了更为宽广的境地。此时曹丕贵为皇帝，曹植却数徙封地，所封之王皆为县王，并且一切封赠，比诸王“事事复减半”（《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政治失意，其孤寂、抑郁之情自可想见，他在《求通亲亲表》中愤恨慨叹：“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 ，这种愤恨失意情感诗中展露无遗。此诗作于黄初四年朝京师之后，就具体的事件而言，诗人悲痛悼念任城王曹彰的暴死，“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慨叹与白马王曹彪的生离，“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想与偕，中更不克俱”，这些都加深了他对于生命困境的悲叹，以及理想人生幻灭的哀恸，“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喈令心悲，”进而使他怀疑天命和求仙，“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诗歌突破了一般赠答诗的赠行、怀友、颂美、劝勉等内容，更写及与亲人的不舍分离，对政治迫害的愤恨无奈，对生命困境的思考等复杂层面，加之情景事理的融这一炉都使该诗达到新的高度。方东树称此诗“气体高峻雄深，直书目前，真书胸臆，沉郁顿挫，淋漓悲壮……与空论泛咏者不同” ，因此这首诗在赠答传统中，就有了一定的典型意义。
综上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赠答诗在内容上与前期有很大区别，不再专注于礼尚往来政治外交性质的赠言以及劝勉友人性质的箴言，而是在叙友别离的赠诗中包含了赠者的种种情感，或怀乡，或念友，或悲于政治失意，或感于人生实难。他们内心的情感无所发泄而借赠答诗得以倾诉，怀人更是悲己，赠答诗中“人”与“我”的关系“便不仅是单纯的同游共宴之乐与别离之思而已，还蕴融了自怜怜人、自许许人的多重情感，以及个人出处进退的考量” 。建安赠答诗以其在内容上的新变，给后世赠答诗的创作以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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